見天地，見衆生
曾經在周刊工作過的“老人”見面，有時一時分不清誰先誰後，慣用的方式是報上初次到周刊時的工作地點——按照周刊的主要發展階段，基本上分為淨土（胡同）時期、安貞（大廈）時期、美術館時期和霞光裡時期。
如果按這種類似于考古發現、用地名代表某個時期的分類，我是三聯“第二期”——安貞大廈時代的人。2001年一個暖洋洋的春日，按約定時間踏進安貞大廈頂層的辦公室接受李大人面試時，趁機打量了一下辦公環境，立即覺得無論是通往閣樓的旋轉樓梯、還是腳下吱吱亂響的木地闆都是我想象的“文化單位”的味道，于是油然而生一種親近感。
那時也根本不會想到，自此開始了一段17年的曆程，所以我曾戲言，老了寫回憶錄的時候，書名叫《我把青春獻給你》。
為了這篇文章，特地上網找到了我在三聯第一次發表文章的那本雜志，是第145期。那是第一次以實習記者的身份，采訪一位因情感糾結而激情殺人的大學生。費盡周折聯系到了羁押他的看守所，如約而去。當我坐在管教的辦公室，遠遠地聽到金屬腳鐐拖着地面，一下一下，從走廊那端由遠及近，我的心也抑制不住地狂跳起來。但還是強作鎮定，聽着他的腳步走到門口，然後看到一個滿臉稚氣的大學生走了進來，眼神畏縮又服貼地看着警官。
警官解開那位劉姓大學生的手铐，然後例行公事地叮囑他，讓他好好配合記者采訪，以自己的故事警示其他年輕人之類的，然後就轉身離開，剩下我和他面對面。大學生的表情依然恭順，讓我很難相信他是捅了對方27刀且焚屍的主謀。但他不經意的那麼幾抹眼神又流露出狡黠和兇狠。那天聊什麼我完全不記得了，唯一能記得的，是一邊努力整理自己的思緒，向他提問題，一邊在自己的腦海裡展開了各種想象：他被解除了手铐，兩隻手是靈活的，萬一他猛地沖過來扼住我、把我當人質，我鬥得過他嗎？……嗯，看他這身高，我應該能搏鬥一陣……不，不會的，他戴着腳膫，不會移動那麼快的……
當然最終什麼也沒有發生，我還算順利地寫下了在三聯的第一篇稿件。隻記得自己還花了點心思為這樣一個殘酷的殺人事件想了開頭，大意是說劉某和那個女孩兒相識于13号，又是一個周五，預示着一個不幸的開始雲雲。發稿時全部被主編拿掉，隻剩下他愛說的“幹貨”。後來很長一段時間寫稿子，都不怎麼敢去嘗試花裡胡哨的結構和文本，隻老老實實地去找“幹貨”、寫“幹貨”。有那麼一段時間，主編在發稿會上對我文章的點評，經常是這三個字——“很紮實”。坦率說，我那時還不太能理解為什麼會用“紮實”這樣一個似乎與笨拙有關的詞來形容一篇文章，内心不免沮喪。但直到若幹年後以編輯的身份面對一些東拉西扯、松松垮垮的文字時，一下子就理解了那個評價的價值。
現在想起來，在看守所裡對殺人大學生的第一次采訪，是我人生裡頗具象征意味的一瞬。自此，像掉進了愛麗絲的兔子洞裡，我的生活甚至人生之路都發生了一個巨大的轉向。此前，我在當時北京最高檔的寫字樓過着衣着光鮮的生活；此後，則奔忙于各種熱點新聞，過着痛并快樂着的生活。寫過各種天災人禍——地震、空難、大火、恐怖爆炸，去艾滋村，采訪SARS，調查PX，寫過遠征軍、奧運會、世界杯，也采訪過一些大衆知名度很高的所謂名人……五花八門，以至于有人問我是寫哪一領域的，我一時語塞。
過了很多年我才意識到，我是趕在了三聯從雙周刊變成周刊的曆史節點上。強化新聞性，是朱偉當時為周刊定下的頗有遠見的“戰略決策”。經常是這一周不知道下周會在哪裡，有時甚至頭一天不知道第二天會突然出現在什麼地方。那時與其說我有什麼“鐵肩擔道義”的宏大志向，不如說這樣的工作滿足了我一顆不安份的心。它會不斷挑戰你的身體極限、心理極限和認知極限。但唯其如此，我的好奇心，甚至是好勝心被不斷地激發出來。李菁（蔡小川攝）2003年SARS期間，我被安排去采訪某位特殊人物。事關敏感，朱偉叮囑我不要走露任何風聲，采訪也遠離當事人的家，另找他處進行。當所有的采訪結束，騎行在去美術館東街的辦公室的路上，小心翼翼地照看着裝有那份錄音磁帶（多麼有曆史感的名詞）的包，突然有了一種挺莊嚴肅穆的感覺，好像也是第一次意識到，這個工作不僅僅是滿足我的好奇心、開拓眼界的意義。後來從國外同行那裡學到了一個詞，pushtheenvelope，年輕時是樂觀主義者，認為更多的言說空間總是會一點點push出來的。現在想起來未免太過天真，但能安慰自己的是，至少曾經嘗試過。
在不少人眼裡，社會熱點新聞是速朽品，是“外向型”的，做的再多也不過是重複一個個既有模式，無關乎個人成長。對此，我不敢苟同。現在想起來，那些年對這些社會熱點事件的采訪，從某種意義上講，至少在個人層面上完成了“重估價值”的意義，也讓我更深地理解了根植于這塊土地的内在肌理和芸芸衆生的真實底色。如今，再狗血的社會事件，都能在曾經做過的社會新聞裡找到它的底色或基因，不過是舊有事件的升級版或加強版而已。
在我看來，做社會新聞記者得到的财富是——見天地，見衆生，最終見自己。我們與社會熱點保持最近距離的關注，又随時觀察、調整、校對自己。不囿于成見、不仰望權貴、不迷信權威——不論這權威是被權力、資本還是“民意”所加持，這一過程伴随着内心對自己的成長路徑和自我價值的确認和堅持。衆生喧嘩，我們更願意用自己的眼睛去發現，相信我們基于專業訓練和一手采訪得出的判斷。這應該是人格獨立與精神自由的基礎。而在這個時代，它又是多麼稀缺。
奢侈的幸福
初入周刊時，像很多年輕記者一樣，總是小心翼翼避開和主編朱偉的眼光接觸，每到周一，就忐忑不安地等着他的“宣判”。
周刊的每一個記者都有一筆血淚史，我也免不了被斃稿、被訓斥的命運——雖然退休後的朱偉仁慈很多，總是說“我沒怎麼罵過你”。最刻骨銘心的一次經曆，是在2005年參與抗戰專題的時候。那一次我被分配寫抗戰時期的汪精衛。這是我感興趣的題目，于是躍躍欲試，總想寫出點不一樣的東西。桌上的資料堆得幾乎把我埋起來，為了盡快把材料消化掉，連續幾天每天隻睡了兩三個小時，終于在周日交上了一篇自鳴得意的文章。文件發送完畢，又趕去賓館采訪陳香梅，為下一篇文章做準備。哪知對陳香梅采訪還沒結束，就見到朱偉的電話進來。心裡有不好的預感，強撐着把采訪結束之後回撥過去。電話那頭的朱偉并沒有發怒，但隻一句話就讓我崩潰了：“你這種寫法不對，得重寫！”
接受朱偉“審判”時有兩種心态：一種是因為自己偷懶或采訪有難度，交的稿子自己也心虛，但又想僥幸蒙混過關，這個時候，如果被火眼金睛的朱偉看出來罵一頓也自知理屈；另一種是拼盡了全力，但因為文章的走向、整體構思與布局沒有體現主編的初衷，也會被勒令返工。第二種情況下就會異常委屈。我記得我把車停在道邊上，眼淚實在不能忍住，在車裡大哭了一場。但想到哭死了也要交稿，整理了情緒默默開車回家，拼盡最後一點力氣重新寫了一版。交稿之後，我立即癱倒在床，從下午4點一直睡到第二天上午8點，害得家人好幾次過來觀察我是否還有呼吸。
其實朱偉并不是一個将“理想”這些大詞挂在嘴邊時刻來鼓動你的人。他隻是用他一慣的嚴苛告訴大家，一個好作品應有的标準和為此應該付出的努力是什麼。朱偉的嚴苛首先是對自己的。每到發稿，他戴着深度近視眼鏡，臉幾乎貼在屏幕上，一字一字地改，如此堅持了十幾年。很多年後，直到我也開始參與發稿，面對各種題材的文章、各種風格的報道，一個字一個字地看、修改，我才知道老主編這十幾年的堅守是多麼地不易！
《三聯生活周刊》原本不是體制内的刊物，在傳統的權力結構中并不占一席之地。但朱偉帶領三聯以高标準生産的精神産品，在業界甚至公衆社會赢得了一份難得的尊重和尊嚴。一次在宣傳部門的會議上，一位領導談及《三聯》時誠懇地說了一句：《三聯》這樣一本雜志，沒有任何官方背景，也不借助于政府推動，完全靠讀者發自内心地掏錢購買，走市場道路，有了今天的局面，值得我們好好學習。
那種對文字和工作态度的嚴苛，在潛移默化下變為周刊的“默認設置”，也被後來的李大人所“繼承”。對我而言，不論是初入三聯時的新記者，還是後來也算是有了一些閱曆的老記者，面對每次采訪和寫作，仍然戰戰兢兢，不敢留一絲餘力。每次截稿前，仍貪婪地想多采訪一人、多看一頁材料。某時也會厭惡于自己的糾纏，但腦海裡仿佛也一直有個對話：“非如此不可嗎？”“非如此不可！”多少令我有些意外的是，我沒想到這份工作也重新“塑造”了我——從小到大，無論是父母、老師和同學，還是以前單位的領導，從沒有人說我“認真”，所以當我第一次從朱偉那裡聽到他用“認真”來評價我時，我大為驚訝。這颠覆了長久以來對自己的認知。我後來意識到，發自内心的熱愛，加之對一種品質的要求，會讓一個人不斷鼓起勇氣，突破了一個又一個的天花闆，也讓自己看到了更多的可能性。從這個意義上講，我也感謝這份工作。
陰差陽錯，周刊曾惹起風波的幾篇文章，碰巧多少都與我有關。其中有一次是西藏的報道，周三剛剛從印刷廠送到報刊亭，便因為裡面我采訪的一位人物而惹了麻煩。接到朱偉電話，我急匆匆趕到三聯書店，遠遠地見到朱偉站在樓前等着我，一臉疲憊。當時百感交集，頭一次覺得他的強悍背後，有很多不被我們所知的東西。
2018年1月4日，李菁在特拉維夫采訪以色列著名作家阿摩司·奧茲（張雷攝）對于我惹的麻煩，朱偉沒有一點抱怨，也沒有說一句對我有任何心理壓力的話。他隻是确認我的采訪來源是否可靠之後便不再讓我牽涉其中。2014年初的一篇人物封面，再一次惹了麻煩。後來我被夾在三聯書店大大小小的一堆領導裡，聽取上級主管單位的處理意見。領導們發了言後，我在猶豫作為“直接責任人”，是否需要對自己的錯誤表個态。但剛想張嘴，卻被朱偉用一個頗為嚴厲的眼神阻止了。我登時明白了他保護記者、不希望我引起注意的良苦用心——為了這些記憶，我在心底為這位老主編保留一份永遠的敬意。
一次新年聚餐上，朱偉酒後老淚縱橫，據說後來回到辦公室裡哭了很久才平靜下來。我遺憾地錯失了這一場聚會。以後的任何聚會，朱偉不再放縱自己的情感，不願意把自己的那一面示于人。
記得苗炜某一次離開三聯又返回時，有點自嘲地說：“我們這些人在三聯待這麼多年，出去之後發現除了寫稿，什麼也不會幹。”過了一會兒，他又表情複雜地補充了一句：“出去了之後也才發現，老朱自己扛了很多事，就為了讓大家安心寫稿。在外面轉一圈，發現能有這樣一個安心寫稿的地方也挺難得的。”
寫稿的日子永遠是自我折磨、自我煎熬的過程——挑戰已有智識的界限，與自己的惰性抗争，但又伴以無可言說的快樂。夜深人靜敲下那些字符時，會想象着它變成鉛字，被另一些人所接納、所理解、所共鳴。那是一種彼此心領神會、妙不可言的默契。借用那句詩——“靜靜地，我們擁抱在，用言語所能照明的世界裡”。
我曾經采訪過著名考古學家李濟的兒子李光谟，他說過李濟生前最喜歡莊子的一句話是“獨與天地精神往來”。雖然我遠達不到大學問家的境界，在工作到夜深人靜，萬籁俱寂之際，一個人真正沉浸在文字構成的精神世界裡的時候，似乎多少也感覺到了那種無以言說的欣喜與滿足。
某年，朋友遊說我參與到一位舉國皆知的商界巨賈的某個文化項目裡。後來在公衆場合見到了這位巨賈，朋友問我意見，我不假思索地拒絕了。他似乎有點驚訝于我的沒任何餘地的絕決，問我原因。我沖口而出：“感覺不好！”
朋友聽罷，一時愣怔。半晌，有點無奈又有點嘲諷地說：“為了‘感覺’工作，在這時代真是奢侈！”
想來也算是慶幸，從小到大成長于一個相對寬松的環境，大多數時間裡可以按着自己的“感覺”任性地活着。而三聯更是營造了一個可以小任性的環境。用一位前同事的話說，三聯的風格就是讓每個人自律和盡職，共識是人人盡本份并盡到極緻，不抱團，不結派，也不求賺取同行吆喝，但求無愧于内心。
很多人用“小資”來總結三聯的氣質。對這種評價，我時常感到困惑和不解：當年我第一時間跑到巴厘島去做恐怖爆炸事件，是“小資”嗎？2008年汶川地震，吳琪和李翊徒步走進映秀鎮，是“小資”嗎？我的同事王海燕和楊璐在冰天雪地的春節遠赴黑龍江，調查湯蘭蘭案，是“小資”嗎？……我甯願理解為他們體察到了三聯這份氣質的特别，而一時無法找到準确的詞語來形容。那麼，究竟是什麼構成三聯獨特的氣質和精神品性？後來看到漢德法官的一段話，我似乎為這個問題間接找到了答案。“什麼是自由的精神？我無法給它下定義，隻能告訴你們我自己的信念。”他說，“自由的精神，就是對何謂正确不那麼确定的精神；自由的精神，即是盡力去理解别人見解的精神；自由的精神，即是将别人的利益與自己的利益不帶偏見地一并考慮的精神。”我想，這或許也是三聯價值觀的一部分吧。也許正因為如此，三聯永遠不會是公共輿論場的焦點和寵兒，甚至有的時候都不那麼讨人喜歡。
2014年，周刊做了800期紀念專刊。我後來在雜志上讀到朱偉花了很長時間梳理、撰寫的大事紀，心底難免抹過一絲傷感：他是在為自己的告别作準備，而這一天也終于到來了。當我後來看着自己名字的位置在版權頁的位置越來越靠近，前面曾被我仰視的那些人漸次離去，有時突然感覺一激靈，覺得一切是一場巨大的誤會。後來看心理學上有“冒名者效應”，深覺描述的就是我真實的心理狀态。新的工作崗位于我也是個巨大的轉變，千頭萬緒，時間又被割得零碎，有時也難免心煩意亂。但是内心也一直有個聲音在告訴自己：這是我奉獻了自己青春的地方，所以别無退路，隻有拼盡全力去守護“三聯”這個品牌。
離開“戰鬥一線”的日子，有時分外懷念那種惴惴不安、緊張急迫又不期然有各種小奇遇的記者生涯。不寫稿的時候，才發現心無旁骛地寫稿，是一種多麼奢侈的幸福。
2017年底，終于為自己争取到了去耶路撒冷采訪的機會。好久沒在那個軌道上了，又是一輪出征前的雞飛狗跳，頂着重感冒登上了飛機。然而，站在哭牆前，登上戈蘭高地，終于找回了那久違的“我在現場”的慰藉。
在狂風暴雨的第二天，我和攝影記者張雷外出采訪。風和日麗的一天終于要結束時，突然發現手機不工作，導航完全失靈，又趕上安息日加油站關門，我們倆險些抛錨在以色列的荒郊野外。當克服重重困難最後終于摸索到了最後一個采訪地點時，張雷突然悲憤地仰天長歎一聲：“我的小心髒呀，都要碎了！”那次以色列之行，著名作家奧茲在接受采訪時說：“好的故事是生命的一個饋贈。”而這些經曆，又何嘗不是生命的一個個美好的饋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