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行世界
2000年的7月份，我進入《三聯生活周刊》工作，做社會記者。三聯的記者分為專業的和非專業的，前者有固定的報道領域，而後者沒有。我就是那種“非專業”的社會記者，隻要是熱點的選題都會去做，有時候需要上山下鄉，有時候要正襟危坐，有時候去調查，有時候去“跑會”，什麼事都力圖了解一點，各種人都要傾聽。
最初的時候，我把交換的名片收集在一個空的月餅盒裡，很快就裝滿了。後來我用了專門收集名片的盒子，但很快也被填滿。最後，我每年整理一次名片，都塞在單位大信封裡。更多的人沒有名片，他們的聯系方式被随手記錄在各種本子上。
這些人的故事有的被寫進了報道，有的還潦草地停留在記錄本上，還有些留在記憶裡，仿佛進入到了一個個單獨的隔間裡，彼此不再有聯系。他們的面貌林林總總：股海沉浮的基金經理、大火後失去孩子的父母、躊躇滿志的海軍軍官、沉迷網絡遊戲的城市少年、貪污過億的官員、“血汗工廠”裡的“90後”、少年成名的創業者……有人在時代的列車上飛速前進，有人則被甩下來茫然四顧，還有人似乎走錯了方向。
2000年開始工作，我所感受的這近20年中國社會最大的特征，便是分化，抑或說是階層分立，并由此引發的觀念／生活方式的沖突。買房和沒買房的，一線城市與四線城市，在富士康工作的與在騰訊工作的，看中醫的與看西醫的，看原版迪士尼動畫片與看國産“光頭強”，用“小紅書”與用“拼多多”，喝星巴克與喝精品手沖，自由主義與威權主義。
不同的階層形成了不同的平行世界。世界是平的，世界也是平行的。正是這些平行的世界構成了我們今日中國的面貌：多層次、多維度、不同的利益、不同的夢想，衆聲喧嘩。
我常想起魯迅先生說的——人類的悲歡并不相通，“樓下一個男人病得要死，那間壁的一家唱着留聲機；對面是弄孩子。樓上有兩人狂笑；還有打牌聲。河中的船上有女人哭着她死去的母親”。魯迅冷冷地說：“我隻覺得他們吵鬧。”
我們生活在不同的世界裡，很難彼此理解。共識——恐怕是今日社會最稀缺的要素。但缺乏“共識”并不可怕，畢竟共識不僅是個結果，更是一個過程。因此形成共識的過程才更重要，它是利益博弈，是彼此認知。而認知又是博弈的前提。可怕的是，技術進步使我們的聯系越來越便捷，但“認知”的鴻溝卻在被拉大。
今天我們生活在一個信息極度豐富的年代，但我們未必能正确擁有這些信息。科技公司在算法的世界中，炮制了一個個“信息繭房”，讓我們隻關注于自己“感興趣”的信息或者自己認為“正确”的觀點。就像一個喜歡吃肉的胖子，他被推送的食譜裡永遠不會有蔬菜；一個隻鐘愛玫瑰的姑娘，會忽視掉整座植物園。越開放越封閉，越多元越孤立，既豐富又匮乏，是這個時代的悖論。
還好我們做了一本雜志，而且已經做了1000期，試圖把那些時代碎片拼接起來，看清正在發生的事情，不斷接近真相，并眺望未來。我在這本雜志中最主要的工作便是建立認知，在時代的大網中梳扒珠玉和塵埃。把這些平行的世界融合在一起，我們才能認識一個相對完整而真實的世界。
在認識論上，我是一個悲觀主義者，終究仍有許多盲區我們未曾了解。但行至水窮處，便又想起魯迅的另一段話：“無窮的遠方，無數的人們，都和我有關。”我們終将要為他們畫像，也是為時代畫像。
我們的文化中，本有濃厚的現實主義精神，在孔子那裡是“不能事人，焉能事鬼”，在司馬遷那裡是“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現實主義是對現狀的勇敢回應，是對每個人的關懷與責任。而我們現在卻越來越多背離現實主義，言不由衷，沉溺于無根的虛幻中。
生活于社交媒體，則易陷入無端的狹隘，見自己難見衆生。回顧這1000期的工作，我打撈起了3個人物，曾經采訪過而未曾忘記。放在一起，重新講述。他們都是時代的産物，生活在不同的時空中，被裹挾着前行。我想，現實世界與我們的關聯，之于我們的意義，便是由那些不同人的命運所體現。今天，我們不能放棄這種現實主義的傳統。李偉（張雷攝）2010年在内蒙古阿拉善盟采訪環境治理問題（黃宇攝）校長
我時常想起邊疆小鎮的校長張延成。他的身高有1.8米多，體格壯碩，多年的高原生活，臉被曬得紫紅。在操場上，站在一群孩子中非常顯眼。他是新疆喀什塔什庫爾幹縣中學的校長，新疆伊犁人，1989年畢業于新疆教育學院，然後回伊犁擔任了4年的代課教師。1993年，張延成來到塔什庫爾幹中學任教，一人獨自講授所有的理科課程。我見到他的時候是2009年的7月，他已經在這裡工作了16年。
塔什庫爾幹在中國最遙遠的邊疆，帕米爾高原的深處，塔吉克族的聚居區，毗鄰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玄奘取經的時候曾經路過這裡。除此以外就是貧瘠，一年四季遍地風沙，農作物隻有土豆和一種叫恰麻菇的高原蔬菜。2009年夏天，我因為寫一篇新疆的考察報道，一頭紮到了這個遙遠的地方。
别的校長關心的是教育、升學率和教學負擔，而張延成發愁的問題還是吃飽飯，或者說是營養問題。我見到張延成時，正趕上學生的晚飯時間。
學生們排着長隊，每個人可以在門口領兩個小個的油馕，然後到後面盛一碗奶茶，除此以外再無其他。領到食品的孩子，用油馕蘸着奶茶吃。“馕可以管夠，就是沒有菜吃。”張延成撕開一個馕遞給我。早上，學生們也是吃奶茶加馕。中午會吃得好一些，一、三、五吃手抓飯，二、四吃拌面，周六、日吃馍馍菜。
學生能來上學已經不錯了，家庭大多負擔不起吃飯錢，于是學生們的夥食費由政府的财政負擔，每人每月95元是當時這個貧困縣所能承受的極限。這樣算下來，每個孩子每天隻有3.5元，隻能吃3個馕和1個雞蛋。而外面運進一棵白菜的價格也是3元多錢。張延成焦慮的是，怎麼能保證孩子們每天能吃一個雞蛋。不過盡管如此，很多學生在學校還是比在家吃得好。2014年在巴西采訪“世界杯”（于楚衆攝）張延成還帶着孩子們和老師一起開墾了100畝荒地作為農場，但由于氣候問題，起不到什麼作用。學生營養不良問題困擾着他。我見到了一個叫卡杜爾江的男孩，他已經16歲了，但十分瘦弱，看起來隻有十一二歲的樣子。他的家位于昆侖山的深處，徒步進山70公裡，順利的話需要走3天。到夏天時，冰川融水形成山洪，他就回不去家了。
卡杜爾江并不是住得最遠的學生，更偏遠的鄉村位于昆侖山腹地，那裡學生的上學之路竟然長達1000多公裡。他們先要翻出大山，到達葉城，然後再坐車穿越七縣一市到達塔什庫爾幹，最快要走10天。每年開學前，張延成和縣裡的幹部都要進山，把居民點的學生集中起來，統一帶到學校。放假的時候，再統一送回。
事實上，自治區鎮政府剛剛拿出了6000多萬元，完成了縣城小學和中學新校舍的營建，兩座學校是縣城最堅固和豪華的建築。這兩座樓對新疆意義重大，因為有了它們，新疆終于基本普及了九年義務制教育。政府還承擔了學生每年三四千元的學費。教師，是張延成另一個發愁的問題。偏遠和艱苦令人望而卻步，在學校教書的很多都是當地駐軍的家屬。除此之外，别無他法。
有時，過大的差異确實會限制我們的想象力。
在那個中國最邊遠的學校，有着寬敞明亮的教室，但孩子們還在為每天吃一個雞蛋而奮鬥；其他地區苦惱于校車安全、學區天價房，而他們的問題是暑假無法回家，擔心路上被山洪沖走。中産階層父母抱怨月入5萬元承擔不起孩子的國外夏令營，但在遙遠的邊陲，那個紅臉膛的中年校長孤獨地站在風沙漫卷的操場上，滿心想的是如何能找到幾名講普通話好的年輕人做老師。
我們不能說哪個問題是虛僞的，哪個問題才是真實的；哪種痛苦是卑微的，哪種又是崇高的？隻是我們不該隻看到一個而忽略其他。
去年我看到了斯坦福大學教授羅斯高的關于中國農村教育的調查。這份調查顯示貧困鄉村孩子還有比較嚴重的健康問題——27%的小學生貧血，33%的學生有寄生蟲，近視而沒有眼鏡的人占25%。營養問題直接導緻了農村孩子的智力與認知水平較低，這種差異影響到他們此後的命運。我能确定的是，張延成并不是唯一還在擔心雞蛋問題的校長。隻有直面這種巨大的落差，張延成的堅守才更有意義。
工人
2010年底，我在深圳龍崗的一個鎮上見到了陳定啟。寒潮剛過，房間裡陰冷。陳定啟是那種身材瘦長的年輕人，臉色蒼白，腳受了傷用紗布包紮起來，踩着一雙拖鞋。
那一年因富士康工人的跳樓事件，我開始關注新一代農民工群體，也采訪了很多年輕的工人。他們大多出身農村，年紀不大，每天像潮汐一樣進入工廠，每天在流水線上工作十幾個小時，一周至少6天，時薪隻有6元多錢，每個月的收入通常隻有兩三千元。他們為全世界生産幾乎你能想到的所有東西——玩具、紙尿褲、假發、襯衣紐扣、汽車輪胎、飛機部件。我們每天都在使用他們的産品，但并不了解他們的生活。
那時候陳定啟隻有24歲，來深圳打工已經有7年時間了。他老家在江西萍鄉，排行老幺，上面還有4個姐姐。初中畢業後，他在家裡做鞭炮加工，一天掙20元錢。這種活一般都是女孩兒們幹。他二姐在深圳打工，一個月可以掙1000多元。陳定啟心動就跟着來了。
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家變壓器廠，早上8點上班，晚上22點才能下班，周末沒有休息。實行計件薪酬，也沒有加班費，一個月隻能掙六七百元。老闆給工人租房子住，三室一廳的宿舍住了20多人，每個角落都睡着人。
他想去正規的大廠工作，比如富士康，但是很難進去，最多的是這種沒加班費的“黑廠”。第一份工隻做了三四個月，他又換了另一家廠，還是做變壓器，底薪300元，加班每小時兩塊多，一個月下來掙800多元。
兩年之間，他開始走馬燈一般地換工廠，工友、老鄉之間互相介紹，從寶安、龍華到龍崗，他幾乎都走遍了。很多像陳定啟這樣的打工者們就這樣拎着箱子，走進一扇扇大門碰運氣。但是換工作的成本很高，廠方經常會扣留工人一個月或20天的薪水。辭工很難被批準，如果一定要走，工人往往會損失一個月的收入。
陳定啟是個愛玩的人，放了工喜歡去網吧和迪廳。他那點收入根本存不下來。從變壓器廠到電子廠、玻璃廠、制衣廠、玩具廠、門窗廠、陶瓷廠……他幹了不下十幾個行當。
老闆們更希望工人們加班，而不是招聘更多的人員。雖然表面上增加了加班費，但卻可以大大節約成本。一方面省去了增加工人的底薪，減少宿舍的數量，同時，如果遇到經濟下滑訂單減少，廠方就可以主動減少加班工時而不需要解雇員工。
陳定啟并不滿足于比老家稍微多一些的收入，他開始更主動地規劃自己的人生。于是，他決定換個方向，到服務業試試。因為聽朋友說，那裡有小費拿。
他去一個會所應聘，當天就上班了，從最基層的服務員幹起，每天在門口站10個小時。陳定啟逐漸做到了領班、“部長”。可剛幹了3個月，那家會所就倒閉了。
無所事事的時候，會所裡認識的朋友拉他去給一個“大哥”當小弟。陳定啟就每天在舞廳裡給“大哥”看場子，大概一年半的時間，過着“古惑仔”的生活。晚上在場子裡喝酒跳舞，需要的時候，他還和其他小弟幫忙收債、打架。混社會的收入，要比工廠打工高出不少，每個月能掙3000多元。
荒誕的是，外出工作7年，陳定啟隻給家裡寄過3000元錢。後來他有不到1萬元的積蓄，都是“混社會”的時候攢下來的。
在會所當“部長”時，陳定啟和一個做按摩的女孩談了戀愛。那是他的初戀，他們在外面租房子住到了一起。後來會所倒閉，他找了新的工作，路上要花兩三個小時，隻能每周回一次家。女孩經常在電話裡抱怨，他也無能為力。距離終結了愛情，這段感情維持了3個月。
那年春節前，家裡又給陳定啟介紹了女朋友。他們回到了深圳，但都很難找到滿意的工作，在一起總是為一些瑣事争吵。沒有工作，女孩就去打麻将，他去買六合彩，還沒掙錢兩個人就輸了四五千元。在一起很煩，很快就分手了。
那個寒冷的下午，陳定啟跟我斷斷續續講述了他的故事。當時他剛剛砸傷了腳，在出租房裡養傷，前途未蔔。
在頭一年，《時代》周刊公布的年度人物中，中國工人群體排在第二位。《時代》認為，中國的快速發展要歸功于千百萬勤勞堅韌的普通工人，而他們中很多人都是像陳定啟這樣的年輕人。
2009年，我國共有2.3億工人，這些“80後”的“新生代農民工”就占了近50%的比例。他們的平均年齡在23歲左右，初次外出務工歲數基本上為初中剛畢業年齡，一出校門就進了廠門。他們是中國制造的基石，也是“廉價勞動力”。
他們大部分人都沒有結婚，很多人在城鄉接合部長大，沒有務農的經曆，也從來不想當農民。他們的目标是融入城市生活，在現代産業中确立自己的位置，而不是一個即插即用的零件。我采訪他的另一位工友，盡管收入不高，還是買了一輛六七千元的自行車，每周參加俱樂部的騎行活動。
然而，他們的困境和願望并不為人所知。直到富士康陸續發生“跳樓”事件後，這一階層的問題才得到一定的重視。
2010年前後，我去了幾次深圳，采訪了許多“新工人”的故事。我還記得一位富士康的女工告訴我，她每天僵硬地在流水線上重複工作，有一次一個組件掉在地上，她彎腰去撿，突然換了一個姿勢後，感到莫大的輕松。于是，她總盼望着某個零件能夠掉在地上。
他們不再像父兄那樣平靜地接受“二元差别”，不再老老實實地工作在最髒、最累、最“沒出息”的崗位上，不再省吃儉用攢錢往家裡寄，更不會掙夠錢回家蓋房娶媳婦。他們期望公平的勞動權益：合理的工資、完善的社會保障以及公平的發展機會，希望自己是城市中有尊嚴的公民。他們是權利覺醒的一代。
K律師
與前面兩個故事不同，K律師是這個時代的寵兒。他并不是為人打官司的訴訟律師，而是金融律師，協助投資銀行把中國公司運作到資本市場。很長時期以來，K都是我的金融問題的采訪對象。
重組、并購、IPO、發債，過去的20多年中，這些金融概念循環往複推動着資本市場的齒輪，每一步都需要金融律師參與談判、盡職調查、撰寫備忘錄、出具法律意見書。他們與投行經理們一起，把一個個實體經濟推進虛拟經濟的汪洋大海，從其中獲取中介傭金。而一旦上市成功，創始人與投資者們都會身價暴增，成為億萬富翁。這是中國最成功者所構成的圈子。
2000年K大學畢業後就進入了一家事務所，擅長運作香港資本市場。融資的欲望就像火山下的岩漿，在實體經濟與虛拟經濟的交易中，需要大量的承銷商律師和企業律師。K開始有越來越多的機會獨自操作項目，他有了比老律師們更多的上手機會。隻用了三四年，K已經成為一名資深律師。2005年他通過了合夥人的申請，成為當時所裡最年輕的合夥人。
最初K的薪水隻有2000元，然而很快就呈幾何級數地增長。很快，錢對他來說不再是困擾。成為律所合夥人的這一年，他買了Zegna的西服、萬寶龍的眼鏡，還有勞力士手表，把捷達車更換為寶馬5系。
K忙得要死，不停地出差、開會、看文件，行李箱就放在辦公室，準備随時走。他手頭最多時同時運轉着十幾家公司的融資項目，一個月能收獲24張機票。K的工作時間并不比陳定啟們少，但收入與地位不可同日而語。
在K的圈子裡，時間就是錢，是大錢。融資最關鍵的是把握時機，在牛市中能夠獲得最高的市盈率，用最少的時間拿到最多的錢。要快、要快、要快，所有人都急吼吼地沖進來，誰知道明天市場怎麼樣呢？“他們都巴不得你不吃飯、不睡覺地工作，用最短的時間搞定一切。”K對我說。
當然也有年景不好的時候，比如2008年的金融危機，K手裡的項目停了一半。一年之後，市場恢複。在互聯網技術的推動下，越來越多的中國企業快速成長，它們要走向海外，從國際市場中獲取資本。
K強烈感受到了職業地位的上升感——以前投資銀行打電話召集開會，律師都是随叫随到，現在律師的會議太多了，投行也要跟律師們商量時間。律師們每個人都忙得四腳朝天，所裡總覺得人不夠用，辦公室的面積又擴大了一倍。律所之間争搶人才，年輕的律師很快就能獨自做項目，市場每一天都比前一天更亢奮。
K與投資銀行家們打造了一座橋，源源不斷地将這些企業輸送出去，把身價暴增的創始人們帶回來。10年，中國資本市場坐了一輪過山車，少部分人賺錢，大部分人出局，指數又回到了起點。“韭菜”被割了好幾茬，但并不妨礙初創公司的融資渴望，那些更年輕的創始人和投資人要把公司盡快推向資本市場。不管市場起落，K律師都随着潮水而前進。
他的生活沒有什麼戲劇性，比以前更忙了。這是屬于K們的黃金時代，隻要金錢不停息，K也不會停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