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視最深的恐懼
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所有的哲學，都是對死亡的準備。但是在一個忌諱談論死亡的文化氛圍内，我從未想過，醫學與死亡會成為我做報道的題目。我在其中看到一組組充滿張力的矛盾：病人與醫生、病痛與健康、治療與放棄、與死亡怒目相向還是握手言和……
2016年春天，當我走進北京的癌症病房的時候，并不知道自己要寫些什麼。它不像我以往的選題操作，有比較明确的目标，比如礦難空難事件、法律案件、學者訪談。我提出醫生的選題，是因為讀到美國叙事醫學倡導者麗塔·卡倫的一段話，大意是說，醫生生活在一個“科學世界”裡，在學術理想、科學上的競争壓力、職業的優越感和表現自我技能的雄心中，往往遮蔽了醫學的主要目标——服務。而患者處在一個“生活世界”裡，他們喜歡絮叨疼痛，計算看病的成本，對冷冰冰的醫學名詞和治療手段感到恐懼。醫生所處的“科學世界”與患者的“生活世界”造成了鴻溝，急需有效的填充物。
當時中國因為幾起傷醫事件，醫患矛盾成了熱點話題。多數人都有作為患者的經曆，人們不自覺地把自己不愉快的就醫經曆代入事件，在讨伐醫生中形成了一種情感共鳴。麗塔·卡倫的論述，讓我看到了不一樣的視角，在一種看似對立的關系中，不是強調對立，而是試圖去理解雙方的處境。醫生是醫患關系中強勢的一方，調查記者的思路往往是去描寫弱勢方，但是如果我們去接近“強者”呢，會不會看到另外一種真實？
在有了講述醫生故事的動機之後，對于這個開放性的選題，我需要确定的元素特别多——舞台（具體寫哪個醫院的哪個科室），主角（具體寫哪幾個醫生、為什麼寫他們），故事（選取主角的哪些故事、這些故事的價值是什麼）。我很快把目标定在了癌症科室，因為憑借寫作者的本能，我知道在死亡陰影的籠罩下，故事的戲劇性會大大加強。死亡幾乎是所有事物的對立面，每個人逃脫不了的結局，當它與病痛、掙紮、救助，起伏的希望與失望深度咬合在一起的時候，醫生可能被看作妙手神仙，也可能被當作死亡無奈的協助者。
尋找醫院的過程中，我了解到有一群緻力于推動“尊嚴死”的醫者。看着越來越多的病人渾身插滿儀器、痛苦不堪地離開人世，他們感到困惑。醫學在技術至上的勝利過後，不可避免地進入了一個缺乏人性的死胡同。他們使我想起了不久前曾讀過的《面對死亡的人》，作者菲利普·阿裡耶斯提到，傳統農耕時代的死亡是“被馴服的死亡”，而在醫學主導下的死亡失去了自然性，反而被他叫作野蠻的死亡。
我穿梭于北京陸軍總醫院和北京協和醫院，接觸提倡“尊嚴死”的醫生們，發現這些受過嚴格醫學訓練的群體，反而是較早對醫生沉入技術狂歡産生質疑的。他們是醫生群體中的少數人，雖身披白大褂，但是試圖在“科學世界”和“生活世界”裡自由穿梭。這些“局内人”的質疑，比一般患者對醫學缺乏人性的簡單指責，更加讓人感到震撼。
我在中國醫生的病房裡，看到他們對坦然面對癌症、細心安排生活的患者暗生敬佩；對生命末期的病患們，他們向家屬婉言相勸——放棄治療、平靜接受人生終點，也是一種值得尊敬的選擇。
怎樣的死亡才有意義？怎樣的死亡值得提倡？醫學在技術無能為力之處，如何表達它的撫慰？病痛和人生終點，難道對于一個人毫無價值嗎？我們怎樣才能體會到它們帶來的另一層意義？我想，這是每一個人都應該嚴肅思索的話題。隻是當這些問題由精于延長生命的醫生們來提出，别有深意。
這一次的采訪，于我而言開創了操作稿子的一種新範式。過去做社會新聞，總是強調一頭紮進田間地裡，采訪對象說什麼，我們就記錄什麼，認為“有啥說啥”才叫真實。但是這次面對醫學、死亡、醫生這樣擁有好幾個層面的開放話題，我感覺自己像一個紀錄片導演，采訪和策劃對于我來說都變得重要。吳琪（黃宇攝）在采訪的三四周裡，白天跑醫院、采訪醫生必不可少，同時我找來十幾本叙事醫學、臨終關懷的書，有空就讀。我發現從三四十年前開始，歐美就有少數醫生、醫學院教授反思醫學至上，反思缺乏尊嚴地在搶救室裡死亡。他們開始思考，醫學如何在取得各種重大突破之後看到自己所不能？醫生如何回應他人的痛苦，在謙卑照料中尋找到力量？這些思想，放到今天醫患矛盾緊張的中國，難道不同樣直指我們的社會之痛嗎？閱讀書籍使我頭腦裡有了一張網格，而之前多年做社會新聞的經驗，使我能迅速判斷其中有價值的觀點，并且意識到它們與我白天在醫院裡采訪到的内容，有什麼樣的連接。
提倡“尊嚴死”，在中國還隻是少數醫生的認知，這背後是對人性深切的尊重。即使不是面對死亡，就一般病痛而言，病人将身體和疾痛展露給醫生，醫生該如何對待這樣的托付？少數“局内人”的反思，使我看到了醫學在走向技術極緻之後的回旋，這種回旋托付到了具體的醫生群體，既給了我們探讨問題的空間，又有了活生生的情感。
在我試圖探讨的話題背後，有着更大的社會背景。如今中國新發癌症病例占世界的1/4，越來越多的個人和家庭被迫卷入了這場人生倒計時的抗争。一個人被确診患有癌症時，這是一個讓親人痛苦和茫然的時刻：該不該如實告知病情？怎樣安撫病人的情緒？怎樣選擇治療方案？以及，當死亡不可回避時，如何面對？而作為病人，既要接受身體逐漸喪失功能的打擊，又要調整和安撫自我的情緒，在技術上與疾病對峙，在心理上反而逐漸與之親近。
在采訪現場，我的情緒總是相當理性。可是一旦卸下職業的硬殼，每天采訪結束後，回想起醫生給我講述的難忘的病人故事，或者是病人對自己願望的表達，總是忍不住淚水漣漣。人都有回避痛苦的本能，人生最終幽暗的那個深洞，我并不想現在就去凝望。好在職業身份暫借我一層堅硬的外殼，在寫作思路的推動下，我像一個搭建樓房的建築師一樣，專注于尋找我要使用的各種材料。先找來大塊的不同質地的材料，然後剪裁加工，探尋把它們組合在一起的技巧以及作品最終呈現的形态。
如何讓自己有感觸的主題，能夠像一件藝術品一樣，從閱讀節奏、叙述口吻、故事設置、情節推進、認知展現各個方面合而為一，對我來說，醫生主題的文章是一次重要的嘗試。
職業的光輝與黑洞
在做完《醫生的角色》選題後，我把關注點放到了教師身上。中國崛起的中産階級，對孩子的教育有着向歐美看齊的殷切期望，卻往往發現，教育幾乎是我們商品經濟裡改動較少的行業。
幾乎所有的學校都有圍牆。所以從地理和建築形态上看，它們幾乎都是閉合場所。這種閉合性也深入到了很多家長的心裡：學校有它強大的意志和統一性，當我們的外部社會越來越多元，人們對教育的需求越來越個體化時，學校看上去似乎巋然不動。
對教育缺乏改革精神的埋怨，不僅發生在中國，也同樣發生在美國、日本、歐洲國家……可汗學院的創辦人薩爾曼·可汗說，學校和教師都越來越不敢或不願試錯。與其他産業相比，教育顯得落後，它缺乏企業式的及時糾錯與反饋機制，人們即使進行了一些教學改革，也缺乏科學的嚴謹方法去測評改革的結果。在這樣的背景下，如何理解教師這個角色、如何知曉他們的處境、如何在社會的期望與指責中去走近圍牆内的教師，我覺得是需要記者回應的社會熱點。
寫作醫生與寫作教師，雖是完全不同的行業，在我看來卻也有着很強的關聯。這兩個職業都有着很強的公共性，每個家庭都不可避免地與他們打交道，卻覺得對他們缺乏了解。醫者、教育者，也是過去我所理解的兩方關系中的強勢者。
在做資料準備時，我被美國教師、教育專家帕克·帕爾默寫的《教學勇氣》吸引住了。他講述了自己即使當了30年教師，一旦課堂上有個完全不願聽講的學生，這個學生就像個黑洞，會吸走自己全部的注意力，教師從而變得沮喪不已。帕爾默說：“我犯了一個沒有經驗的新手才會犯的最基本的錯誤：我完全被他困住了，這個教室中的其他人在我的視線中都不存在了。我忽視了其他學生的需要，使他們成了可有可無的人。課堂上沉默和表面憂郁的學生，他們的大腦不是死的，而是内心充滿恐懼。這些學生是被忽視的、處于社會邊緣的人。課堂上教師所面對的沉默是社會邊緣人經常采用的一種沉默——這些人因為恐懼那些有權力的人，懂得不說話比較安全。”
他說當人們窺視教師内心的煎熬，猶如不小心闖入了光鮮的明星的卧室，慌亂中看見了她們化妝之前的樣子。但是内心沒有經曆過痛苦或煎熬的老師，就像一輛沒有與路面磨合過的汽車，出廠的時間再長，看上去都是嶄新的。
這又一次的“局内人”告白，将教師的自我袒露在公衆面前。如果教師隻是将教學縮減為純智能的，它就是冷冰冰的、抽象的。把教學縮減為純情感的，它就成了自我陶醉。把教學縮減為純精神性的，它就喪失了現實世界的根基。
那麼在我們的小學内，教師們的自我又是如何形成的呢？她們的自我，是如何與學生、學科、同事形成整體世界的呢？帕爾默的書以及日本教育家佐藤學《靜悄悄的革命》《學習的快樂——走向對話》給了我很大的啟發，但是如何轉化為一個對中國讀者有意義的話題，還是離不開紮實的一線采訪。最後我選擇了北京的兩所小學，對學校裡從校長到各科教師，做了20多人的深度訪談。然後找出最打動我的點，重新梳理采訪對象，确定了我的報道主角後再進行更深入的訪談和課堂旁聽。讓我沒有想到的是，好的課堂是将主動權讓位給孩子們，教師巧妙地穿針引線，教師越是敢于退，越是能看到學生的成長。
小學教育者們在接受我的訪談時，總是強調教育的專業性。我發現這個職業也與醫生一樣，有它的光輝，也有不為人知的黑洞。對于掌握着公共資源并且擁有專業技能的人，當他們在磨合中領悟到職業的方向，那種理想主義的光芒又特别吸引人。
如何認知所謂的“負面”
在我大學裡上新聞課時，老師們最常說的一句話是：“狗咬人不是新聞，人咬狗才是新聞。”也就是說，新聞是日常生活中有着特異性的事件。這種對特異性的追求，使得我的大部分新聞生涯，都是圍繞社會事件在轉。
在《三聯生活周刊》前不久的一次選題會上，大家議論起了甘肅慶陽少女跳樓的事情。一些同事很不理解，圍觀人群中怎麼會有人譏諷，甚至大聲叫好？這種蘸着人血饅頭似的作惡，我們要不要去報道？報道這些讓人不愉悅的事件，究竟有多少價值？
從做一名社會新聞記者開始，我在内心就開始了這樣的追問——報道讓人不愉快的社會事件，我有怎樣的正當性？2000年大學畢業，作為一名毫無社會經驗的素人，我開始了在南方的某份都市報搶新聞的生涯。夏日的一天，作為記者，我也圍觀了一個少女試圖跳樓的過程。女孩在四五層高的樓頂邊徘徊，她的父親在底下，一邊帶着哭腔大喊，叫女兒走下來，一邊不斷撿起石頭，擲向那些高叫着“跳啊，跳下來啊”的嬉戲般的年輕人。女孩終究退回到安全地帶，人群轟地散去。
後來我發現，幾乎在任何突發事件的現場，都有一群群衆演員般的圍觀者，伸長脖子的好奇心，以及事不關己的嬉笑。2011年夏天的溫州動車事故，我挺着懷孕的大肚子在現場看到，高大的橋墩下哭得站不起來的父母，以及一輛三輪車上特意趕來湊熱鬧的、嘻嘻哈哈的年輕人。
多年以後，往往是這些人，而不是我描述過的故事主角，占據我的腦海。想起他們，仍舊讓我産生困惑。人的同情心是生而有之的嗎？還是後天被教育出來的？一個人對陌生人的悲劇毫不共情，是因為他沒有被好好對待過嗎？還是因為他雖然心中有所觸動，卻無法在人群之中恰當表達出悲哀之情？這些圍觀者，在他們作為主角的生活裡，又是怎樣的？在不同的生活場景之下，是不是我們每個人，都可能輪換為某一批的圍觀者？
我發現沒有一個統一的生活邏輯，能夠解釋當下發生的很多看似矛盾的社會現象。每一個悲劇或諷刺劇中的主角，我們從他身上看到的，永遠不隻是個人。他們代表一群人，代表我們似曾相識的某個生态，他們讓我們看到人之善、人之惡，人在善惡之間的層層計算與掂量。我隻知道，那些我所見的圍觀者，曆史書不會記載。我還知道，等到他們為人父母，或者離被尊重的生活更近一步，他們回首起自己當初的嬉笑，或許某刻，會心頭一沉。對于一個社會來說，怎麼認知生命的價值，誰在定義生命的價值，或許正是在一次次讓人驚愕、嘩然的社會事件中，慢慢地達成共識。
生活的真實，是複雜中一個動态的立體模型，不同的力量互相制約，又互相支撐。任何一個真實的社會新聞，幾乎都不是構建于純粹的偶然。人物、事件、場景之間的聯動，都浮現出這個事件、這個人群的價值基座。一個人物所經曆的事件，在寫作者的手裡重新有了序列，她能讓讀者從一種新的序列中看到意義。
采訪是去探究他人的人生，頭些年對于我而言，是尋找不同。但是選題做着做着，我發現沒有全然的不同。即使采訪對象的際遇千差萬别，人性相通。沒有完全不值得過的生活，也沒有完美到讓人豔羨不已的神話。記者生涯教會我的，最重要的品質是獨立思考。不輕信表面現象，不忽視微不足道，不仰望權威，也不相信單純的完美。
當我是個愣頭愣腦的年輕人時，對于生命的價值感受有限。為了确保完成采訪、寫作任務，直愣愣沖到海嘯、礦難、飛機墜毀的各種災難現場，白天工作時是個職業狀态，晚上回到賓館，看着堆在一起的白床單，想着白天看到的一張張白床單下的臉龐，突然害怕得發抖。我想起當我試圖接近那些悲傷的家屬時，為什麼他們會願意對我這個陌生人訴說？生命無常背後，我和那些心懷敬意的記者們，試圖記錄的，是那個逝去生命的意義。他多大年紀？他平時是個愛笑的人嗎？他喜歡他的工作嗎？他和女兒親密嗎？
我們哀悼無常，無常也反過來，讓我們看到日常的價值。
我逐漸看到了兩個矛盾的自我。采訪和寫稿時，那個我敏感柔軟，情感細膩；另一個生活中的我，堅硬得多，粗線條。可能我把柔軟的悲憫之心往文章裡裝得越多，那個生活中的我就越不糾結。兩個自我互相看着對方，就像一個家庭裡的男人和女人，不同又相互依存。柔軟讓人的情感發育出枝枝蔓蔓，堅硬又讓人不被這些枝蔓纏繞過深。她們慢慢成為我的庇護所，靈魂的兩個房間，一個待膩了，還可以去另一個坐坐。
做多了社會新聞，使我們對于極端處境中的人，也多了更寬泛的看待維度。怎麼理解這個人？怎麼理解他的行為選擇，以及他行為背後的動機？這些動機有沒有過變化？如果沒有變化，不變的原因是什麼？如果改變了，改變的原因是什麼？周圍環境怎麼塑造了他的性格，他與周圍環境是沖突的，還是和諧的？他和那些影響他的人，是怎樣互動的？
作曲家擺弄的是具有數學般精密度的音符，而記者所染指的，卻是一種被稱為人性的模糊的東西。好的社會記者，用真誠的諷刺，用悲憫之下的尖利，試圖去挖掘出人生的普遍體驗，試圖去照亮一點人性和社會的陰暗角落。
有些事件，有極端的罪惡。但是更多時候，我們看到的是強人的脆弱、弱者的堅強、傲嬌者的怯弱和低位者的尊嚴，不完滿的人生，有缺陷的人。而那顆在采訪和寫作時的悲憫心，或許能在善惡之上，給予我們一點聊以自我安撫的正當性。
他人的職場，或許需要掩藏柔軟，戴着面具上場拼殺。而我的職場，反而逐漸喚起孩子般的真情，心懷慈悲又無所畏懼，直視最深的恐懼，卻意外地讓人體會到感動。這一層層随着記者生涯而累積出來的人生感悟，就像時光鑄造的化石層，每一個刻痕，都滋味獨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