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建投資的好處當然顯而易見。當前中國經濟的最大風險在于，很多不确定因素來自外部，并非中國自身可以把控，從最悲觀的角度來看，中國經濟有可能在短期之内面臨斷崖式下跌。為了避免出現極端情況，以最有把握的基建投資對沖不可知的外部風險，可以算是最穩妥的辦法。
不過，在經過了多年大規模的投資建設之後，如果重新再來一輪基建投資的高潮，産能過剩的風險顯然極高。雖然當前對于新一輪基建投資的定調是“補短闆”，但在實際執行過程當中可能很難實現精準發力，更可能出現的情況是全國各地一擁而上，帶來新一輪基建“大躍進”。
2008年以來，以“4萬億”計劃為開端，我國的基建投資開始進入前所未有的高速發展階段，10年之後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以鐵路來看，按照2008年我國編制的《中長期鐵路網規劃》，2020年全國鐵路裡程規劃目标是12萬公裡以上，但我國早在2015年就完成目标，整整提前了5年。
在2015年提前完成任務之後，我國很快又給出了新的中長期鐵路規劃。雖然我國的鐵路建設仍有較大空間，但在“四縱四橫”等骨幹網絡完成之後，擴張空間已經無法和以前相比。從投資規模來看，2015年形成了我國鐵路投資的最高峰，随後開始逐年下滑。從2015到2017年，全國鐵路投資從8238億元一路下跌到7320億元，投資規模的逐年下滑最直觀地反映了我國鐵路投資空間的萎縮。在一個已經開始萎縮的領域想要重啟大規模投資，難度之大也就不難想象。
經常出國的人應該都會有這樣的感受，那就是很多發達國家比如美國、英國和日本等國的鐵路，包括高鐵和城市地鐵，都不及中國的高端大氣，也不及中國的舒适便捷。某種程度上，這可以算是中國的後發優勢，也是值得中國自豪之處。
但同時還有一個問題，這些國家為什麼不願意将資源投入到基建領域？比如美國，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完全可以大規模升級國内的基礎設施來快速拉動經濟增長，但為什麼沒有采取這樣的手段？
以地鐵來看，美國擁有地鐵的城市大概隻有10個左右，包括紐約、華盛頓、洛杉矶、芝加哥、波士頓、費城和舊金山等，而中國擁有地鐵的城市高達30多個，除了“北上廣”等人口密集的一線城市之外，包括無錫、南昌、東莞、南甯、佛山、貴陽等城市，去年連包頭都在申報地鐵，最後被緊急叫停。
無論是高鐵還是城市地鐵，共同的特點就是投資規模巨大，而盈利能力很弱。以地鐵來看，目前國内30多個城市的多條地鐵線，盈利的隻有北京地鐵4号線、北京地鐵機場線和上海地鐵1号線。如果大規模的投資不能帶來盈利，地方政府就會形成巨大的債務壓力。但是，由于債務壓力并不需要當屆政府來償還，在任期内大規模舉債建設的地方政府，隻需要享受投資帶來的經濟增長成果即可，這就是一種典型的寅吃卯糧，這種透支未來的增長，可以說是犧牲了我們後代的利益來為自己謀利，不僅提前透支了下一代的發展空間，更将沉重的債務壓力留給他們。
除了城市地鐵之外，高鐵的盈利能力同樣堪憂。來看看中國鐵總的财務狀況：2017年交出了近年來最好的一份成績單，收入超過1萬億元，實現淨利潤18億元。表面上看還是實現了盈利，但高達1萬億元的收入才帶來18億元的淨利潤，盈利能力之弱可見一斑，而且，如果扣除各種高額的政府補貼最終還是虧損。和盈利能力相比，更值得關注的是鐵總高達5萬億元的負債，每年僅僅利息支出就将近800億元。目前鐵總經營的還是全國最有活力的線路，如果将來高鐵繼續向更偏遠的線路大規模擴張，鐵總的盈利能力和償債能力将遭受更嚴峻的考驗。
所以，很多發達國家的基礎設施雖然看上去比中國落後，但即使在經濟危機時也沒有啟動大規模基建，首先是因為現有的基礎設施可以基本滿足民衆的出行需求，雖然有些老舊，但并不妨礙實際使用，更重要的是，大規模基建投資帶來的巨大資金需求，以及并不合理的回報率，在制衡體制和民意約束下，推進大規模基建也會遭遇極大阻力。比如特朗普在競選期間多次承諾，當選後将對美國的基礎設施進行大規模升級改造，今年年初更是提出了一份投資規模高達1.5萬億美元的基礎設施建設方案，但美國國會對此并不支持，而對特朗普的減稅方案，雖然也面臨諸多争議，美國的參衆兩院卻是一路綠燈。
和基建投資立竿見影的效果相比，減稅通常被認為療效太慢。不過，特朗普的減稅行動表明，減稅也并非沒有短期效果。去年年底，特朗普大規模稅改方案獲得最終通過，僅僅時隔半年，美國經濟就開始強勢上漲，今年二季度GDP大幅增長4.1%。
減稅對于經濟的積極影響，并不在于企業和個人實際減少了多少稅收負擔，更重要的在于提振了市場對未來的信心。在經濟衰退時期，最大的敵人就是信心不足，在對未來悲觀預期的影響下，企業家減少投資，個人減少消費，經濟發展進入惡性循環，難以走出衰退的陰影。而減稅帶來的積極效應就是打破惡性循環，如果企業和個人都預期未來的稅收負擔會大幅下降，企業家将有信心增加投資，個人也有信心增加消費，從而使得經濟走出衰退，市場信心的恢複，其重要性遠重于減稅本身。
從我國的财政實力來看，也完全有能力支撐大規模的減稅。最近幾年，除了2016年之外，我國的财政收入明顯高于同期經濟增速，尤其是進入2018年以來，财政收入更是恢複了兩位數的高速增長，不僅和當前下滑的經濟增速形成強烈反差，也和當前減稅的大背景格格不入。
可以和美國做一個對比，美國政府的債務壓力全球皆知，債務上限的壓力之下，政府更是動辄面臨關門的風險。特朗普提出大規模減稅的時候，美國在2016年的GDP增長了1.6%，而同期财政收入是負增長，在财政收入負增長的背景下提出史上最大規模減稅方案，特朗普的勇氣可見一斑，而今年二季度美國經濟大幅上漲4.1%，無疑是給特朗普的勇氣最好的回報。
在世界銀行的年度報告《2017年全球營商環境報告》中，中國的總稅負率高達68%，排名全球第12，美國稅率為44%。由于統計口徑的差異，世行的測算結果也未必完全精準，不過從實際感受來看，無論是企業還是個人，對于國内稅收負擔過重也是多有抱怨，尤其是去年曹德旺公開炮轟中國稅負過高，再一次引爆了人們對國内高稅收的情緒。在美國大規模減稅之後，美國的稅率還将大幅下降，不僅美國企業在全球市場的競争力進一步增強，美國對于全球資本的吸引力也将大大提升，估計很多中國企業同樣難以抵制美國低稅率的誘惑，民營企業家去美國建廠可能會越來越普遍。
在強勢美元吸引了全球金融資本回流之後，美國的低稅率還将吸引全球産業資本的彙集。對于中國而言，在貿易戰中已經失了先手，在稅收戰中總不能再失一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