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前，警方的潦草辦案，讓廖海軍和家人背負上了殺人兇手的罪名。他和父母申訴、上訪、找媒體，最終才換得自由。20年後，被害者家屬韓建敏也試圖以這種方式為女兒和侄女讨個公道，找到真兇。
七次退偵
2018年8月9日上午宣判無罪的一瞬間，廖海軍覺得自己的心有針刺的感覺。他很蒙，就像2010年突然被取保候審的那天，腦袋裡什麼都想不起來。來之前，他心裡就有了結果，他知道自己會被判無罪，但沒聽到法官宣判時的那一句話，他覺得自己和父母接近20年的冤屈不能畫上一個實打實的句号。“宣判後，别人才知道我是冤枉的，我的父母是冤枉的。”他的父母都已經去世，沒能等到翻案的這天。
2010年4月，廖海軍被從監獄裡取保候審出來，在此之前，他曾被判無期徒刑，後來坐了11年的牢。從監獄裡出來後，他找了工作，結了婚，還有了一個2歲的女兒。妻子對他很好，不在意他的過去，也支持他進行申訴。在外人看來，這個35歲男人的生活，甚至有着更多的溫馨和睦。他的律師也安慰他說，你是“最自由的嫌疑人”。但廖海軍知道自己是跟别人不一樣的。“我一天沒有收到無罪判決書，這個事情就壓在我的心裡一天。”2.韓建敏回憶起女兒，陷入了悲痛
3.廖海軍生活的辛集村然而，即使到現在，廖海軍都說不清楚為什麼自己會被當作殺人兇手。他還記得19年前警察去他家抓人的情形。當時，他一手騎着自行車，一手抱着從遊戲廳借來的遊戲機，滿心歡喜地往家裡奔着。這是他好不容易從老闆那求來的，他愛玩遊戲，沒事時總愛往街對面的遊戲廳跑。剛拐進家門口的巷道，他就看到了家門口的警車。他推門進去，院子裡都是警察，還有圍着看熱鬧的人。
“你叫王軍（廖海軍的母親是改嫁到河北的，王軍是他的曾用名）嗎？”一個警察問了他一句。
“是。”他連遊戲機都沒來得及放下，就被帶走了。
那時候，廖海軍剛滿16歲。他自小生得瘦弱，身高剛過1.6米，體重隻有七八十斤。這麼多年過去了，他仍記得參與審訊的警察裡有一個高而胖的男人，能夠輕而易舉地拎起瘦小的他。對方讓他交代殺人的經過，廖海軍有些蒙，他不明白警察為什麼會認定是他殺的人。
被害的是村裡陸永勝兄弟的兩個閨女，都是10歲。一個星期前，兩個女孩中午上學後再也沒有回來。兩天後，警察在村東頭的廢井裡找到了兩個孩子的屍體。法醫對屍體做了鑒定，并判斷兩個受害者是被人用銳器砍擊頭頸部位，緻嚴重顱腦損傷、頸部損傷死亡。
陸永勝也不清楚警方是怎麼鎖定廖海軍的。當年刊登在當地名為《開灤日報·唐山公安周刊》上的一篇報道詳細記載了警察的辦案思路。報道上指出了警察辦案的一條重要依據：沉屍的水井位于村莊的東面，是個廢井，沒有轱辘和磚石砌起的高台，又遠離公路；而且，捆綁屍體的繩子又是當地特有的。警方由此判斷，作案人是熟悉地形的本地人。陸永勝的妻子韓建敏告訴本刊記者，在帶走廖海軍之前，警察挨家挨戶搜索了整個新集村，甚至還帶來了6隻警犬，但一無所獲。
在得知廖海軍被帶走之後，韓建敏和老公曾去公安局詢問，他們有些想不明白——陸家幾兄弟為人老實，跟廖海軍家裡一直沒有過節，即使往上算到爺爺輩都是客客氣氣的。平時，兩家都在集鎮上出攤，廖海軍家賣蔥姜蒜，陸永勝則賣紅糖、堿面之類的東西，井水不犯河水，且不說兩家中間還隔了一個攤子。韓建敏對廖海軍印象也不錯，在她的記憶中，廖海軍是個挺活泛的孩子，愛玩，跟大人孩子都能處得來，不像會殺人的孩子。
警察告訴陸永勝，等待審理的結果。過了幾天，幾個警察突然出現在集鎮上，問周圍出攤的人，廖海軍家有沒有和陸永勝因為出攤占位打過架。陸永勝覺得莫名其妙，還專門将警察領到以前的出攤點，指出兩家攤點并不相連，根本不存在争搶攤位的問題。老實本分的陸永勝還是選擇相信警方，除此之外，隻有小學文化的他，也沒有更好的辦法。
半個月後，當地媒體一篇名為《巧破水井雙屍案》的報道卻讓陸永勝徹底失望了。報道說，廖海軍是因為搶占攤位跟陸永勝發生矛盾，遂起了殺意。文章還用大段的文字闡述了當地相關部門對案件的重視——市公安局局長李元江和主管刑偵工作的副局長劉仕寶親自率領刑警隊趕赴遷西，指導偵破案件，并傳達了時任市政法委副書記蘇光的批示：“遷西殺人案影響較大，市、縣兩級公安機關要集中優勢警力，力争拿下此案。”
陸永勝心裡不服氣，他跟家裡人一次次去找公安局，表達對案件審理結果的不滿，但這并沒有影響遷西縣公安局的決定，他們依然以原偵查結果報卷。陸永勝等人又去找檢察院反映，檢察院認定證據不足，退回公安局偵查。“在一審前，總共退偵了七次。”韓建敏告訴本刊，在警方第二次成立破案小組後，曾把陸永勝叫到新集鎮派出所，說遷西縣公安局為了案子的偵破花了十幾萬的經費，還讓陸永勝承認跟廖海軍打過架，“我們也好交差了”。
迷宮裡的小白鼠
一直到去世前的幾天，廖海軍的母親黃雲秀還在責怪自己。19年前，警察再次來家裡搜查的時候，她與對方發生了争執，還拿喂豬的水舀子打了對方兩下。此後，他們全家被帶走。“如果不是我打了對方兩下，也不會有後來的事情。”
被帶走的第二天，警方就通知韓建敏、陸永勝等人，說兇手已經找到，是村裡的廖海軍，而他的父母則參與了抛屍。在那份刊發的報道裡，警方聲稱排查到廖海軍家裡時，警犬對廖海軍東屋内的氣味做出了“強烈反應”，且發現門口有大面積“噴濺血迹”，地闆磚還有被擦拭的痕迹。“第一次搜查的時候，廖海軍家就已經去過了，屋裡屋外都掀了一遍，什麼都沒有發現。”韓建敏告訴本刊記者。
到了派出所後，廖海軍的記憶力裡隻剩下了兩個字——“挨打”。警察問他，死者死時穿了什麼衣服，他答不上來，先是說“紅色”，後來又說“黃色”，但都不對，對方就将他雙手反綁起來，使勁往上擡他的胳膊肘，他受不了，又猜了一個“白色”。這次，他蒙對了，也不再被打了。
後來，廖海軍就摸到了規律，如果一次回答不對，他就會加緊去想另外一個答案，直到對方滿意為止。用這種規律，他相繼回答了跟父母一起抛屍的過程、使用的抛屍工具，作案工具。那個時候，他覺得自己像一隻陷進了巨大迷宮的小白鼠。迷宮裡有着無數條通道，但隻有一條可以出去。他走了一條，路不通，撞到了頭，隻好去換另一條。“反正慢慢走，你肯定會出去，走出去了，筆錄也就完成了。”2003年7月，唐山中院以故意殺人罪判處廖海軍無期徒刑，以包庇罪判處他的父親廖友、母親黃雲秀5年有期徒刑。此時，一家三口被關押在看守所已經4年零7個月。
2016年剛接手廖海軍再審案時，距離開庭隻剩下一個星期的時間。廖海軍的代理律師李長青覺得時間有些緊，還想着要不要申請延期開庭。但加班加點看完所有的案卷後，他确信這是個冤案。首先，關于殺人的過程，1999年1月25日的第一次審訊時，廖海軍告訴辦案人員，他是用鐵管打其中一個女孩的後腦勺，對方就趴在了地上，他再去砍，對方沒有反應；但在1999年11月21日時，他在回答訊問時聲稱，小女孩是仰躺在地上的，兩個人都用手去捂臉。在殺人兇器的供述上，廖海軍也多次提供了不一樣的口供，他先是說是一把切豬食的舊菜刀，後來又變成了家裡切菜用的刀，“殺完人後還繼續使用”。
李長青告訴本刊記者，證人言辭分為有罪言辭和無罪言辭。在有罪言辭前後矛盾的前提下，李長青發現被告人和被告人之間、被告人與證人之間的無罪言辭指向廖海軍和父母可能是無罪的。“他們沒有作案時間。這些言論都是在相互隔離的情況下獲取的，高度吻合，值得信賴。”1999年1月17日上午，廖海軍和父母一起在街上賣菜，人多時他幫助父母收錢，人少時就跑到對面的遊戲廳打遊戲。到中午1點多的時候，廖海軍的父親買了豬血，母親回家做飯，三人一起吃了午飯。之後，廖海軍出去打麻将，母親黃雲秀則和村裡人一起去理發，父親則去修車攤修車。李長青勾畫了廖海軍及其父母三人當天的行動路線，他告訴本刊，當天從上午到下午，廖海軍和父母都很難抽身去作案。這些都有相應的證人證言可以證明。
在所有的證據鍊裡，促使法庭做出有罪判決的重要一項是警察在廖海軍家裡門闆上提取的兩處血迹的鑒定報告書。鑒定書是上海市公安局于2000年12月29日出具的。報告結果顯示，在廖海軍家門闆上發現的血迹，其中一處與黃雲秀具有相同的等位基因型，不排除為其所留；另外一處則顯示為混合女性血迹，其中顯示較強的等位基因與黃雲秀相同，顯示較弱的等位基因與其中一個受害女孩相同，不能排除混有這個受害女孩的血迹。“該檢驗結論不具有唯一确定性，‘不能排除’是什麼意思，這樣說來覆蓋面就大了，不能作為有效的證據。”
更令李長青覺得不可思議的是，早在1999年案發後，公安部就曾經對屋内發現的血迹進行鑒定，一份顯示，廖海軍家床角處及木闆上的血痕均不是陸甲或陸乙所留。另一份也證明，廖海軍家西屋提取的血痕與陸甲、陸乙基因型不同，而與黃雲秀相同。木闆上、牆皮上的血痕基因型相同，與陸甲、陸乙不同，與廖友相同。“這兩份鑒定已經充分說明廖友家的血迹非陸甲、陸乙所留。難道公安部的技術條件還不如上海市公安局？該報告不能作為定案的根據。”李長青告訴本刊記者。
等待
入獄兩年後，廖海軍開始寫申訴書。初到監獄時，他就想寫，一個好心的獄友勸他過兩年再寫，因為隻要不寫申訴書就可以減刑。減刑後，他開始為自己申訴，每周寫三封信，雷打不動。寫信無非是陳述自己的冤屈，有着固定的格式和模闆，但隔一段時間，他就會改一改開頭，加一些“信已經寄了很久了，不知現在怎麼樣了”之類的字眼。
等待的日子枯燥至極，且沒有希望。廖海軍也想過自殺，但想到母親，他就會一點點将這個念頭磨掉，有時候需要一個星期，有時則要幾個月甚至半年。他的老家原在東北，母親跟生父性格不合，經常吵架，甚至大打出手。後來，母親離家出走去打工，待在河北安穩後，回家跟父親離婚，想要接他回唐山。廖海軍還記得，當時，父親曾帶人在後面追趕，聲稱要打斷母親的腿，還好他們跑得快，才躲了過去。後來，廖海軍就看着獄友暗暗跟自己說：“監獄裡也需要工作，他們是來坐牢的，我當自己是來賺錢的。”
2009年8月，在又一次上訪後，廖海軍的母親黃雲秀從最高法的信訪窗口拿到了再審決定書。三個月後，這一消息才傳到廖海軍那裡。當時他還在車間，突然被告知有人要來會見他，對方自稱來自河北高院。他們遞給廖海軍一份《河北省高級人民法院刑事裁定書》，上面白紙黑字清晰地寫着兩條内容：一是撤銷唐山中院地刑事附帶民事判決；二是案件發回唐山中院重新審判。廖海軍大腦一片空白，他舉着那張紙高喊着回到了車間。
半年之後，廖海軍的獄警通知他收拾東西，他以為是發回重審，所以要從監獄換到派出所。獄友們幫他收拾了東西，還大包小包地給他帶了一堆，他們怕廖海軍換到新的地方，人生地不熟會受欺負，“有東西好說話”。走到門口時，獄警告訴他，他被取保候審，可以簽字回家了。他愣了，簽字時手都是木的。他不敢相信地邁了下腿，覺得自己像個木偶一樣。
在被宣判無罪後，廖海軍到墳前拜祭父母廖海軍回到了家中。11年過去了，整個村子什麼都沒有變，村裡的房子還都是老樣子，馬路還是原來的土路。廖海軍突然有些錯覺，好像回到了16歲，那時，家裡還沒出事，他剛退學，最喜歡的就是去街上的遊戲廳打遊戲。但推開家裡房門的一瞬間，他意識到時光已經過去了太久了：原本被母親收拾得幹淨整潔的家裡，現在到處都是灰塵，衣物亂七八糟地堆在一邊。他知道，在外打工申訴的母親無暇顧及這些，繼父也在外幹着建築工地的活兒。
廖海軍挽起袖子，拎起了掃帚，将屋子從裡到外掃了一遍，該收拾的收拾，該扔的扔。打掃到東屋時，他隻疊了被子，擦了窗戶，房間的地面一點都沒清理。這是曾經被認定的案發現場，就連床墊也還是當時的床墊，他出事後，父母仍在房間裡居住。地面上的瓷磚還保留着當年的模樣，有幾塊被警察敲碎了，他們曾試圖從上面尋找受害者的血迹，但後來無果。“我想保持原來的樣子，來的人看了都會知道，我是冤枉的，這裡怎麼可能是案發現場。兩個人（受害人）被砍成那樣，房間裡怎麼會沒有血迹？”
收拾用了兩天的時間。第三天，廖海軍就跟繼父出去打工了。他找工作隻有一個要求，讓他能有足夠的時間去跑申訴就好。為此，他常選擇上夜班，這樣白天就有機會出去。他從不避諱自己的事情，相識的人幾乎都知道他的事情。他願意說，“知道的人多了，影響力就大了，我的案子才有翻的可能性”。他還去天涯、百度貼吧發過帖子，都沒有什麼回應。後來，他還開過直播，也沒有幾個人觀看。“你會覺得很喪氣，覺得翻案無望了。”廖海軍告訴本刊記者，每個星期他都會給唐山中院寄一封挂号信，以防止他們忘了這個事情。
“我要繼續找兇手”
2016年4月，廖海軍終于等來了開庭的消息。在庭上，他見到了陸永勝和另一個女孩的母親韓淑琴。他覺得對方變化真大，當年他入獄時，他們不過三四十歲的年紀，眼前卻已經是身體佝偻的老頭老太，其中，韓淑琴因為關節炎，走起路來一瘸一拐。“我也是當了父親後，才更能體會他們當年的心情，我想幫他們抓到兇手，兇手不僅害了我們家，還害了他們家。我們三家現在跟仇人似的，但兇手說不定還看着我們樂。”
從案發到2016年開庭前的十幾年内，韓建敏隻跟廖海軍說過一次話。那是在她接到重新開庭的電話後，她以為是詐騙電話，輾轉找到了廖海軍的号碼來确認。電話接通的那一刻，她有些語塞，一時不知怎麼開口，沉默了幾秒鐘，她才道出了一句：“我是你殺的那個女孩的母親。”緊接着第二句話就是：“你能不能給我介紹媒體和律師，我想找兇手。”
撇除憤怒，從心裡來說，韓建敏并不覺得廖海軍是兇手。她并沒有什麼證據，隻是出于農村人最樸素的想法，“如果警方能夠确定廖海軍是兇手，這個案子怎麼會來回折騰這麼多年”。她也在用自己的方法試圖尋找真相。1999年，警方的調查說，案發當天下午3點多鐘，有村民看到廖海軍一家三口推着車子運送屍體到井邊。這樣的說法在整個村子裡傳開了，韓建敏就一個個人問過去，對方說，是警察讓他這麼說的。還有鄰居說警察來抓人時，自己看到廖海軍家裡到處都是血迹，房間裡清洗過後的肥皂水味道很濃。韓建敏就去問，對方說并沒有這回事。不過，這些并沒有影響村裡人對廖海軍是兇手的笃定。
韓建敏告訴本刊，當年陸家幾口人也有懷疑的對象，那就是村裡的光棍陳明（化名）。1997年，陸永勝的二嫂給陳明介紹了一個對象，陳明花了4000多元錢，但日子過了沒多久，女方就跑了。因為這件事情，陳明多次去找陸家老二要求還錢，陸永勝曾經試圖調解，幾家摩擦很大。韓建敏等人曾将這一事情告訴了警察，他們聽說陳明也被帶回去做了調查，但不到12小時就被放回來了。警方告訴他們，“已經排除了陳明的嫌疑”。到現在，韓建敏等人也不知道陳明是如何被排除的。
廖海軍被宣判無罪之後，陸永勝回到了家裡。
他對韓建敏說：“現在公安是指望不上了，該怎麼辦呢？”
“黃雲秀走哪步，我就走哪步。我要去告公安辦案潦草。”韓建敏回答。最近，她總是會想起女兒，她還記得那天女兒去上學，臨走之前還跟她揮揮手說再見。她至今還保留着女兒小時候的照片，女兒趴在她的膝頭，如此信任和依賴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