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畢業後，我在父親的帶動下創辦了一個小五金廠。随着市場經濟的發展，我于1990年轉行，辦起了華東裝飾材料廠。當時，我家離朝天宮古舊市場不遠，于是我便經常去“淘寶”。
2004年的一天，我在朝天宮地攤上發現一本圖冊，内容為侵華日軍山本部隊占領南京的東南大學、朝天宮、國民政府衛生署等地，并炫耀侵略行徑。我拿去南京師範大學請教抗戰史專家張連紅教授，他一眼就認定這是一本不可多得的珍貴史料。他詳細介紹了圖冊中反映的曆史以及研究情況，當談到日本對侵華戰争的研究比我國要領先、要豐富，但許多日本研究者仍無理糾纏、歪曲事實時，我非常憤慨。張教授對我說：你要是有這種能力，可以多收集一點這方面的史料。這激起了我為抗戰史研究而努力的念頭。
一次，張教授帶我去參加的研讨會上有位日本學者就侵華日軍1644部隊實施細菌戰問題作了很有水平和分量的發言。起先我以為他是大學教授，結果發現他是一個公司職員，完全是自費研究。經進一步了解我得知，日本民間參與侵華戰争的研究很廣泛，許多教師、醫生、律師、職員等都參加了研究隊伍，甚至某縣有105名志願者注冊開展民間性質的研究。這些民間研究者結集出版了大量的刊物、圖書，研究角度也是全方位立體式的。姑且不論他們得出什麼結果，有那麼多人自發地做這件事，這一點不能不讓我感慨。
同時，我還了解到德國奧斯維辛集中營的有關史料陳列、展示和研究，官方與民間之間互為印證、互為補充，反映的曆史真相無可辯駁。這些事實充分說明民間研究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民間力量可占重要的一席之地，民間力量應該參與曆史大事的研究。抱着這樣的念頭，我開始一步步地參與到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的史料收集、整理和研究中，後來逐步拓展到整個抗日戰争史的研究。
剛開始的時候，我主要側重于史料的收集。“北有潘家園，南有朝天宮”。每個星期六天不亮時，人們就聚集起來，在朝天宮古舊市場設攤鋪點。這個集市有個不太好聽的名字叫“鬼市”，或者雅一點叫“露水市”，意思是天一亮集市就散了。我有空時就到常設的攤點轉轉。
同時，我還到全國各地跑，做業務的同時收集史料，但實際上在後者花費的時間和精力要更多些。那時我跑得最多的地方是東北，因為那裡是當年日軍侵略的重要地區，留存的史料也多。每到一地，我首先光顧文物和舊貨市場，打聽收藏的線索。當時的交通條件簡陋，我的荷包也不是很鼓，為了省點錢，常常坐火車硬座甚至站着去外地“淘寶”，一站十來個小時是常有的事，下車後又馬不停蹄地趕往目的地。
此外，我還托人特别是留學生在國外留意并收購史料，并且通過參加拍賣會以及網購等方式，陸續有了不少收獲。
一年多下來，我感到一個人的力量太單薄了，作為很有限，真是掀不起什麼浪花來。我掂量着自己的企業有一些錢墊底，有一群朋友幫襯，還有廠房可以改造利用，于是幹脆決定創辦南京民間抗日戰争博物館，集中陳列展示民間收集的史料。
我将安德門大街48号華東裝飾材料總廠臨街的一幢廠房作為館址，那是我自己的房産，不用交房租。1937年12月13日，從安徽推進的侵華日軍第十六、第十八師團從這裡沖破南京城門，然後一路向北大肆屠殺。其中第十六師團長中島今朝吾後來駐守南京，是制造南京大屠殺的元兇之一。因此我認為，把館址定在這裡是頗有意義的。我共拿出兩層廠房約1000多平方米，根據專家“簡樸、凝重”的意見，自己設計、布置和改造，從1300多件文物中甄選出400餘件精心布展，并選聘了講解和管理人員。展館一角“鎮館之寶”背後的故事
博物館入口處镌刻有田漢的名言——“一個沒有危機感的民族是無望和無救的”，以警示來館參觀者；在展廳迎門上镌刻巨幅《義勇軍進行曲》歌譜；在側面懸挂着的72張幸存者照片，均為我采訪他們時所拍攝；在過道樓梯旁雪白的牆上，供參觀者簽名和留言；在一組無名中國士兵的照片上方加了射燈，士兵們或倔強、或淡定、或頑皮、或視死如歸的表情，都直入人心。尤其是一個台兒莊的士兵，風紀扣緊系，年輕的胸脯挺拔，鋼盔下露出稚氣卻倔強的臉。這成為美國1938年《生活周刊》的封面照片，“向世界宣示中國人抗戰到底的決心”。
博物館共收藏了300多張抗戰時期侵華日軍所用的作戰地圖，其中一部分展示在牆上，并提供放大鏡給參觀者深入探究。這些地圖陳列在展廳裡，就像一個個醒目的腳印，清晰地描述日軍侵華的路線，讓後人居安思危，懂得為什麼說“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
博物館顯眼的地方展出一隻70多年前中國士兵的銅制煙絲盒。盒上一面用小刀精心刻着“共赴國難第四旅七班張士元制”，另一面镌刻着一個手持步槍小跑前進的抗戰士兵形象，令人不禁感受到被日軍侵略暴行所激起的中國人民高漲的抗戰激情，想象到當年不論共産黨還是國民黨軍隊的官兵，在國家危亡的時候都是這樣同仇敵忾、英勇赴死、報效國家的。這件藏品我特别珍愛，特意将盒上的圖文制作成本館的圖章，供參觀者蓋章留念。一位姓張的大學生說：“我将珍藏這一印戳。我和同學們蓋印的同時，也将‘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的名言，印在了自己的心靈深處。”
一次，我在古舊市場發現了一個小冊子，共八張照片，其中幾張是南京遭日機轟炸後的慘狀，還有幾張是日機墜落殘骸照片，攝影者叫薛葆甯，他的筆迹在那些照片邊緣依稀猶見——“慘死在敵機之下的南京市民，1937年7月11日”（該日期是農曆，換算成公曆是8月15日）。薛葆甯是職工夜校的教員，也是當時南京市區救護隊隊長，他和弟弟薛葆鼎（著名的經濟學家）是中國大教育家顧毓秀的表弟，當年是大戶人家，因而才有照相機拍下那幾張珍貴的照片。薛葆甯後來加入中共做地下工作，直到解放後，始終珍藏着這些照片。“文化大革命”期間，照片被查抄，1975年秋，薛葆甯遭迫害而病逝。後來落實政策，照片被發還，但不知道什麼原因卻流到社會上去了。照片持有者知道我關注這類圖片，專門等着我。于是，我毫不猶豫地買下，交江蘇省社科院鑒定并于當年底正式發布。
館藏的馮玉祥對聯館藏文物中有一本周廉臣的《流亡日記》：“民國26年（1937年）11月25日，在南京市濱江初小上了最後一課，26日清晨5時，意志終于屈服了情感，整裝就道作東歸計。是時汽車交通已經斷絕五日矣……”這是一個初小老師逃難三個月的真實經曆，記錄了每日流徙的方向、使用何種交通工具，甚至都用些什麼東西果腹。日記裡出現頻率最高的詞有“空襲警報”、“拉夫”（抓壯丁）、“兵衆”，等等。其間，他曾在12月1日回過南京，甚至還專門去看了他教書的學校，“過雨花台，覺防禦工事進行遲緩。12時到賽虹橋，至校内一觀，所有心血結晶布置付之一毀”。此後，他與南京漸行漸遠，一路流離。再次出現“南京”，已經是1938年1月。他抄錄了一篇報道，題為《劫後之南京慘狀》：“中央社香港22日南京訊，南京被日軍占領迄今已達39日，但仍有許多地方大火尚在焚燒中，恐怖之時期仍未度過，所有商業區均成廢墟，除野犬紛出覓食外，絕無人迹，現除難民區外，全城已成空城雲。”此篇之後，日記呈現出的情緒陡然不同。32歲的南京人周廉臣開始想“有代價的死即生之門徑”“空談不能救國，從此以後，莫隻說，快去做”，他抄錄《盧溝橋》的歌譜，錄曾國藩的“八敗”之說分析“現今社會上一般矛盾現象”，甚至拟就《抗戰時期的兒童教育改革方案》。整本日記的最後一頁是剪自某報紙的社評《日本投降了》，社評開頭是杜甫的詩——“劍外忽傳收薊北，初聞涕淚滿衣裳……”這本日記是一個收藏家轉讓給我的，這也說明南京民間抗日戰争博物館得到了人們的認可。
館裡有兩部裝訂在一起的英文著作的打印稿——《戰争意味着什麼——日本侵華暴行》和《南京城的兵燹之災》。打印者邰常仁是一個精通英文的南京人，1937年，他是金陵大學圖書館的工作人員。在南京劫後的國際安全區内經曆了最恐怖的日子，人們不知道他是怎麼拿到那兩本外國人寫的英文版書的，不知道他怎樣在打字機上一個字母一個字母“抄”下那兩本書的日子有多長，不知道他為之經曆過如何提心吊膽的日子。他給後人留下的也許是世界上最早的對日軍侵華暴行的記錄。
博物館還有一個專門的展櫃屬于美國華裔作家、曆史學家，專著《南京大屠殺》作者張純如，裡面有一張1995年她來南京采訪時的名片、她委托當時為她做翻譯的楊夏鳴教授保管的四盤錄像帶、她父母給我題贈“追求真理，維護和平”的《南京暴行——被遺忘的二戰浩劫》（張純如編）的中文譯本。那四盤錄像帶，是張純如1995年來中國采訪幸存者時所拍，當時共計采訪了九名幸存者，其中有采訪夏淑琴老人的鏡頭，那時候夏老是中山陵園的一個清潔工，在美齡宮打掃衛生。有意思的是，采訪中架在一旁的攝像機掉下來一次，是開着機的，張純如過去拎起來，被攝像機拍到了，她穿着夏天的格子衣服，說了一句“Sorry”。錄像帶中就這麼一個她的鏡頭。由于持有的是旅遊簽證，她擔心回程時這批資料在海關會被查扣，所以委托給楊教授保管。張純如去世後，楊教授聽說我要辦博物館，在得到張純如父母的同意後，把這批錄像帶捐贈給我。
日軍使用的錫制煙盒館内有一套完整的日本大阪每日新聞編印的半月刊《支那事變畫報》，這份畫報一共出了101期，時間段為從盧溝橋事變到太平洋戰争爆發。由于史料保存完整，其價值彌足珍貴。
有一張侵華日軍自己拍攝的南京仙鶴門大屠殺的照片，照片上屍橫遍野，慘不忍睹，是日軍在南京屠城屠鄉的有力證據。當時侵華日軍為了炫耀戰功，各部隊都有出寫真帖的習慣，這張照片就出現在侵華日軍伊東部隊的寫真帖内。這套資料原藏于一個東北收藏家手中，為了購買這套資料，确切地說為了購買這張照片，我坐了十多個小時的火車，花去五萬元，磨了好久的“嘴皮”才實現願望。因為以前有記錄日軍在南京仙鶴門暴行的文字史料，但圖片史料比較缺乏，這張照片将日寇的罪行變得“闆上釘釘”。
館内有一個我委托日本留學生購買的名為“突擊一番”的安全套。這個日本侵華部隊用猥亵戲谑的言辭命名、用牛皮紙包裝的安全套，反映出當時淪陷區的中國婦女遭受過怎樣的淩辱。和它一起展示的，是日軍用于預防性病的藥膏——“星秘膏”。藥盒正面注明由“陸軍衛生材料廠”和“陸軍軍需品廠”生産，背面還印有“使用法”。這兩樣東西是日軍推行慰安婦制度最直接的證物，是對日本方面在慰安婦問題上不誠實态度的有力駁斥。
有些展品在收藏過程中也發生過有趣的事情。有一隻紀念僞滿洲國成立的軍用飯盒，是日軍扶植傀儡政權的有力罪證。當時持有者是個美國人，拍了照片在網上拍賣，由于他不識中文，竟稱拍賣的是美軍攻打伊拉克的軍用品，标價200多美元。我一看就樂了，照片上明明白白印的是漢字，還印着僞滿洲國的徽章，當即購買下來。要是他懂些中文，價格不知要貴多少倍。
這幾年，博物館館藏文物和圖書得到持續不斷的積累，共收藏了文物3000多件，圖書40000多冊，其中抗戰圖書10000多冊，日本研究資料圖書3000多冊。
民間研究者任重道遠
2006年12月13日，南京民間抗日戰争博物館正式開館。國内外許多家媒體都來采訪報道，中央電視台還作了新聞點評，“标志着中國研究南京大屠殺從官方走向民間”，形成了一股熱潮。
開館後，每周除周一閉館外，其餘時間全部免費開放，全年如此。展出三年，參觀的人累計七萬人。許多當年目擊侵華日軍暴行的老人在觀看圖片時，老淚縱橫，讓人心酸不已。一次，來參觀的南京市民還在館外打出了“勿忘曆史，警鐘長鳴”的條幅。南京三江學院的師生在參觀後，主動提出将館裡的解說詞全部補上日文。内地一些大學生參觀後在白牆上寫道：“珍惜和平，勿忘國恥”；香港遊客寫道：“民族興衰，匹夫有責；勿忘曆史，振興中華”；外籍人士寫道：“Neveragain.Nowaragain.（永不重演，不再戰争）”。參觀者中不乏日本人，有年輕的，也有白發蒼蒼的。他們來時驚訝，走時忏悔，表示沒想到自己的民族曾經犯下如此大的罪行。2007年3月2日，一個名叫佐藤梨奈的日本人寫道：“我絕對不會忘記日本犯下的如此嚴重的行為。為了不再重複，日本應該好好地傳播曆史。不要忘記反省，成為能為和平作出貢獻的國家。希望世界和平。”一名叫本多立太郎的日本侵華老兵參觀過史料陳列館之後，帶着忏悔的心情，親筆留言：“我朋在南京，異邦君子祈健在，中日兩國永久親。”
博物館曾分别與《現代快報》、南師大社會發展學院等單位合作，在南京長江路文化藝術中心、南師大随園校區、仙林大學城、雨花台區政府一樓大廳等地舉辦了圖片展，參觀者絡繹不絕。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南京市江甯區曾經在中考模拟試卷中出了一道論述題，讓考生談談創辦民間抗戰博物館的社會意義。我從朋友處偶然得知這個消息後感慨萬千，自己所做的事情正影響着下一代人，如同獲得了一個沒有公章的獎狀。
在辦好博物館的同時，我還積極發展社會民間志願者組織活動。為此我成立了“1213同盟”，呼籲、組織記者、律師、大學生等民間人士，通過心理疏導、情感關注以及義工和捐贈等形式，為南京大屠殺幸存者服務。
在與國内外同類的博物館、與國内外的學者特别是民間學者進行了大量接觸和交流後，我深切感到，作為民間研究者還有許多事要做。大家都有同感，國内對于抗日戰争的研究，尤其是對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的研究比較單一，研究者不是大學、社科院，就是專門機構或者政府部門，基本都是官方的，研究成果顯得不夠豐富和立體。
我們與日本民間研究之間的差距則更大。如60多歲的松岡環，一位曾開玩笑地用半生不熟漢語自稱為“老婦女”的日本小學教師，曾出了三本書，拍了紀錄片，執着地進行民間自願研究，作了許多戰争調查。特别是她采訪的對象是侵華戰争尤其是南京大屠殺的加害者，工作更難做，但她成功了，形成的口述史料更有說服力，其精神和成果都值得我們學習。我相信随着我國社會進步和經濟發展，“朝”“野”的研究都将越來越多。■
口述者吳先斌系南京市政協委員，南京民間抗日戰争博物館館長南京市政協教衛文體（文史）委員會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