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6年12月1日，朱德出生在四川省儀隴縣一個貧苦佃農家庭。那時，深處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之中的中國人民正遭受着前所未有的苦難。和無數仁人志士一樣，青年朱德也在苦苦探求救國救民的道路，并立下“祖國安危人有責，沖天壯志付飛鵬”的遠大志向。1909年，他離開家鄉遠赴昆明雲南陸軍講武堂求學前，寫下“志士恨無窮，孤身走西東。投筆從戎去，刷新舊國風”的豪邁詩句，表達了救國救民的情懷。他加入孫中山先生領導的同盟會，先是積極參與推翻清王朝的辛亥革命，後又參加護國戰争和護法戰争，成為威震四方的滇軍名将。
任護國軍團長時的朱德然而，連年的軍閥混戰使國家陷入“四野蕭蕭風雨急，中原黯黯鬼神愁”的悲慘境地，許多革命者“有的灰心了，有的被趕跑了，縱然想要繼續努力，為創造一個中華民族的民主共和國而奮鬥，但他們迷失方向了”。朱德自己也“陷入了一種懷疑和苦悶的狀态，在黑暗中摸索而找不到真正的出路”。1916年—1920年，朱德寫下了幾十首詩，表達了自己感時憂世的心情。他怒斥軍閥混戰給人民帶來的苦難：“久受飛災憐百姓，長經苦戰歎佳兵。”“年年争鬥逼人來，如此江山萬姓哀。”他傾訴自己的苦悶心境：“深海當年姓字标，茫茫大地願難銷。南滇愛友嗟離别，西蜀知心太寂寥。”他表達自己渴望報國的志向：“戎馬少年半同學，傾心報國志無違。”“推開黑幕劍三尺，痛飲黃龍酒數杯。”
資産階級領導的舊民主主義革命無法解決中華民族的出路問題。可是，救國救民的真谛究竟在哪裡呢？俄國的十月革命和中國的五四運動使朱德看到了救國的新希望，他從當時流行的《新青年》《每周評論》《新潮》等傳播新思潮的刊物中了解到在蘇俄的新制度新社會下工人和農民成為國家的主人，這使朱德非常興奮和向往。他感到“有必要學習俄國的新式革命理論和革命方法，來從頭進行革命”。
1922年3月，朱德離開昆明，決心去尋找新的出路。途經四川遇到滇軍同事、時任川軍第二軍軍長楊森，楊森對朱德的作戰指揮能力深為了解，他極力挽留朱德并許以師長職位，但朱德沒有答應，直下上海。在上海，朱德見到了孫中山先生，孫中山希望朱德回滇軍去，并答應先付給軍饷十萬元。然而，十多年的親身經曆使他對這種借助一部分軍閥去打擊另一部分軍閥的做法已不再相信，便婉言謝絕了孫中山的要求。此時，當老朋友孫炳文告訴他中國共産黨成立的消息時，朱德認定中國共産黨的主張才能給苦難深重的中國指明出路，于是決心要找到、參加這個黨并為它的理想而奮鬥。
經過很多曲折，朱德終于見到了時任中國共産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長陳獨秀，向他提出入黨的要求。陳獨秀态度冷淡，認為像朱德這樣在舊軍隊中有着很高地位的人要參加中國共産黨，還需要長時間的學習和真誠的申請。朱德在回憶這次見面時說：“我感到絕望、混亂。我的一隻腳還站在舊秩序中，另一隻腳卻不能在新秩序中找到立足之地。”入黨不成，朱德把希望寄托到了國外，他想到德國去，那是馬克思的故鄉，也許在那裡能找到報國的道路。1922年，朱德放棄滇軍旅長的高官厚祿，遠渡重洋尋求救國救民的革命真理，并在馬克思的故鄉——德國加入中國共産黨，成為中國共産黨早期黨員。從此，朱德由一名愛國名将成長為馬克思主義者，義無反顧地走上為黨和人民事業而奮鬥的偉大道路1922年9月，朱德乘法國郵輪“安吉爾斯”号離開上海吳淞口，經過40多天的航行抵達法國。在法國，他聽說在中國留法學生中已建立中國共産黨的旅法組織，主要組織者叫周恩來，現已去德國，便立刻搭上駛往德國的火車。
10月12日，朱德到達柏林，按照事先打聽的地址找到了周恩來的住所。這是朱德終生難忘的一天。十多年後，他向美國記者史沫特萊描述了那天的情形：當房門打開時，出現在我眼前的是一個身材瘦長的青年，大概二十五六歲的樣子，兩眼閃着光輝，面貌清秀，嚴肅而聰穎。見面後，朱德端端正正地站在比他年輕十多歲的周恩來面前，用平穩的語調說明自己的身份和經曆，并請求加入中國共産黨在柏林的黨組織。周恩來聽後微笑着說：“我可以替你辦理加入黨在柏林支部的手續，在入黨申請書寄往中國而尚未批準之前，暫做候補黨員。”
1922年11月，經中國共産黨旅歐組織負責人周恩來、張申府介紹，朱德加入了中國共産黨，從此走上了為共産主義事業而奮鬥的道路。
南昌起義失敗後，挺身而出勇保革命火種
為黨工作後，朱德經受了重大曆史關頭的考驗，他始終堅如磐石，從不動搖，多次力挽狂瀾。
南昌起義失敗後，起義軍計劃南下廣東實行土地革命，重建革命根據地并再次北伐，以統一中國。但主力進軍潮汕失敗，朱德率餘部2000多人陷入了孤立無援的境地。此時此刻，部隊的處境極端險惡。敵人大軍壓境，集結于潮汕和三河壩地區的國民黨軍隊達數萬人，來勢洶洶，企圖完全消滅朱德所部，一舉撲滅革命火種。嚴峻的形勢下，部隊的組織和思想日益混亂，士氣低落，軍心渙散。一些意志薄弱者在艱苦的重壓之下畏縮動搖甚至開溜，一些指揮員也不知所措起來。
千鈞一發之際，朱德毅然挑起重擔。他同幾位主要領導幹部分析了當前的敵我情況後決定：部隊必須盡快離開此地，以甩開敵人，擺脫險惡處境，否則将有全軍覆沒的危險。他堅定地說：“我是共産黨員，有責任把南昌起義的革命種子保留下來，有決心擔起革命重擔，有信心把這支革命隊伍帶出敵人的包圍圈，和同志們團結一起，一直把革命幹到底！”綜合大家意見後，朱德作出“隐蔽北上，穿山西進，直奔湘南”的戰略決策。他說：“我們要到敵人力量薄弱的地方去，到農民運動基礎好的地方去找個落腳點。這個地方就是‘三不管’的湘粵贛邊境。那裡山高林密，便于同敵人打遊擊。”為這支處于困境的革命隊伍指明了出路。
10月下旬，起義軍擺脫了尾追的敵軍，來到江西安遠縣的天心圩。這天傍晚，朱德傳下命令：“全體軍官在河壩子裡集合，開會！”大家到齊後，朱德招手示意大家坐攏一些。在這前途渺茫的嚴峻時刻，一雙雙眼睛注視着他，希望從他那裡獲得出路和答案。
望着這些同自己一道浴血奮戰的同志，朱德激動地說：“同志們，大家知道，大革命失敗了，我們起義軍也失敗了！但是，革命的旗幟不能丢，武裝鬥争的道路要走下去，我們還是要革命的。”他大聲說道：“同志們，要革命的跟我走，不革命的可以回家，不勉強。就是剩下我一個人，也要革命到底！”
朱德擲地有聲的話産生了強大的感染力，讓大家在黑暗中看到了光明。陳毅首先站出來支持朱德，接着其他将士們也紛紛站出來擁護朱德的主張。就這樣，在極其困難的境況下，朱德為黨和人民保存了革命鬥争的火種。後來，他率這支部隊與毛澤東率領的秋收起義餘部會師井岡山，組建中國工農紅軍第四軍，點燃了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燎原之火。1930年8月起，朱德出任紅一方面軍總司令和中國工農紅軍總司令
長征途中，“度量大如海，意志堅如鋼”
紅軍第五次反“圍剿”失敗，被迫實行戰略轉移，開始長征。經過湘江血戰，損失過半，陷入危境。1935年1月，中央到達遵義後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以總結第五次反“圍剿”和突圍西征中軍事指揮上的經驗教訓。會上，博古在報告中把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原因主要歸結于敵強我弱的客觀因素，引起與會多數人不滿，毛澤東在發言中嚴厲批評了這個報告。
朱德旗幟鮮明地支持毛澤東的正确意見。與會的李德翻譯伍修權後來回憶說：“朱德同志曆來謙遜穩重，這次發言時卻聲色俱厲地追究臨時中央的錯誤，譴責他們排斥了毛澤東同志，依靠外國人李德弄得丢掉根據地，犧牲了多少人命！他說：‘如果繼續這樣的領導，我們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
遵義會議最後贊同了毛澤東的意見，并根據多數人的發言形成了《中共中央關于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決議》，推選毛澤東為中央政治局常委，協助周恩來指揮軍事。由最高軍事首長朱德、周恩來為軍事指揮者，周恩來為黨内委托的對于指揮軍事上下最後決心的負責者。遵義會議在中國革命幾乎陷于絕境的危急時刻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
多年後，朱德在紀念遵義會議的詩中寫道：“群龍得首自騰翔，路線精通走一行。左右偏差能糾正，天空無限任飛揚。”
長征途中，還發生了張國焘分裂黨和紅軍的嚴重事件。1935年6月中旬，毛澤東率領的紅一方面軍與張國焘率領的紅四方面軍在四川懋功會師。26日，中央政治局在兩河口舉行會議，通過了北上抗日的決定。這個決定，張國焘卻不願執行。
8月初，中革軍委決定将紅一、四方面軍混合編組，分左、右兩路北上。朱德和張國焘一同指揮左路軍，毛澤東、周恩來等指揮右路軍。9月10日，張國焘背着黨中央密電右路軍政治委員陳昌浩，令右路軍南下，企圖分裂和危害黨中央。為貫徹北上方針，避免紅軍内部可能發生的沖突，黨中央果斷決定率紅一、紅三軍團和軍委縱隊迅速轉移，脫離險境，先行北上。
朱德的心情異常沉重。兩大紅軍主力分團的責任完全在張國焘，但不能将紅四方面軍和編在左路軍的原紅一方面軍的五、九軍團丢給張國焘不管。于是他選擇留下來，決心跟着這支隊伍，哪怕遇到再多的艱難曲折，也要把它最終帶回到黨的正确路線上來。
中央北上後，張國焘大造反對黨中央的輿論，并開始組織圍攻朱德。張國焘先派人同朱德談話，要寫文章反對中央北上，遭到嚴詞拒絕。1935年9月15日，張國焘在阿壩格爾登寺召開中共川康省委及紅軍中黨的活動分子會議，誣陷中央率一、三軍團北上是“逃跑主義”，鼓吹南下。他還夥同他人一起逼迫朱德當衆表态。朱德從容地說：“黨中央北上抗日的方針是正确的。北上決議，我在政治局會議上是舉過手的。我不能出爾反爾。我是共産黨員，我的義務是執行黨的決定。南下是沒有出路的！”
9月17日，張國焘發布南下命令。10月5日，張國焘在松岡附近卓木碉召開高級幹部會議，公然宣布另立以他為首的“臨時中央”。為了造聲勢，張國焘宣布朱德為“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朱德嚴正聲明：“大敵當前，要講團結嘛！天下紅軍是一家。大家都知道，我們這個‘朱毛’，在一起好多年，全國全世界都聞名。要我這個‘朱’去反‘毛’，我可做不到呀！”“你這個‘中央’不是中央，你要服從黨的領導，不能另起爐竈，鬧獨立性。我按黨員規矩，保留意見，以個人名義做革命工作。”
不支持張國焘使得朱德的處境更加艱難。他和劉伯承在一起，如同被軟禁起來。他利用到前方去指揮戰鬥的機會，看望随左路軍行動的原一方面軍五、九軍團指戰員，耐心地教育他們顧全大局，掌握正确的鬥争方針和策略。他還利用各種機會同四方面軍的幹部戰士接觸，談心，獲得了廣大指戰員的尊重。1935年11月，百丈關戰役受挫，四方面軍指戰員逐漸認清張國焘的南下方針是錯誤的。
朱德抓住這一轉機，于1936年2月初與徐向前等一同要求張國焘北上與紅一方面軍會師。随着紅二、六軍團的到來，張國焘越來越孤立，被迫于6月6日宣布取消其另立的“中央”，成立西北局，并轉兵北上與黨中央會師。至此，張國焘分裂黨中央的活動以失敗而告終。
毛澤東對朱德同張國焘的鬥争給予高度評價，說他“臨大節而不辱”“度量大如海，意志堅如鋼”。
1945年中共七大期間，朱德和毛澤東在一起研究對日作戰計劃太行浩氣傳千古
1938年2月底，在抗戰大後方武漢，一條流傳街頭巷尾的消息震驚了許多人。報童們背着報袋在街道上邊跑邊喊：“第十八集團軍總司令朱德為國捐軀!”“民族英雄朱德以身殉國!”“第十八集團軍總司令朱德戰死在華北抗日前線!”各種報紙的“号外”在武漢城裡不胫而走，各式傳聞滿天飛揚。老百姓紛紛為國家痛失英才而感到悲傷和痛惜，國民黨頑固派卻在幸災樂禍。八路軍駐各地的辦事處也紛紛接到電話，急詢朱德總司令的情況。《新華日報》向延安發報電詢：“朱德将軍有無危險？”在延安的黨中央、毛主席也急電八路軍總部詢問情況，要求立即答複。
華北抗日前線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所有人都急切地想知道事情的真相。
七七事變後，抗戰全面爆發，紅軍改編為八路軍、新四軍，投身偉大的全民族抗戰洪流。此時朱德雖已年過五旬，仍領命出任八路軍總司令，親率部隊到抗日戰争最前線。出征前，他寫下了這樣的誓詞：“我輩皆黃帝子孫，華族胄裔，生當其時，身負幹戈，不能驅逐日寇出中國，何以為人！我們誓率全體紅軍，聯合友軍，即日開赴前線，與日寇決一死戰，複我河山，保我民族，保衛國家，是我天職！”可是，八路軍無論是人數還是裝備都遠遠不如日僞軍，時刻處在敵人的威脅之下，在前線的每一天，都是血與火的生死考驗。
1938年2月，朱德率八路軍總部從原駐地洪洞縣向晉東南轉移，去建立太行山根據地。随行人員有副參謀長左權和總部機關的參謀人員，還有總部警衛通訊營的兩個連共200多人。
這天，朱德率部行進到安澤縣嶽陽鎮時接偵察員報告：前方不遠處有日軍3000多人，是去攻打臨汾的，現敵人的前衛部隊正在快速前進。面對突如其來的遭遇，久經沙場的朱德沒有半點猶豫，立即指示電告友軍，同時下令部隊絕不能撤，一定要想方設法拖住敵人，給臨汾的友軍多争取幾天備戰和疏散的時間。
朱德身邊的參謀人員多數是跟随他從槍林彈雨中闖過來的，知道軍令如山，不容讨價還價，但是眼下的形勢太讓人擔心了。打仗是你死我活的較量。200多人要拖住3000多鬼子，敵我力量的懸殊是顯而易見的。但是，他們從親身的實戰經驗中樹立了一個堅定的信念：隻要有朱總司令指揮，就能勝利！
日軍肆無忌憚地走在通往臨汾的大道上，浩浩蕩蕩一路向西，好不威風。好夢不長，快速行進中的鬼子在三不管嶺碰上了“釘子”，被劈頭蓋臉一陣槍聲鎮住了，趴在公路旁，不敢前進一步。原來，這一帶正是太嶽山的南端，山高林密，一條公路蜿蜒而過，伏擊敵人的地形再好不過。朱德讓左權帶着部分人馬去同鬼子周旋。他們組織了防禦縱深，采取節節抗擊的戰術，在山勢險要的地段設下幾道防線，層層阻擊鬼子前衛部隊前進。
子彈在鬼子頭上飛舞，手榴彈在敵群中開花。在朱德、左權的指揮下，200多精兵神出鬼沒，打打停停，3000多鬼子被拖在太嶽山的盤山道上前進不得，後退不成，縱然人多勢衆，武器精良也無法施展開來，隻能處處挨打。一天下來，敵人不但沒有前進幾步，反而丢掉了不少性命。
這時，鬼子不知從哪兒得到情報，得知阻擋他們前進的不是八路軍的大部隊，隻是一支小分隊，而指揮這支小分隊的竟然是威名赫赫的八路軍總司令朱德。由此，他們判斷出八路軍總部可能就在這一帶，于是立即報告侵華日軍華北方面軍司令部，請求空軍支援，徹底消滅朱德和八路軍總部。
此時，朱德和八路軍總部正戰鬥在安澤與良馬之間的古縣鎮一帶。日本空軍接到起飛出擊的命令後，就攤開作戰地圖尋找古縣的位置。自以為是“中國通”的幾個日軍頭目憑着認識幾個漢字，趴在地圖上拿着放大鏡東找西尋，終于在屯留縣西北方向找到了一個“故縣”，于是自作聰明地把“故縣”當成了“古縣”。如獲至寶的鬼子立即命令十幾架飛機到故縣上空狂轟濫炸。轉眼之間，一個好端端的村鎮變成了一片焦土。鬼子的空軍為了報功領賞，謊報戰績說：“目标已全部消滅，再未見一個八路!”其實他們壓根兒就沒見到一個八路軍的影子。接下來，他們迫不及待地在報紙上刊登了聳人聽聞的消息：日本皇軍摧毀八路軍總部，八路軍總司令朱德在空襲中喪生。這就是前面新聞的由來。
這時，朱德仍在古縣一帶指揮戰鬥。盡管已經拖了敵人三天，但這裡終究不是久留之地，此行的目标是建立太行山根據地。左權十分擔心朱德安全，萬一發生了什麼意外可沒法向黨中央和毛主席交代。所以，他再三向朱德建議轉移。第四天傍晚，情況愈發危急。敵人的炮彈不停地在總部附近爆炸，槍聲也越來越近，子彈不時從頭頂上呼嘯而過。朱德沉着地率部隊甩開大路，轉移到路南面的鄉村。這時，總部警衛團的兩個新兵連趕到了。他們雖然人數不少，可沒有槍支，每人隻有兩顆手榴彈。朱德見到後非常高興，覺得正是鍛煉他們的好機會。
很快，鬼子的後續部隊過來了。偵察得知，過來的是由許多大車組成的辎重隊。朱德立即組織新兵連在警衛部隊的掩護之下，埋伏在鬼子必經的大路旁。當敵人的辎重隊進入伏擊圈之後，朱德一聲令下，200多顆手榴彈一齊投向敵群……這一仗打得幹淨利索，八路軍炸毀敵人大車幾十輛，殲滅了一部分鬼子。兩個新兵連不僅得到了實戰鍛煉，還用繳獲的武器裝備了自己。就這樣，朱德率領部隊成功地沖出了日本鬼子的包圍，勝利地到達了太行山區。
從1937年全面抗戰開始到1940年5月奉命返回延安，朱德以八路軍總司令之職，在抗戰最前線與侵略者面對面戰鬥了兩年多的時間。他和彭德懷部署平型關戰役，指揮參與忻口會戰，挺進太行山開辟抗日根據地，粉碎了日軍對晉東南根據地的“九路圍攻”，指揮各抗日根據地反“掃蕩”鬥争，特别是與彭德懷、左權共同指揮的“百團大戰”，極大提升了八路軍的聲威。左權犧牲後，朱德非常悲痛，寫詩悼念：名将以身殉國家，願拼熱血衛吾華。太行浩氣傳千古，留得清漳吐血花。這既是他對左權的悼念，也是對自己的铮铮誓言。■
作者系中央文獻研究室二部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