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王恒
我們一家和胡耀邦同志并沒有多麼深的交往，隻是在辦一些事情的時候遇到過他。無論給誰辦事，他總是盡心盡力；無論大小事情，他都有始有終，這些給我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這樣一位共産黨員，是會永遠活在我們心中的。
1937年，胡耀邦22歲，擔任延安抗大政治部副主任胡耀邦與李昭
認真程度難以想象我的父親王子玉1936年參加革命，1941年回到延安後，任延安軍事學院炮兵科副主任，在第十八集團軍總司令部工作期間被朱德任命為少将高級參謀。當年，在他心中，曾多年來始終有一塊心病。父親1936年就參加了中共領導的革命，可是一直沒有解決組織問題，還是一個黨外“布爾什維克”。雖然他也多次向組織提過入黨問題，但都沒有什麼結果。當然，組織上還是很信任他，把很多重要工作都交給他去做。當時父親在抗日前線，大敵當前，還是先得把工作做好，入黨問題則沒有更多時間去想。1941年，父親回到延安後，解決入黨的問題自然又提到日程上來了。有一天，他和陸定一談入黨的事，并請陸定一做他的入黨介紹人。陸定一笑着說：“老王，做一個黨員你是夠格的，但是我做不了你的入黨介紹人。你的情況我了解一些，像你這種情況，恐怕要經過一些特殊的手續。具體的我不太清楚，你去找胡耀邦吧，他是軍委組織部長。”經過陸定一的指點，我父親就去找胡耀邦了。胡耀邦熱情地接待了我父親，詳細詢問了他的個人曆史和入黨的願望。聽完後，胡耀邦笑了，說：“你這種情況，一般支部是不能吸收你入黨的。你看，你是在北洋政府辦的北方陸軍軍官學校畢業的，又在晉軍做過團長，在察綏抗日同盟軍做過旅長。你這樣的經曆，入黨問題得由中央軍委來考察。這樣吧，你回去寫一份個人簡曆，把自己的主要經曆都寫出來，參加革命前無論你做過什麼事我們都不追究，隻要寫清楚就行。參加革命以後的每一段工作都要有證明人，證明人必須是當地黨的主要負責人。”胡耀邦把黨的政策進一步向我父親講清楚：“對曆史問題不要背包袱。在你沒有找到黨之前，你不可能對黨有深刻的認識，也不可能要求你對黨忠誠。但是你現在找到了黨，跟黨走了，就要對黨忠誠。所以你參加革命前做過的事，都既往不咎，參加革命之後的工作，一定要經得起考驗，你工作的每一個階段都必須有當時的負責人給予鑒定，同意做你的入黨介紹人，這樣才能考慮你的入黨問題。”我父親回來趕緊寫了一份簡曆，裡面提到有三位同志可以做他的證明人和入黨介紹人。一位是戎子和，是他在決死三總隊任總隊長時的政委；另一位是楊獻珍，是他在晉東南工作時的黨的負責人；還有一位是邱創成，是他在八路軍炮兵團工作時的政委。簡曆送到胡耀邦手裡後，胡耀邦看了對我父親說：“這三位同志現在都不在延安，不過我會想辦法與他們聯系。”過了一些日子，胡耀邦通知我父親去找他。一進門胡耀邦就拉着我父親的手說：“老王，祝賀你，你已經是共産黨員了。我分别給戎子和、楊獻珍、邱創成發了電報，他們都發了回電，對你在他們領導下的工作都給予了肯定，三個人都願意做你的入黨介紹人。經過研究，中央軍委批準你為中共正式黨員，沒有候補期（當時稱預備黨員為候補黨員，預備期為候補期），黨齡從批準之日算起。過幾天派人到你工作的單位宣布一下，你就可以編入支部，過組織生活了！”我父親高興地拉着胡耀邦的手：“耀邦同志，太感謝你了，你解決了我多年來心中的一個疙瘩！”胡耀邦笑着說：“這是我應該做的事，我是組織部長嘛。”一晃20多年過去了。1964年國慶節，毛主席要接見群衆代表，胡耀邦也陪同出席。他看見我父親坐在離他三四個座位遠的地方，便起身走過來同他握手，親切地說：“老王，身體好嗎？過了花甲之年吧？要多注意身體呀。”這一年我父親正好60歲。聽了胡耀邦的話，他十分感慨，胡耀邦真是過目不忘，20多年過去了，還記得簡曆上填寫的出生年月。回到家裡我父親又感歎了半天，說：“胡耀邦同志辦事的認真程度是一般人難以想象的！”
胡耀邦在河南農村考察時訪問農家
一碗大米剛到延安的時候我父母都在延安軍事學院工作，幾年後調到第十八集團軍總部。第十八集團軍總部在王家坪，中央軍委的一些機構也在那裡。我們家就住在胡耀邦家的對門。說是對門，其實就像陝北民歌唱的那樣：“見面面容易，拉話話難。”我們兩家之間有一道溝，隔溝相望，可以看見對面的人，卻無法對話。走一趟得半個多鐘頭。家裡除了我父親認識胡耀邦，其他人都不認識。因此也難得來往。當時條件很艱苦。特别是生了病，因為藥品很少，很多時候都要靠自己“扛”過去。有一回，年幼的我大病了一場，一連幾天高燒不退，吃了退燒藥也沒有多大效果，隻好靠自己“扛”了。鄰居的幾個叔叔、阿姨來看我，我母親告訴他們孩子已經幾天沒有吃東西了，幾個阿姨也着急起來。“大米長在水裡，是涼性的食物，可以去火，能喝點大米稀飯就好了。”這時，一個操着江西口音的阿姨突然說。當時，陝北出産的糧食主要是小米，天天吃的也是小米，我哪裡知道大米是個什麼稀罕物。聽了阿姨的話後，我心裡想，大米可能是一種發涼的東西，現在發燒渾身熱，能喝一口清涼的大米稀飯那該多好呀。想着想着不由自主地說：“我想喝大米稀飯。”孩子的話牽動着母親的心。母親焦急地看着大家，叔叔、阿姨們也相互望着。是啊！到哪裡去找大米呢？這時，小勤務員走到母親身邊小聲地說：“聽說胡耀邦同志家裡有大米。”母親面有難色地說：“怎麼好麻煩領導呢。”可是大家都說：“胡耀邦這個人，從來就沒有什麼架子，去找他要大米，沒什麼問題。”為了孩子，母親隻好去試一試。從我們家出來，下一道溝，上一趟坡就到了胡耀邦家。他正在看文件，見到我母親忙站起來，問到：“同志，你有什麼事情呀？”“我的兒子病了，想喝大米稀飯，聽說您家……”胡耀邦笑着打斷了我母親的話：“你的消息蠻靈通嘛。”接着他趕忙把米袋子找出來提到桌子上，爽快地說：“要多少自己動手。”母親拿出一隻大洋瓷碗，滿滿地盛了一碗。胡耀邦問：“一碗就夠了嗎？隻要能把你兒子的病治好，這一袋大米你都拿去。”“一碗就夠了。”我母親知道胡耀邦是湖南人，吃慣了大米，他自己也沒有多少。這件事是我母親在“文革”中講給我聽的，那時候胡耀邦已經被打倒了。母親講完後對我說：“胡耀邦是個好人，誰有困難他都幫助，我們不能忘記他。”幾個月後，母親就去世了，這件往事卻一直深深地留在了我心裡。“要自己解放自己”“文革”期間，胡耀邦的動向很受大家關注。當時，很多宣傳品上都有批鬥他的報道。每當看到這些，我們全家人都很揪心，替他擔心，為他鳴不平。家裡人說：“這些報道全是造謠。胡耀邦做了那麼多好事，為什麼不說一說。”不久我父親也被送進了監獄。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之後，胡耀邦被解放了，很多認識他的人都非常高興。我父親的老戰友漆克昌專門去看了胡耀邦。胡耀邦非常關心老同志的情況，他對漆克昌說：“這麼多老同志都被打倒了，這是黨的損失，這些老同志絕大部分都是冤枉的，應該盡快解放他們。但是我們不能坐等，要自己去争取，現在最好的辦法就是去申訴，要向黨反映自己的情況。”漆克昌說現在渠道不暢，有話沒有地方說。胡耀邦想了一會兒，說：“大家一起努力，我也算一個吧，你們的申訴信可以交給我，我再想辦法遞上去，不能坐等，要自己解放自己。”漆克昌提到我父親，說他也已經被關進監獄了。胡耀邦說：“可以讓他的子女申訴嘛。”漆克昌回家後立刻把我叫去，把胡耀邦的意思告訴我，并與我讨論如何寫申訴信。我回到家裡反複思考，但我對父親的曆史情況并不清楚，隻得去找父親的一些戰友了解。這樣一來就花了很長時間，等我寫好之後，有人告訴我胡耀邦又被下放到幹校勞動去了。我不可能把信送到他手裡了，但是我卻很慶幸，否則會給胡耀邦增加很大麻煩，又會有人批判他是“走資派”和“反動分子”的代理人。“文革”結束，胡耀邦複出工作後，解放了一大批幹部，平反了大量冤假錯案。可誰曾想到，在“文化大革命”中那樣困難的環境下，胡耀邦已經想到并着手做了。盡管在那樣的條件下，誰也不可能完成這樣的任務。但是胡耀邦堅信，解放幹部，平反錯案勢在必行，隻要有機會，哪怕遇到再大的困難，他也絕不會放棄。
江西共青城，胡耀邦同志墓坐落于此
作者系中國科技館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