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寇在1937年發動全面侵華戰争後的十幾個月裡，屠殺了中國兒童10萬以上，擄走的達到15萬，因戰争而失去家園和親人的孩子則超過40萬以上。孩子是國家和民族的希望和未來，在中國共産黨的不懈努力和積極促成下，1938年中國戰時兒童保育會成立，在全國共建立了61所保育院，收養了3萬多戰争難童。北京延安兒女聯誼會北京華益雙明影視文化傳播發展有限公司
孩子們，大聲唱吧！這裡是安全的！延安保育院的孩子們（林邁可[英]攝）
1985年7月，鄧穎超在給曾任全國婦聯書記處書記郭建的一封長信中說：“戰時兒童保育會，是由共産黨提倡發起的。保育會的理事多半是中共、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也包括國民黨員組成……為了工作便利，請宋美齡做理事長……”陝甘甯保育分會所屬第一保育院，于1938年10月初開始接收烈士子女和抗日軍人的後代。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等老一輩無産階級革命家，捐出一個月的津貼支持保育院的建設。毛澤東為之題詞：“好好的保育兒童。”保育院的代院長是醜子岡。最早的保育員中有三個是陝北的女紅軍，白如璧就是其中之一。她女兒白漪在保育院長大。因為她是托兒所最小的娃娃，大家都叫她“托小”。白漪：我在保育院學會了走路，學會了說話，學會了唱歌，學會了跳舞。阿姨們似親媽媽一樣看護我們。我們那個時候有個啞巴老師，她給我們做了可多玩具，還做了動物标本。我們有秋千、還有滑梯。我們洗澡的時候就站在凳子上，阿姨拿噴壺給我們洗。中央領導都把那些大米呀、肉呀省下來給我們吃。我們吃飯的時候，把手都洗得幹幹淨淨的，進去吃飯時候要唱《吃飯歌》：“哨子響，吃飯了，洗洗手，擦幹了，快快排隊不講話，進了飯堂不胡鬧，細嚼慢咽吃個飽。”其他可唱的歌也可多了，比如《小小葉兒》：“小小葉兒，嘩啦啦啦啦。媽媽叫我快長大，長得身強力又壯，騎馬扛槍保國家……”我們還唱：“毛主席像太陽，他比太陽更光亮。小兄弟小姐妹，拍着手來歌唱。太陽太陽，真真光亮，我們永遠天天向上。”那時候，蔡暢媽媽經常領着外國朋友來保育院“參觀我們”。那時候我們這些小朋友們就穿得可漂亮了，穿的是宋慶齡媽媽給我們拿來的毛衣，還有工人褲，戴的小白帽。保育院成立一周年時，累計接收來自東北、華北、華中、華南的兒童達300多名。他們在這裡享受着無限的溫暖，無盡的慈愛。黃義先：我開始到保育院的時候，身體不好，心情也不好。我知道父母親犧牲了，就扔下我一個人，所以也不太愛說話。有一次我眼睛上火了，上了藥膏，躺在窯洞裡頭不能動，老鼠老往這邊跑，我害怕，就叫。阿姨知道以後，就白天晚上輪流陪着我。除了生活上的照顧，阿姨們也開導我，經常教我唱歌，給我講故事，讓我參加一些活動。這樣我慢慢地和同學們都熟了，心情也開始好起來了，性格也活潑起來了，跳舞、唱歌，還指揮小朋友唱歌。當時邊區雖然苦，但是黨中央對保育院相當重視，經常給一些水果、餅幹這種在當時“稀罕”的東西。那時我們每天午覺睡起以後，一人能夠給發一塊餅幹，發一個蘋果。雖然是孤兒一個，但是我不感到孤獨，感到保育院很溫暖，覺得确實是到了一個溫暖的家庭一樣。趙戰生的媽媽淩莎是1926年入黨的老黨員，她兩度去蘇聯學習，回國後到女子大學擔任副教導主任。為了提高對孩子們的教養水平，1941年她被調到保育院擔任院長。趙戰生：當時來了一些記者，其中包括一些外國記者，到保育院參觀。孩子們看見這些“老外”都覺得很好奇：他們西裝革履，鼻子長得高高的，藍眼睛。他們要親近孩子，把孩子抱在懷裡問長問短的。當時我也被一位老外抱在懷中，我一會兒摸摸他的高鼻子，一會看看他的藍眼睛，發現他戴着手表，還有鋼筆，就摸摸這摸摸那。他就問：“我這表好不好？”我說：“好。”他問：“你要不要？”我說：“不要。”他又問：“為什麼不要？”我說：“長大了公家會發。”當時大家在集體的環境裡頭生活，“公家”這樣一個概念是非常深刻地烙在心裡面的。一次因為我的腿劈折了，去延安中央醫院治療。阿洛夫大夫說，接上後你這條斷腿比正常的腿要短半個厘米。我的母親說長大了會不會留下什麼問題？阿洛夫大夫跟我的母親說，沒有關系，我們蘇聯有個無腳飛将軍，在戰争時期跟敵人空中格鬥的時候負傷，腿都截肢了，但是依然能夠重返藍天和敵人繼續戰鬥。雖然當時我還小，但是阿洛夫的這句話，這樣一種戰鬥的精神确實鼓勵着我，在以後的日子裡頭用這種精神來支撐自己的工作學習。随着不斷有孩子需要在延安接受照顧和教養，1946年，由陝甘甯邊區政府供給的第二保育院也在延安成立了。田紀英14歲去延安參加革命，她剛到延安就被分配當了保育員。舒焰出生後在第一保育院長大。第二保育院成立後，她和另外幾個孩子被轉學去那兒，為此她很生氣。田紀英：胖燕燕（舒焰）剛從第一保育院轉來的時候，沒人理她，因為胖燕燕光哭不說話。舒焰：我小時候脾氣不太好，挺倔的，而且一生氣不是哭就是一聲不吭。田紀英：我去了，看着她蹲在那哭，就說：“小朋友别哭了，跟阿姨去玩吧。”舒焰：我就說，你哪裡是個阿姨啊，就是一個姐姐。她說甭管什麼，你就跟着我吧。她是那會兒最小的阿姨，我是那會可能還比較大的孩子。所以我倆年齡差别連十歲都不到。從1946年一直到現在，舒焰都叫田紀英“阿姨”。要說起他們之間的親情，有太多的故事讓她難忘，比如有一首阿姨們自己編的歌：“天上有太陽，有月亮，還有無數的小星光。地下有莊稼，有樹林，有高山，還有大河小河流到大海洋。”梁漢平的媽媽姚淑平從第一保育院小學部調去擔任保教科長，梁漢平也成了保育生。梁漢平：最深的印象是我吹牛。當時小孩都怕狼，晚上睡覺能聽見狼叫，所以都不願意睡在窗口。我就吹牛，說，我不怕狼，有窗戶有門擋着，狼根本進不來，我睡到窗口。晚上聽到狼叫了，吓得我直往裡頭躲，人家就嫌我擠，我才知道真是害怕。那時候很多在延安出生的孩子被寄養在老鄉家。為了解決這些孩子的養育問題，時任中央衛生處處長的傅連暲，提議讓醜子岡再創辦一所中央托兒所。那可真是白手起家。醜松亮（醜子岡之女）：中央首長直截了當跟我媽媽說，隻要你托兒所需要的，我們會千方百計滿足你。就拿最早的托兒所的窯洞來說，那四孔窯洞是書記處的，位置比較好，在半山腰，後來騰出來讓給托兒所。隻要是為了孩子，我媽媽他們就會千方百計去争取：幾十裡山路背小米回來，到老鄉的地裡問人家要胡蘿蔔……拼命為孩子搞好夥食。她身體特别弱，對我也不怎麼管，因為他沒有時間，她太忙了。當時的窯洞裡山鼠特别大，有一天晚上，我媽媽出去開會，很晚都沒回來，結果我一個人在窯洞裡睡。那時我才5個月，可能是嘴上沾了點吃的，就讓老鼠把我鼻子給咬了。後來就趕緊到醫院包紮上。我媽媽回來聽說以後，這些阿姨都特别内疚，直要道歉，我媽媽說沒關系。那天我媽整整抱了我一晚上。1942年，中央托兒所的條件有了意外的改善。
美國黑人歌唱家保羅·羅伯遜高唱《義勇軍進行曲》
醜松亮：這時候在洛杉矶，華人華僑為我們募捐了很多的東西，通過香港運到咱們根據地來。其中有一個磅秤。陳席毛（洛杉矶托兒所的孩子）：當初這個東西可是個稀罕物。很多人，包括周圍的老百姓都來看，這是個什麼玩意兒，怎麼人往上一站就知道有多重？我們過去量體重，很大的杆秤，兩個人扛着，像稱豬一樣，弄一個筐子，吊在那個框子裡邊。現在一看用這個秤量體重，大家都排着隊，衣服一脫，往那上一站，量完了以後再把一個杆一樣的東西一拉起來，就是量身高的，完後阿姨就說：“下去，下去。”孩子說，還沒量呢！多重啊？後來阿姨上面一弄就出來了，大家感到非常稀罕，量完了後又跑到後面去排隊，想再量一次、再稱一稱。醜松亮：除了磅秤以外，那時候我們還可以吃到美國的罐頭、奶粉；我們穿得都是挺洋氣的，戴着個小船形帽，穿着小呢子大衣，都是美國華僑捐贈給我們的。這一切還得要歸功于宋慶齡。她于1938年6月在香港創辦了“保衛中國同盟”。她介紹了許多外國記者到延安、到八路軍抗戰前線，通過他們把中國共産黨抗戰的作為和所處的艱苦環境，向全世界作了客觀真實的介紹。她呼籲：“把對中國的同情心，表現在幫助保存中國未來的有生力量的行動中。”美國援華聯合會響應了，發動了風行全美的“中國周運動”。美國著名黑人歌唱家保羅·羅伯遜站出來了。1940年他在紐約第一次用中英文演唱了《義勇軍進行曲》，并且把這首歌曲的唱片發行收入全部捐獻給了中國的抗戰。洛杉矶行動起來了，他們直接為孩子們購買了疫苗、魚肝油、奶粉、玩具、學習用品等，并定做了許多呢子小套裝。是宋慶齡通過“八路軍辦事處”送到延安的。醜松亮：為了紀念他們，另外也是為了報答他們，我們的中央托兒所改名為洛杉矶托兒所。可是，孩子們都說“落山雞”這個名字真難聽……陳席毛：我們就議論“洛杉矶”是個什麼雞？大家知道有“落湯雞”，還有什麼有燒雞，沒聽過“洛杉雞”，這是個什麼雞？大家搞不清，就去問阿姨。一問，阿姨就哈哈笑，告訴我們說這是美國的一個地名。也許是因為“洛杉矶”這個名字，讓陳席毛對雞有了興趣。陳席毛：有時候自己一個人老想看哪個雞窩裡有雞蛋、想看雞怎麼生蛋，結果雞老也不下蛋。所以晚上我偷偷跑出來，抱着一隻雞在被窩裡睡覺去了，抱在被窩裡就要看它怎麼下。結果雞也沒下蛋，我就睡着了。晚上阿姨過來查鋪，一摸我這個被子就聽到裡邊“咕咕咕”雞叫，掀起來一看，哭笑不得。1944年冬天，延安流行百日咳，托兒所也沒能幸免。為了救治孩子們，并從根本上改善孩子們的衛生條件，傅連璋決定：讓中央醫院的醫生沈元晖去洛杉矶托兒所擔任所長。李建文（沈元晖之女）：當時我母親懷着我已經7個多月了。她沒有考慮自己的困難，就非常堅決地答應了。到了幼兒園第一件事情就是要馬上建立嚴格的隔離消毒制度，把保育員們分成兩部分，一部分照顧健康孩子，一部分照顧病孩子。我媽媽對保育員們說：護理孩子要有細心、耐心和愛心。因為在沒有藥的情況下，得百日咳的孩子們很可能吃不進去東西。在這種情況下，他們的身體非常虛弱，特别是一兩歲的孩子。當時，輸血是增強孩子抵抗力的最好的辦法之一。我媽媽是O型血，所以當時她帶頭輸血。開始，很多保育員見了血都害怕，在我媽媽的帶動下，她們也加入到輸血的行列。就是這些寶貴的鮮血，使重病的孩子們都一個個戰勝了疾病，慢慢地恢複了健康。
因為洛杉矶托兒所裡有不少中央首長和前方指揮員的孩子，所以成了敵人傷害的目标。李建華（沈元晖之女）：一天半夜，我突然聽見有兩個人跟我的臨床劉華北講話。他們說：“華北華北，你爸爸讓我們來看你了。”我被吵醒了，睜眼一看，一個高個、一個矮個。當時這種情況很多，一些将士們從前線回來以後經常半夜來看看孩子，所以我也不以為然，就轉過身又睡覺了。第二天早上起來，我們大家都跑出去洗漱，可是華北沒起來。我就跑進窯洞去看，一看一個白單子蓋在華北的床上。後來我慢慢知道了華北是被壞人害死了。這個案子雖然沒有被偵破，但敵人企圖動搖八路軍軍心的企圖是顯而易見的。因為劉華北的父親是當時赫赫有名的常勝将軍——劉伯承。敵人的卑鄙目的沒有達到，也不可能達到。劉伯承繼續指揮着部隊不斷地打勝仗，洛杉矶托兒所的孩子們也因此得到了更多的關愛。王蘇民（洛杉矶托兒所的孩子）：我們就盼着打勝仗。每次一打勝仗，就有很多牛肉罐頭巧克力什麼的從前線給我們送來。你别說我們那個時候很土，還吃過巧克力呢。孫羅曼（洛杉矶托兒所的孩子）：我是從重慶來的，重慶比較潮濕，我得了關節炎，所以每次棉襖都是先給我發。陳席毛：我的名字是主席的席，毛主席的毛，小名就叫毛毛。快要撤離延安的時候，主席他們就來了。一見主席來了，大家呼啦一下就圍了上去。我上去動作快一點，主席就把我抱起來了。抱起來後，他笑着問我：“你叫什麼名字？”我就說：“你姓毛，叫毛主席，我叫席毛，我媽媽叫席平，我們的名字都差不多。”主席一聽就樂了，說：“我怎麼不知道啊？”我也樂。主席問我：“那你将來長大後想幹什麼啊？”我說：“打日本。”主席講：“等你長大以後日本已經都打光了，都消滅了，那你還打誰啊？”回來我想了想也答不上來，就說：“不知道。”因為欽佩為革命養育後代的阿姨們，也是因為工作需要，趙風欽自動請纓來托兒所當了一名男“阿姨”。楊小平（洛杉矶托兒所的孩子）：我本來體質就很弱，一歲多的時候得了肺炎和中毒性痢疾并發，病得不行。趙風欽叔叔就把我抱中央醫院去了。那時候我已經休克過去了，看上去幾乎已經沒救了。他就在醫院裡，從早上8點一直到晚上8點守着我，哀求那些醫生們，說：“不行啊，你們得救他，他的爸媽都在前線打日本，不能讓他死，他死了我們對不起他爸媽，我們交代不了。”醫生後來也是全力搶救，動用了當時最昂貴的青黴素，那時叫盤尼西林，居然就把我救活了。吳黎陽（洛杉矶托兒所的孩子）：我發燒，到晚上了，查夜班的阿姨發現我呼吸不對，喘不上氣，半夜把我弄起來，然後一個叔叔背着我跑，大概一直跑到早上，好幾個鐘頭。到了一個像農村的小院，是部隊的一個衛生所，說我得了白喉，然後就讓叔叔陪着我，給我做飯吃，還讓我到山上一個小屋子裡去隔離。一直到我好了，叔叔又把我背回去。我那時小，到現在都不知道叔叔叫什麼。我特别感謝他。趙風欽給孩子們做玩具、帶他們做遊戲、講戰鬥故事，還教他們打霸王鞭。選舉邊區勞模時，托兒所所有的大人、孩子都為他舉起了手。薛曙光（洛杉矶托兒所的孩子）：我最難忘的事情就是七大閉幕以後開了個晚會，我們洛杉矶托兒所小朋友集體去表演，去慰問。我參加演的節目就是《霸王鞭》，我們一邊跳一邊唱：“陝甘甯來，我的家，我是那家裡的小呀娃娃，騎羊馬，我挎洋槍，頭上戴一朵茉莉花。”錢泓的媽媽史平是中央托兒所的保教科科長，他的爸爸錢江也為教養孩子盡心出力。錢泓：延安保育院要搞一個展覽，就把我父親派到延安保育院，畫一些連環畫，做一些美術作品，完了以後教小孩美術。我父親後來跟我講，他拿牙刷把撮成小紅五角星，哪個小孩表現好就給誰戴上一個。另外還做一些工藝品、玩具。我媽媽對我講，當時她給保育院這些孩子講課，還帶教唱歌。他們自己編了一些歌，比如：“昨天晚上做個夢，夢見我在天上飛。飛呀飛，飛呀飛，一飛飛到大前線，大前線鬼子多，到處殺人又放火。我在天上喊口号，吓得鬼子蒙耳朵；我在天上撒泡尿，淹死鬼子幾百個。”延安的孩子們不僅僅唱阿姨和媽媽們編的兒歌，還會唱當時流行的秧歌劇。李建華：我三歲半就開始演《兄妹開荒》、《夫妻識字》。有一次，中央醫院一個叫徐州（音）的小夥子，他演兄我演妹，我們兩個演了一場《兄妹開荒》，在中央大禮堂，演得那個精彩，掌聲雷動，毛主席、周恩來伯伯都看了。大家高興得不得了，因為很新鮮，一個那麼小的女孩，一個那麼大的男孩。1946年7月中旬，從盛世才的監獄裡回到延安的孩子們都被送進洛杉矶托兒所。這些孩子們一下子還不适應天堂般的生活。對姓盛的仇恨也波及到姓“沈”的所長，因為陝北口音“沈”“盛”是不分的。林海洪：我們在延安托兒所就鬧了個笑話，跟托兒所的所長鬥起來了。我們路上餓得夠嗆，到了地方以後看見有包子，大家吃起來就停不住了，拼命地吃。結果所長出來制止我們，說不能吃這麼多。大家一看所長不叫我們吃包子，大家集體絕食。結果一弄這個事情就傳到中央去了，說你們這幫孩子啊……梁國欣（洛杉矶托兒所的阿姨）：孩子們剛從監獄裡回來，所長是怕他們吃多了胃撐壞了。那個胃它不是餓了好長時間嗎，那胃腸都沒撐開，怕你突然吃多了出危險。誤會靠阿姨們的同情心、耐心和熱心解開了。在延安，這些孩子們盡情享受着從來沒有體驗過的幸福。延安的幼兒教育給了中外記者們太多的意外和感慨。美軍駐延安觀察組成員謝偉思在一份調查報告中這樣寫道：“兒童的生活是一面鏡子，延安的政治經濟是不是民主的、有創造性的，用不着争辯，隻需拿這面鏡子照一照就明白了……這裡真是一塊神奇的黃土地，這裡有一群普通而又偉大的人，他們又在潛移默化地培育着一代新人。”
1943年，延安洛杉矶托兒所的孩子們在演節目
大型文獻電視片“延安兒女的故事”完成台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