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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遍河山探新路——朱德與“中國式的社會主義”的提出

時間:2024-10-24 10:32:51

許多人恐怕不知道,我們現在耳熟能詳的“中國式的社會主義”,最早是由朱德提出來的。新中國成立後,朱德年事已高,除了參與中央領導工作外,他更多的是到全國各地調查研究,聽取意見和建議,為黨中央決策提供第一手的參考依據。國内除了西藏、甯夏,以及台灣、香港、澳門外,都留下了他的足迹。

朱德到地方,是真正地深入基層、深入實際,并認認真真地撰寫調研報告,現在能找到的他從1951年至1966年向中央提交的調研報告就達108篇之多,平均每一個半月就有一篇。其中許多真知灼見,至今讀來令人深受教益和啟迪。

“中國式的社會主義”正是他在調研期間提出的。新中國的建設是從學習借鑒蘇聯經驗開始的。頭幾年,我們幾乎亦步亦趨地把蘇聯的模式搬過來用,這種做法少走了很多彎路,很快奠定了中國的工業化基礎;但蘇聯模式也有它自己的弊端,很多辦法與中國國情不合,帶來了不少問題。1949年9月30日,朱德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上緻閉幕詞

1959年2月,朱德(右二)視察廣州水泥廠朱德很早就看到了這個問題的嚴重性。1955年,他到包頭考察。當時包頭鋼鐵廠是“一五”計劃的重點建設項目,用的是蘇聯建設鋼鐵廠的模式,打算在離原包頭市幾十公裡的荒原沙漠上建一座容納60萬人的新城市。在建設順序上,先生活、後生産,建廠房前先蓋高标準的辦公大樓、職工宿舍和其他生活設施。這既有悖于黨的勤儉建國的方針,也完全脫離了中國的實際。

朱德從各方面了解情況後,同内蒙古自治區黨委和包頭市委負責人談話,指出:你們都是想把國家工業化快些搞上去,熱心是好的。但是,貪新、貪大、貪多,一切都學習蘇聯做不到。我們國家有我們國家的情況,不能什麼都學外國的。根據朱德的意見,包頭鋼鐵廠的建設方案重新修改,為國家節省了大筆資金。

1963年,朱德在同陝西省委負責人談話時明确指出,“我們要找一條中國自己的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1965年,他提出:“我們要在毛主席領導下,建設中國式的社會主義。”這實際上是他多年思考的一個重要結晶,反映了他對在中國如何建設社會主義的深入思考和重要探索,是中國共産黨探索社會主義建設規律的重要成果。

1981年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中,對朱德在總結社會主義建設經驗中的重要貢獻,着重指出了兩點:一是他提出要注意發展農業多種經營,二是他提出要注意發展手工業。

朱德一向主張因地制宜地發展農、林、牧、副、漁等多種經營。他認為,隻有發展多種經營,農民才能緻富,國民經濟才能發展得更快。1955年10月,他在中共七屆六中全會上發言時指出:“(農村富餘勞動力)除了用到興修水利、開墾荒地、改良土壤、提高耕作等方面外,還應該根據各地區的實際情況,向多種經濟方面發展,使農業、林業、畜牧業、漁業、果木園藝,以及運輸、打獵、編織、種茶、養蠶、養豬、養雞、養鴨、養鵝、養蜂等副業密切結合起來……真正做到‘靠山吃山養山,靠水吃水治水’,使人盡其力,地盡其利,物盡其用。”他認為,蠶絲、茶葉、藥材、水果、咖啡、可可、植物油等多種多樣的産品,以及其他各種副業産品,不僅為國内的工業生産和人民生活所需要,而且還是出口物資,對換取外彙支援工業建設有很大作用。在當時,這些觀點是很新鮮的,也是為許多人所忽視的。

手工業在我國國民經濟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新中國成立初期,全國有500多萬個體手工業者和1200萬兼營手工業的農民,發展手工業生産對農業生産和人民生活關系重大。有些人輕視手工業,認為敲敲打打沒有發展前途。朱德指出:“手工業生産在我國國民經濟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在我國工業建設初期,輕工業還遠不能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需要,在這種情況下,手工業的重要性更為顯著。”

在農業合作化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高潮中,手工業合作化出現了要求過急、工作過粗、改變過快、形式簡單劃一等問題。朱德在調研中發現這些問題後馬上指出:集中起來生産有盲目性,必須馬上制止。凡不适宜集中生産的就不要勉強集中,仍保持分散生産的形式。組織起來後,産品的品種要更多,質量要更好,這樣人民才更加滿意,才能真正體現優越性。在社會主義時期,應該允許全民所有制、集體所有制和個體所有制同時存在。

朱德還提出了很多其他重要的建議。比如,他是最早提出開發海南島的領導人,也最早提出了軍事工業和民用工業相結合的問題。朱德多次建議中央考慮把軍工和民用工業的生産結合起來,強調:“兵工廠轉民用生産或兵工生産與民用生産相結合的問題,這是遲早非解決不可的。要轉還是早轉好,早轉少損失些,越轉得晚損失越大。”早在1957年,朱德就提出利用廣東的地理優勢建設出口基地。他還較早地認識到山區的貧困問題是全國性的問題,單靠救濟不能解決貧困。在國民經濟調整期間,他先後去了浙江、福建、江西、廣東、四川、陝西、河南、河北、雲南、湖北、天津、江蘇等省、市,提出了停辦公共食堂、恢複自由市場、發展集體副業和社員家庭副業、調整公社以下管理體制等具有全局性意義的政策建議。■

作者系中央文獻研究室二部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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