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次謀面
1990年6月下旬的一天，外交部幹部司通知我，中央決定派我（接替湯永貴）擔任中國駐古巴共和國大使。幹部司要我立即準備，8月下旬赴任，以便主持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41周年國慶招待會和中古建交29周年紀念活動。
我出使之日正值古巴面臨嚴重危機之時。當時，國際大氣候正在發生深刻的變化。東歐劇變加速，蘇聯解體在即，社會主義陣營開始瓦解。作為“經互會”成員之一的古巴失去了賴以生存的外貿市場、資金來源和軍事支撐，成為一個無依無靠的“孤島”。而身旁的美國則乘機從政治、軍事、外交等各方面加大對古巴的壓力，特别是強化持續達30年的經濟封鎖，妄圖“以壓促變”。美國國會成立“争取古巴自由決策小組”，确定了在一年内搞垮卡斯特羅政權的目标。受美國政府支持的古巴流亡分子則忙着招兵買馬，組織“還鄉團”，進行軍事訓練，揚言要在1990年年底打回哈瓦那過“聖誕節”。
西方輿論和外交界人士紛紛猜測，古巴的紅旗還能打多久？卡斯特羅會不會成為“齊奧塞斯庫第二”？我國國内有關部門對此十分關注，也不無疑慮。外交部一些同事知道我要去古巴工作時，都不約而同地問我：“目前古巴的形勢怎樣，美國會不會進行軍事入侵，古巴能不能頂住？”有的還半開玩笑地對我說：“你可要做好跟卡斯特羅上山打遊擊的準備啊！”
正是在這種風雲變幻無常、形勢動蕩不定的背景下，我如期登上了中國民航的班機到達紐約，途經墨西哥城，于9月1日抵達哈瓦那，入駐中國大使館。
一到哈瓦那，我就被那裡緊張的備戰氣氛所感染。一方面，我抓緊聽取使館各處室彙報，了解古巴的政治、經濟、社會、軍事、外交等各方面的最新情況和政策走向，特别是了解美國對古巴的戰略、策略和近期的行動計劃，對古巴能不能頂住美國的壓力，能不能保持革命政權的長期穩定這個核心問題進行調查研究和評估。另一方面，立即着手進行各種備戰工作，如在使館院内打井、安裝發電機、儲備糧食、制訂應急方案、明确人員分工、健全組織領導等，以應對不測事件的發生。
我抵達古巴不滿一周，于9月6日遞交國書。我原以為這次能見到卡斯特羅主席，但接受國書的不是他，而是國務委員會副主席卡洛斯·拉斐爾·羅德裡格斯。此後不久，我和夫人陳鎮坤應南斯拉夫駐古巴大使夫婦的邀請，出席大使的離任告别招待會。何曾料到，我與卡斯特羅的首次見面竟是在這一場合中實現的。
10月5日夜晚，秋高氣爽，皓月當空。南斯拉夫大使官邸花園草坪上燈火通明，擠滿了歡聲笑語的賓客，氣氛十分熱烈。蓦地，我發現一個高大魁梧的身影被人們團團圍住。此人身穿軍裝，頭戴軍帽，滿臉長須，神采奕奕。啊！那不就是卡斯特羅嘛？
我正思索着是否要向卡斯特羅緻意問候時，古巴外交部禮賓總司長來到了我跟前。他得知我到古巴後還未見過卡斯特羅，便友好地主動表示，可以介紹我與主席見面，并帶我進入大樓門廳，讓我在那兒等候。
卡斯特羅主席，古巴人習慣叫他“總司令”，或者親切地直呼其名——“菲德爾”。我邊等候邊觀察總司令的動靜。數分鐘後，見總司令朝大樓走來，禮賓總司長在前頭開道。行至離我不遠處，總司長忙把我引向前去并給總司令介紹。
“總司令，您好！見到您很高興。”我搶先向他問候。總司令用深邃而明亮的雙眼上下打量了我一下，緊緊握住我的手說：“你就是新來的中國大使，歡迎歡迎！”
“我是一個月以前來到哈瓦那的。在任職期間，我将為促進中古友誼而努力，希望能得到主席閣下的支持和幫助。”
“那是一定的。古中兩國是好朋友，我經常去中國大使館。我們以後找個時間聚談好吧。”
我連忙表示贊同，并請總司令抽時間去中國使館做客，我随時恭候。總司令一邊點頭、一邊與我握手告别，然後在南斯拉夫大使的陪同下，轉身進入了貴賓室。
我同卡斯特羅的首次見面就這樣匆匆結束了。對這一瞬間的交談，我自然感到不甚滿足，但我十分理解，在此種場合不便說得太多。值得高興的是，這次不期而遇為我們以後的交往、進而建立信任和友誼拉開了序幕。
使館常客
卡斯特羅主席同中國人的接觸，始于他的青年時代。當年，旅居古巴的許多華僑、華人直接或間接地參與了他領導的推翻巴蒂斯塔獨裁統治的革命鬥争。他也十分清楚，早在19世紀下半葉，華僑在古巴反對西班牙殖民統治、争取獨立的兩次戰争中，踴躍參加起義軍，沖鋒陷陣，英勇殺敵，做出過傑出的貢獻。在日常生活中，他愛好中國飯。他告訴我，在哈瓦那大學上學期間，經常去唐人街中餐館吃“雜碎湯”，又便宜又好吃。後來，他還學會了做中式菜肴，糖醋魚就是其中之一。他熟悉中國人的傳統民風，常說中國人“聰明”“勤勞”“勇敢”“守紀律”“承受能力強”等。
在三年的大使歲月裡，我經常應邀去革命宮、何塞·馬蒂廣場或其他場合出席古巴政府舉行的各種慶典、儀式和外事活動。卡斯特羅也多次來中國使館做客，有時還不請自來。每次來了，總會待上四五個小時，直到賓主盡歡。每年我館舉行“十一”國慶招待會，他通常都會出席。在中國新春佳節之際，卡斯特羅年年給使館送來古巴特産，如魚翅、大龍蝦之類。
我館工作人員希望與卡斯特羅合影或請他簽名留念，他一般都有求必應。記得有一次，我舉行晚宴招待卡斯特羅。結束前，夫人鎮坤手拿菜單問總司令可否簽名留念，他欣然同意，興緻勃勃地說：“飯菜吃完了，我的任務也完成了。”随即提筆寫道：“我完成了任務，這并非我的功勞，而是美味的中國佳肴的功勞，是古老和革命的中國的極其周到的熱情與禮貌的功勞。”并以這一題詞“獻給大使夫人”。
另一次，我在使館宴請卡斯特羅。進餐前，卡斯特羅在大使館會客室稍事休息後，應邀與我們使館幾個主要外交官到大廳合影。他發現一個青年人站在大廳一角觀看，便問我：“這是誰？”我說：“他是我的兒子，近日來古巴探親休假的。”又問，“是從中國來的嗎？”我告訴他，“他是從舊金山來的，在美國一家公司工作。”聽罷，他笑着向我兒子招手說：“過來，我們一起照相。”就這樣，我們一家人與卡斯特羅進入了同一個鏡頭。
我館換了工作人員，卡斯特羅一見是新面孔，便拉着坐在自己身邊，慈祥親切地問這問那，促膝交談。為感謝廚師的辛勤勞動，在宴會結束前，卡斯特羅常把廚師請來，給他們敬酒，還稱贊飯菜做得好。我館工作人員無不說卡斯特羅是“中國使館的好朋友”。
聚焦中國
卡斯特羅主席對中國革命和建設進程的關注、對中國情況的了解和熟悉，給我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說他是當今世界上最傑出的中國問題專家之一，他該當之無愧。
為了認識和研究中國，并結合古巴的國情和特點借鑒中國的經驗，卡斯特羅派出了許多代表團赴中國考察訪問。近幾年，上自國務委員會副主席、政府部長，下至專業技術人員，赴華訪問的連年不斷。菲德爾的哥哥、農業部顧問拉蒙就是其中之一。
與此同時，對來自中國的各種代表團，包括企業家、經貿界人士和專家學者在内，隻要有時間，卡斯特羅都會熱情接見。每次會見，對中國代表團來說，都無異于接受一次考試。他不僅談話内容豐富，範圍廣泛，而且提問具體、實在，經常是“打破砂鍋問到底”，連一些細節也不放過。比如，在與陳慕華副委員長、輕工業部長、衛生部長、國務院副秘書長和外交部副部長等會見時，一談就是幾個小時。他知識淵博、精力充沛、思維敏捷，從中國的農業、水利、機械、糧食、經濟作物到災情；從工業生産、組織管理、産品銷售到勞動工資；從能源到交通；從中醫、中藥到計劃生育；從國有企業、鄉鎮企業、私人企業、個體工商戶到中外合資企業；從對外開放城市到深圳特區；從進出口貿易、商品結構到外彙管理；從台灣、香港、西藏、華僑到中國統一，等等，他無所不問，無所不談。就是他來使館做客時，也都要帶一堆問題來，即使許多問題他已有相當了解。我雖然每次都預先做些準備，但仍難免會有“答不上”或“答不全”的情況。
卡斯特羅如此關注中國是有其曆史淵源的。早在20世紀50年代，他在領導古巴軍民反對巴蒂斯塔獨裁統治的武裝鬥争中，就十分注重研究毛澤東關于遊擊戰争和人民戰争的戰略、戰術思想及軍隊建設原則，并結合古巴實際創造性地加以運用。當時，毛主席的小冊子和著名的“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的十六字訣，在古巴起義軍中廣為流傳。
我清楚地記得，在與我接觸和會見中國代表團時，卡斯特羅多次談及中國的“二萬五千裡長征”。說他看過許多有關長征的文章，深感“長征不論在中國曆史上還是在世界革命運動中都是一個偉大的創舉”。稱贊毛主席“是偉大的革命家，一生曆經千辛萬苦，領導中國人民取得了革命勝利。中國領導人對毛主席功過的評價非常正确，沒有否定曆史，沒有否定毛主席和毛澤東思想，表現了中國人特有的智慧”。他對自己一生未能結識毛主席和周恩來總理深感遺憾。
當然，中國的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是卡斯特羅近年來關注的焦點。凡是中國黨和政府的重要文件，以及鄧小平的講話和文章，他都及時閱讀研究。不僅如此，他還要求古巴黨政高級官員都這樣做。為此，古共中央曾選編了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重要文獻，公開出版發行。卡斯特羅說，今後要出版更多介紹中國的書，中國有很多長處值得學習，特别是農業生産和經濟特區建設的經驗。
卡斯特羅對新中國取得的每一成就如同自己的成就一樣，感到由衷的高興。1991年4月的一天，我請他到使館做客。席間，他熱情洋溢地說：“中國的改革是在堅持社會主義原則下有秩序地進行的，不同于其他國家的改革。”“中國隻有1億公頃耕地，但解決了12億人口的吃飯穿衣問題。這是非常了不起的，充分顯示了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他還強調指出，“解決如此衆多人口的吃飯穿衣問題，舊中國做得到嗎？我經常向外賓舉這個例子，說明新中國取得的驚人成就。”“作為社會主義大國，中國的穩定和發展具有世界意義，對古巴也是一個巨大的鼓舞。”他相信，中國一定會實現自己的目标，在下一世紀成為“世界上的經濟巨人”。
進口中國自行車
在進入困難時期的頭幾年，古巴經濟連年大幅度下滑。1990年我剛到哈瓦那時，各方面的困難已經顯露了出來。以城市交通為例，由于石油供應不足，行駛在首都大街上和公路上的車輛一天天的在減少。公共汽車壓縮了數量和班次，私人小汽車的石油配額一減再減，排長隊等車的現象随處可見。
當地時間2016年4月19日,菲德爾·卡斯特羅出席古巴共産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閉幕式并發表講話在這種情況下，孩子如何上學？職工如何上班？病人如何就醫？居民如何出行？一連串的問題緊迫地擺在卡斯特羅主席面前。
1990年10月下旬，我國輕工業部部長曾憲林應邀率團對古巴進行友好訪問。卡斯特羅親切會見了他們。在我為該團訪古舉行的歡迎晚宴上，卡斯特羅介紹古巴的情況時說：由于蘇聯推遲和大幅度減少石油供應，不僅使古巴的工農業生産難以正常運轉，而且直接影響到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交通運輸就是其中之一。他告訴代表團，作為應急措施，古巴政府已做出從中國進口一批自行車的決定。訪問結束前，曾部長以中國政府名義向古巴政府贈送了100輛自行車。後來，卡斯特羅還把他騎着中國自行車的幾張照片回贈了我們。
1991年上半年，來自中國的首批50萬輛自行車抵達古巴。接着又進口了20萬輛。古巴政府為此在各地技術學校内設立自行車裝配廠，培訓了一批組裝、維修人員。自行車一經裝好，就立即分配到首都和各大城市的機關、工廠、學校等基層單位，以低廉的價格出售給職工和居民家庭，部分用作對先進工作者、勞動模範的獎勵。
從這時起，中國的永久牌、飛鴿牌和鳳凰牌三大名牌自行車越來越多地出現在哈瓦那的大街小巷。尤其是在上下班高峰期間，南來北往的自行車絡繹不絕，與當時北京的情況差不多，為哈瓦那平添了一道新的風景線。
1990年11月初，哈瓦那舉行第八屆國際博覽會，中國國際貿易促進會派團參展。博覽會閉幕那天，卡斯特羅在革命宮舉行大型招待會，各國參展團和駐古巴的外交使節共200多人應邀出席。卡斯特羅在大廳門口迎接并自始至終陪伴着客人，整個招待會充滿熱烈、友好的氣氛。
招待會後期，卡斯特羅在人群中突然高高舉起手中的幾張大幅自行車圖片，并大聲地說：“這是中國的自行車。騎自行車的好處很多，一是可作為交通工具，二是可用于鍛煉身體，三是不污染空氣，有利于環保。現在不僅中國人普遍騎自行車，歐美一些國家騎自行車的人也越來越多了。古巴今後也要鼓勵居民多騎自行車。”
直到這時，我和貿促會參展團長任巧玲仍無機會接近卡斯特羅。我找到在場的古巴外交部禮賓官，告訴他中國參展團長想見一見卡斯特羅主席，他非常友好地讓我們一旁等候。大約過了10分鐘，禮賓官叫我們緊緊跟着他，由他在前面開道，總算擠到了卡斯特羅身旁。他見中國參展團團長是一位女士，就十分禮貌地請我們倆同他一起到牆邊的椅子落座。這時全場的眼光都注視着我們，許多閃光燈同時閃動。任巧玲簡要地向他介紹了這次參展的情況後，卡斯特羅說：“中國是自行車王國，騎自行車的人最多。古巴決定從中國進口自行車。”
1991年5月下旬，以中組部副部長趙宗鼐為團長的中共友好代表團訪問古巴，受到了卡斯特羅的親切會見。他在革命宮的會客室與趙團長交談一陣之後，便起身帶領大家往外走。我不知道要去哪裡，隻是跟着他沿着走廊東轉西拐，最後進入了一個房間。
令我驚奇的是，這房間原來是卡斯特羅的自行車陳列室。裡面擺放着各式各樣的自行車，有中國的，也有蘇聯和其他一些國家的。卡斯特羅走到一輛中國産自行車旁說：“中國的自行車，雖然比歐美國家的自行車重一些，但比較結實耐用，既可以載人，又可以載貨。目前古巴需要這種自行車。”
另一件使我驚奇的事出現在1993年5月1日。當天上午，約100萬哈瓦那市民在革命廣場舉行盛大集會遊行，慶祝“五一”國際勞動節，反對美國長期封鎖制裁古巴。我與各國駐古使節應邀出席。走在遊行隊伍最前面的卡斯特羅登上主席台，向後續的群衆隊伍頻頻招手緻意。在步行人群的後頭，有10多萬人騎着或推着自行車緩緩進入廣場。當這條長龍以方陣隊形通過主席台時，廣場變成了一片自行車的海洋。這種氣勢磅礴、情景壯觀的自行車大遊行在古巴是史無前例的，它生動地展示了古巴人民克服困難和反對霸權的堅強意志。
為從根本上解決交通難的問題，古巴在從中國進口自行車的同時，決定利用中國提供的經援貸款建造自行車廠。經兩國政府商定，由中方提供原材料、機器設備和生産技術；古方負責解決地皮、電力、廠房和有關配套設施。地址選在首都哈瓦那以東的聖克拉臘市，那裡原有一家自行車修理廠。
新建的聖克拉臘自行車廠是古巴幾家自行車廠中最大的一家，由上海永久自行車股份有限公司配合承建。設計規模為年産自行車15萬輛。1994年12月，中國自行車專家組來到聖克拉臘市承接任務。經過近一年半的努力，安裝了成套設備，為古巴培訓了100多名技術骨幹，并指導生産了1.3萬輛自行車。到1996年4月，自行車廠全部竣工，如期交付使用。
自行車文化在古巴獲得了一片沃土。為使自行車本地化，根據當地的地理、氣候特點和居民需要，聰明的古巴人對中國自行車作了一些改進。随着自行車進入衆多居民家庭，古巴人的生活方式和習慣正悄悄地發生着變化。
愛心獻給中國災區
1991年5月上旬至6月中旬，我國淮河流域和長江下遊地區普降暴雨，有些地方連降特大暴雨，緻使安徽、河南等省發生了百年罕見的洪澇災害。兇猛的洪水沖毀了大片農田，淹沒了數以萬計的鄉鎮和村莊，人民生命财産和工農業生産遭到了嚴重威脅和破壞。
黨中央、國務院對此深為關切，及時向災區軍民發出了抗洪搶險的緊急動員令。對此，不僅全國各地的救援物資一批批運往災區，香港、澳門、台灣同胞和海外僑胞紛紛解囊相助，而且外國政府、民間團體和友好人士也從四面八方伸出了友誼之手。
7月12日，我國駐古使館辦公室接到電話，說古巴國務委員會委員、部長會議執行秘書卡洛斯·拉赫緊急約見我。要談什麼事？對方沒有透露。當日下午，我和譯員張小強準時來到古巴黨中央和政府所在地——革命宮。進入大廳，禮賓官迎上前來帶領我們走到拉赫辦公室。
“我們知道中國發生了大水災，是在什麼地方？現在情況怎麼樣？”拉赫開口便問。
我簡要地作了介紹，說明今年汛期來得早，汛情猛。安徽省在一個月内降下了全年近一半的雨量，全省倒塌民房數十萬間，大部分農田被淹沒，平地成了汪洋。安徽、河南、江蘇和浙江等省災情之重，百年罕見。
拉赫關切地說：“菲德爾對中國的水災十分關心。他從外交部得知中國有關災情的信息後，要我立即找中國大使，轉達他對受災的中國兄弟的親切慰問。同時，借此機會轉告他的決定，古巴拟向災區捐贈5000噸糖。但不知道這是否合适？”拉赫接着解釋說，“如你所知，目前古巴處于特殊時期，經濟很困難，拿不出别的什麼來，隻能以這點糖來表達我們黨、政府和人民對中國兄弟的聲援和慰問”。
我立即答應“盡速報告國内”，并以中國政府和災區人民的名義表示“感謝”。告辭後，拉赫熱情地把我們送到革命宮大門口。
7月22日下午，為答複古方，我再次前往革命宮拜會拉赫。我首先代表中國政府表示“接受”卡斯特羅主席的這一番好意，并指出此舉“充分體現了古巴黨、政府和人民對中國人民的深情厚誼，是對災區人民的一個極大支持和鼓舞”。
拉赫問道：“近來災區有無新的消息？”
我告訴他，前一段抗洪救災工作，經過災區廣大軍民的頑強奮戰，已取得了初步成績。但根據以往經驗和有關方面預測，8月份才是主汛期，更大的暴雨可能還在後頭，今後的防汛抗洪形勢仍很嚴峻。
這時，桌上的電話鈴響了。拉赫忙走過去，拿起電話交談了一陣，然後回到座位上說：“剛才的電話是菲德爾打來的，詢問同大使談話的情況。菲德爾同志還決定，除糖之外，再向災區捐送一些東西，可能災區人民用得上。這些東西包括幹擾素、人體表皮生長素、乙型腦炎疫苗等藥品，約合1300萬美元。如果中國政府同意接受，藥品将盡快送去。”
此後不久，古巴外貿部副部長佩德羅·阿爾瓦雷斯約我去外貿部，佩德羅是我的老朋友。當我和譯員進入他的辦公室時，發現還有幾位陌生人在那裡。
佩德羅向我逐一介紹在座的各位之後說：“拉赫同志把向中國運送藥品的工作交給外貿部，這是很光榮的任務。”接着，他讓乙型腦炎疫苗等藥物研究部門的幾位負責人講述了藥品保存和運輸途中應注意的事項。
佩德羅最後說，古方将派兩名專家先去北京，同有關部門商談具體交接技術問題。他們往返機票、食宿費用及空運藥品的費用均由古方負責。
那段時間，卡斯特羅曾多次接見我國訪古代表團，每次都不忘詢問災區情況。記得當年8月初，中國國家體委主任伍紹祖率團到古巴訪問，并觀摩在哈瓦那舉行的第11屆泛美運動會。3日晚，我為代表團訪古舉行歡迎宴會，卡斯特羅應邀來使館做客。
晚上8點半，卡斯特羅像往常一樣，身着橄榄綠軍裝，頭戴軍帽，腳穿軍靴，邁着穩健的步伐走進大使官邸，微笑着與等候在大門口的伍紹祖團長和使館領導成員一一握手、擁抱。他高大的身軀、滿臉的大胡須和炯炯有神的目光，給人以既威嚴又親切的感覺。
在會客室剛一坐下，卡斯特羅就急切地問及中國水災的情況，并要查看地圖。在場作陪的使館政務參贊李金章立刻将備用的一張中國大地圖展現在他面前。
卡斯特羅邊看邊問：災區的部位在哪裡？面積多大？人口多少？種植什麼作物？一年播種幾次？年降雨量多少？河流分布情況如何？等等。伍紹祖一一作了回答。
這時，我懷着贊賞的心情告訴卡斯特羅，古巴捐贈物品的價值是“各國政府中最大的”，衆多中國人民都知道這個消息。
卡斯特羅謙遜地說：“古巴是個小國，力量很有限。”并表示，“如有什麼事情我們還能做的，願意繼續提供合作與幫助”。
幾個月過去了。卡斯特羅又一次接見中國代表團。我有幸再一次見到他，并向他報告說：“中國的抗洪救災鬥争已經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災區一沒有餓死人；二沒有凍死人；三沒有發生流行性疾病。目前，災區生産自救、重建家園的工作進展順利，社會秩序正常良好。”
卡斯特羅聽後十分高興，頗為感慨地說：“這樣大的災害如果發生在舊中國，肯定會有成千上萬的人餓死凍死，更多的人會無家可歸。你們的奇迹充分顯示了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
支持北京“申奧”
1991年，北京首次申辦第27屆奧運會。德國柏林、澳大利亞悉尼、英國曼徹斯特、土耳其伊斯坦布爾等城市，也先後提交了舉辦奧運會的申請報告。進入1992年，各申辦國的競争活動緊鑼密鼓地開展了起來。
1992年5月，國内發來指示，要求使館抓緊做好對駐在國有關方面的宣傳工作。我與文化參贊商量，決定先由我出面邀請古巴奧委會主席岡薩雷斯和國家體委領導人來使館做客。
5月20日晚，哈瓦那天空明淨，氣候宜人。岡薩雷斯夫婦等客人應邀準時來到使館。陳鎮坤和文化參贊李庭玉出席作陪。由于在場的客人都是古巴體育界的重要人物，體育運動自然成了當晚的熱門話題。
首先，我告訴客人，我對古巴體育了解不多，隻是從一些國際比賽中知道古巴的棒球、拳擊、田徑和男女排球都很出色，名列世界前茅。當然，對我來說，感受最深的還是古巴女排。因為從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女排經常與古巴女排比賽。兩隊不是在國際比賽場上同台競技，就是在中國或古巴進行雙邊交流。古巴女排高超的技術和頑強的戰鬥風格征服了衆多電視觀衆。一時間，“加勒比黑色旋風”成為中國人對古巴女排的美稱。
“古巴國家不大，人口隻有1100萬。你們是怎樣取得如此輝煌成就的呢？”我好奇地問古巴朋友。
接着，岡薩雷斯興奮地向我介紹了古巴體育走過的道路。1959年革命勝利以前，古巴隻有極少數人參加拳擊和壘球運動。曆屆政府幾乎都不給體育撥款。一些私人俱樂部的成員也隻是以打網球或遊泳作為消遣。包括黑人和窮人在内的廣大勞動者，沒有參加體育運動的條件和權利。革命勝利使古巴的體育事業獲得了新生。
古巴的體育事業能有今天，是與卡斯特羅分不開的。菲德爾本人是個體育能手。學生時代，在棒球、籃球、足球、射擊等方面都表現突出。他對體育的高度重視，當然不限于他個人的愛好，關鍵還是在于他對體育的看法和見解。從革命勝利時起，他多次說過：“體育不是少數人的特權，而是全體人民共有的一種權利。對人民來說，體育是生活标準、是福利、是健康、是幸福，也是榮譽。”
正是在這個思想指導下，古巴新政府成立後，很快宣布取消體育職業化，實行免費觀看各種體育比賽等多項措施。政府連年投資在全國城鄉興建體育場館，開辦各級體育學校和培訓中心，經常組織全國性比賽，積極參與國際交流，吸引全國一半以上的人口投入到棒球、拳擊、排球、籃球、足球和田徑等各種體育運動中。
宴會在輕松愉快的氣氛中進行了兩個多小時後，我對岡薩雷斯說：“你已知道北京申辦2000年奧運會的事。北京是我國的首都。她既是古代中國的曆史文化名城，又是經濟文化蓬勃發展、欣欣向榮的現代化大都市。她有條件和能力舉辦一次出色的奧運會。中古兩國是友好國家，兩國人民有着深厚的傳統友誼。我們殷切期望能得到你們的堅定支持。”
“我們的态度很明确，古巴堅決支持中國舉辦奧運會。雖然申辦的國家有好幾個，他們也希望得到古巴的支持。但最後隻能選一個。比較起來，我們更願意選擇屬于第三世界的中國。”岡薩雷斯作了明确肯定的回答。我對古巴的支持表示了衷心感謝。
尤其令我振奮的是，支持中國申辦奧運會的話直接出自卡斯特羅主席之口。
1992年8月，時任中國外交部副部長的劉華秋對古巴進行工作訪問。17日下午，卡斯特羅在革命宮接見了他。當晚，使館為劉副部長舉行歡迎宴會，我特地請卡斯特羅參加。在談到北京申辦奧運會的問題時，卡斯特羅直率地說：“我希望中國舉辦奧運會。目前競争者不少，這些國家也要求我們支持。從曆史上看，申請者采取各種辦法，有的甚至使用金錢來拉票。但古巴支持中國，這是我們最終的選擇。”
卡斯特羅認為，奧運會的主辦權不應由少數富國操縱或包辦。第三世界也有一些國家有條件和能力舉辦奧運會，隻是沒有受到應有的重視，即使申請了也很難成功。他指出：“中國舉辦奧運會對古巴和發展中國家都是一個鼓舞。”
卡斯特羅滿懷激情地說，“到2000年，我要去北京參加奧運會。那時，也許我已退休了。即使我死了，也請把我的遺骨帶到北京去，讓我的幽靈在那裡遊蕩”，親眼看看北京的壯舉和精彩！
2008年8月，第29屆奧運會終于在北京勝利舉行。卡斯特羅雖然正在養病，但他仍然十分關注運動會的進展情況。運動會結束後，他熱情洋溢地稱贊東道主出色的組織工作，祝賀“中國成功舉辦了精彩絕倫的北京奧運會和殘奧會”。
儉樸生活依舊
在去古巴之前，我就聽說過，卡斯特羅主席的一個突出特點是為政清廉，生活儉樸，不圖奢華，不搞特殊化，與平民百姓沒有兩樣。在與他的接觸中我強烈地感受到這一點。
首先，卡斯特羅的穿着是很“特别”的。從1959年革命勝利時起，直到今天，他除了出國訪問和出席國際會議換上正裝——西服外，平時總是軍裝不離身。他靠部隊發給他的幾套軍服，年複一年地對付了幾十年。他外出辦事從不坐豪華轎車。吸雪茄煙是他唯一的嗜好，但為響應世界衛生組織的号召，他說戒就戒了。我注意到，他手腕上戴的那隻日本産“精工”手表，其外殼和表帶都是塑料制的。據稱，此表市面上隻值20多美元。他一再說：“這隻表已跟随我多年，我是不會輕易扔掉它的。”
那幾年，我有幸陪同我國訪古代表團，兩次去卡斯特羅在革命宮的辦公室。他的辦公室除了書多以外，其他陳設十分簡單。在他經常接待外賓的小會客室裡，全部家具隻有一套一張三人座和兩張單人座組成的皮沙發。由于我們代表團的人員較多，坐不下，不得不臨時找來幾把木椅子。看得出來，這套沙發和中間的那張茶幾已經相當陳舊了，但是主人無意換掉它們。
當有記者問到他的工資收入和财産問題時，卡斯特羅公開說：“我确實沒有任何财産，隻有一些比索。”“我的工資從來沒有變過。從工資裡我要交黨費，一定百分比的房租。”“我的工資以25比索合一美元計算的話，每月約30美元。但我餓不死。”“物質上我什麼也不缺。我也沒有什麼過多的需求。”他坦言：“如果說哪個古巴革命領導人在外國某個銀行有存款，那就讓他們去找吧。誰要是能找到一處，那麼他要多少就給他多少。”
1991年4月25日，作者邀請卡斯特羅主席到中國駐古巴大使館做客。圖為卡斯特羅與作者交談在我們使館餐桌上發生的與卡斯特羅有關的兩件小事，使我的心靈受到很大震動，終生難忘。
一次是1991年的一天，卡斯特羅出席我為他舉行的友好晚宴，我用中國的國酒茅台款待他。酒席過半，當招待員給他添酒時，我發現酒杯裡有一個小黑點，不知是什麼，于是輕聲示意招待員另換一杯。不料，此意被不懂中文的卡斯特羅猜着了，他馬上端起小酒杯一飲而盡，并說：“這不能倒掉，12億中國人有多少人能喝上茅台呢？”
另有一次，也是發生在我宴請他的餐桌上。習慣用筷子的卡斯特羅不小心掉了一塊菜在桌面上。坐在他身旁的鎮坤正準備用餐巾處理時，他眼疾手快，立即用筷子夾起來吃了。他邊吃邊說：“這是勞動人民辛勤勞動的成果，不能白白浪費它！”席間，我們常禮貌地給他添菜。他總是說：“我吃多少由我自己添，你們添多了，吃不完就會造成浪費。”我們注意到，他從不把飯菜留在自己的盤子裡讓人倒掉。
餞行晚宴
1993年8月22日晚，菲德爾·卡斯特羅和勞爾·卡斯特羅兩兄弟為我任職期滿離任回國舉行餞行晚宴。宴會在哈瓦那小湖區的一座賓館舉行。
古共中央第二書記、古巴國務委員會和部長會議第一副主席、革命武裝力量部部長勞爾·卡斯特羅大将及夫人、古巴婦女聯合會主席比爾瑪·埃斯平，古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委員會委員和部長會議執行秘書卡洛斯·拉赫及夫人，古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外交部長羅伯托·羅瓦伊納及夫人，古共中央政治局委員、革命武裝力量部第一副部長胡裡奧·卡薩斯中将及夫人，國家物資儲備局局長、古中友協主席邵黃将軍及夫人等先期到達。晚上11時許，剛剛處理完一樁急事的菲德爾·卡斯特羅帶着特别助理佩雷斯·羅克匆匆趕到宴會廳。這位身材魁梧、滿臉大胡子的總司令，此時仍像往常一樣，頭戴軍帽，身着軍服，腳蹬軍靴，宛如剛從戰場凱旋一般。我和鎮坤首先迎上前去握手，向總司令問好。總司令用那深邃、銳利而慈祥、親切的目光投向我，使我精神為之一振。
卡斯特羅在我的對面落座後，掃視了一下餐桌，問我：“大使，我們用中國飯招待你，不感到奇怪嗎？這像不像中國飯？”
“很像，是道地的中國廣東風味。”我贊賞地回答。
邵黃将軍解釋說：“這是勞爾的主意。他說過，這頓飯有特殊意義，要吃中國飯。蔬菜是自己種的，姐姐是主廚。”
卡斯特羅端起桂花陳酒，嘗了一口，問我：“大使是1990年來的吧？”
“是的。那年8月，我來哈瓦那之日，正值古巴宣布進入和平時期特殊階段之時。”
卡斯特羅睜大濃眉下明亮的眼睛，帶着嚴肅、堅定的神情說：“三年頂過去了。你也和我們一起度過了這一段艱苦的歲月。目前，古巴仍處于困難時期，形勢還很嚴峻。但是，困難和壓力壓不垮我們。我們有決心克服困難，堅持革命，誓死捍衛革命成果，誓死捍衛國家獨立與主權，誓死捍衛社會主義。這是古巴唯一正确的選擇。”
卡斯特羅的這一席話，三年來，我在不同場合多次聽他說過，隻是今天聽起來，我的心情是振奮多于沉重。我接過他的話說：“三年來，我在哈瓦那和外地結識了許多古巴朋友。我發現，雖然各人職業不同，經曆各異，但他們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對自由的執着追求，對祖國的無限熱愛，對主席的無比忠誠和崇敬。越是在困難時刻，就越加顯示出他們堅強、勇敢、樂觀向上、團結戰鬥的民族性格和英雄氣概。”
“現在，拉丁美洲有越來越多的人欽佩古巴的勇氣。我們的勇氣不是自殺的勇氣，而是勝利的勇氣。我們有決心為理想而奮鬥，直到剩下最後一個人，流盡最後一滴血！”卡斯特羅揮動手臂，發出了铿锵的聲音。
“當前古巴面臨的困難是嚴重的。但我認為，這是前進中的暫時困難。”我說，“有充分的理由使我相信，掌握了自己命運的古巴人民，在共産黨的領導下，一定能夠團結一緻，自力更生，艱苦奮鬥，逐步克服面臨的困難，朝着既定的目标不斷前進！”
話題又回到了兩國關系。近幾年來，同中國政府一貫支持古巴人民捍衛國家獨立與主權，反對外來幹涉、侵略的鬥争一樣，古巴政府也堅定不移地支持中國人民的正義鬥争。如在台灣、人權、西藏等問題上，古巴不畏強暴，主持正義，旗幟鮮明地支持中國政府的立場，同中國人民戰鬥在一起。
面對兩國關系的現狀，我高興地說：“與三年前相比，中古關系在中國領導人和卡斯特羅主席的親切關懷和有力推動下，得到了全面恢複和快速發展。在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面的交流不斷擴大，在國際事務中的合作進一步加強。對此，我們感到滿意。”
“的确，古中關系近年來發展很快，很好。這是雙方經過堅持不懈的努力建立和發展起來的，應該而且能夠長期保持下去。發展對華關系是古巴堅定不移的方針。願古中友誼天長地久，像中國長城一樣永存！”卡斯特羅說這番話時顯露出欣慰和期盼的目光。
想起我與卡斯特羅交往的一些往事，我真誠地說：“我衷心感謝主席和古巴政府在我任職期間給予的大力支持和熱情幫助。如果沒有這種信任和友好合作，我不可能順利執行和完成我的使命。”
“這幾年，你做了許多友好工作，同我們的合作也很好。遺憾的是大使就要走了。祝你在新的工作崗位上取得更大的成績！”卡斯特羅一邊說，一邊舉起了祝福的酒杯。
此時，勞爾看了我一眼，對總司令說：“我剛才說過，大使将去秘魯工作，是雙重代表，既代表中國，也代表古巴。”總司令點點頭，會心地笑了。
我立即站起身來，懷着深深的敬意回敬卡斯特羅一杯：“請總司令相信，今後，無論我在何地，做何工作，我都将為發展中古關系、加強兩國人民的友誼而繼續努力。衷心祝願主席健康長壽！祝願古巴繁榮昌盛、人民幸福！祝願中古友誼萬古長青！”
這次晚宴，從一開始，我就沉浸在友誼與歡樂之中，忘卻了分秒流逝的時光。經鎮坤提醒，一看表針，我恍然發現此時已是翌日淩晨3點多了。我相機整了整餐巾，向卡斯特羅表示歉意：“真對不起，我占用總司令太多的時間了。一頓飯竟然時跨兩天，創下了最高紀錄。”
“吃中國飯，對我來說是一種享受，也是一種休息。”卡斯特羅惬意地說。
見我告辭了，卡斯特羅也站起身來。勞爾轉身從後面桌子上拿起一件工藝木雕給總司令看，說：“這是以古巴革命武裝力量部的名義送給大使的，是古巴藝術家的作品。”
卡斯特羅手舉木雕，端詳了一下，對我說：“美人魚，這是友誼的象征，作個紀念吧！”并讓勞爾把木雕交到我手裡。
我接過木雕，激動地說：“太好了！這是極有意義的禮物，充分體現了古巴領導人對中國人民和我個人的深厚情誼。我将永遠珍藏它！”
随後，埃斯平手捧一束鮮花對鎮坤說：“這是以古巴全國婦女聯合會的名義送給你的，希望你的生活像花一樣美麗！”鎮坤把鮮花抱在懷裡，高興地與她擁抱，向她緻謝。接着，鎮坤走到卡斯特羅面前，滿懷敬意地表示：“我應該把鮮花獻給我們最尊敬的總司令！”卡斯特羅親切地說：“這花還是應該獻給你！”
卡斯特羅和勞爾陪我們走出餐廳。我們來到大樓前院。依照勞爾的安排，我和鎮坤站在卡斯特羅兩側，勞爾和埃斯平靠着我們，大家一起在台階上合影留念。■
作者曾擔任中國駐古巴、秘魯大使，中國對外友好協會理事，外交部外交筆會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