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飛整理
父親對我們子女的教育有兩個原則：一是讀好書；二是做好人。我從小在父親身邊長大，因此有機會耳濡目染地從他那裡獲得不少言傳身教。
學習、讀書是父親一生的重要習慣
在我的記憶中，學習、讀書是父親這一生的重要習慣，他的求知欲永遠旺盛。父親一生的讀書經曆大概可以分為兩段：一段在延安，一段在江西。在延安的讀書經曆，是他在經曆了長征之後面對一個新的重大課題下開始的，這就是：在困難環境下要用什麼樣的理論才能指導革命走向勝利。雖然他在莫斯科期間也聽過一些課，但講的都是外國的事，并沒有回答中國革命該怎麼辦的問題。
回到延安後，父親讀了毛澤東同志的《矛盾論》，感覺裡面的思想非常深刻，就去向毛澤東請教。毛澤東對他說：“你恐怕還是要考慮思想方法和哲學問題，要學一點哲學。”我父親聽後有豁然開朗的感覺。從那以後，他就對哲學入了迷，認真學習了毛澤東的著作和講話，還讀了不少哲學方面的書。漸漸地，“哲學”這個詞成了開會時領導人之間的一個口頭禅，要是有誰對問題認識不太清楚，概括不出材料中的要點，别人就會開玩笑地說：“哲學沒學好。”父親還在中組部裡組織了學習小組，有很多不是部裡的人也慕名而來，大家在一起學習讨論、互相啟發。當時延安的學習風氣極其濃厚，這麼多知識分子會聚延安，要讓他們理解革命的理論、現狀和形勢，就要通過學習來了解革命的曆史，因為理論都是從經驗當中總結出來的。父親曾對我們說，延安時期是他在思想上感到成就最大、心情也最舒暢的一段曆史時期。通過學習，他認識到隻有毛澤東實事求是地回答了中國革命的主要問題是什麼、怎麼認識這些問題、怎麼解決這些問題等一系列思想理論問題；也逐漸領悟到凡事要“不唯上，不唯書，隻唯實”，這也成為他在今後從事各項具體工作的一個指導思想。
第二段是父親“文革”期間在江西的學習。雖然當時他已經“靠邊站”，但頭腦裡仍然裝滿了各種問題：社會主義國家到底該怎麼發展、怎麼建設，黨又該怎麼發展……所以他到江西後又仔細重溫了馬恩列斯等的著作，從1969年10月開始，一直到1972年4月回到北京，整日裡基本上就是讀書和思考。其中，《列甯全集》他讀了兩遍，一直讀到1976年12月才結束。在這期間，他對列甯有關新經濟政策和黨内民主集中制的論述産生了很大的興趣和共鳴。結合中國的國情，他認為，我們在國家經濟政策上應該搞活；在黨的建設上則應該堅持民主集中制，不搞“一言堂”，“文革”的一大教訓，就是破壞了黨内民主集中制。
讀《參考消息》——父與子的默契
父親除了在哲學思想和革命理論上終身學習外，還始終對國際形勢保持敏銳的觀察。20世紀70年代初，布雷頓森林體系開始解體，動搖了美元的金本位制度，引起國際上很多讨論。父親一直關注這一動向，還專門留給我一份《參考消息》報，上面有當時美聯儲主席談美元金本位的問題。父親對我說：“我看，美聯儲主席就是美國的經濟總統。”
讀《參考消息》是我和父親之間的一個默契。那時，家裡沙發的小圓茶幾上總是放着當天的《參考消息》，我上五、六年級時開始悄悄地翻看，就是好奇地想知道世界上都有些什麼事情。對此父親什麼話都沒說，隻是給了我一個鼓勵的眼神。慢慢看下去，讀《參考消息》就變成了我的一個習慣。當時國内外發生的大事，像大躍進、金門炮戰、對印自衛反擊、中蘇對立等，我都是從這上面了解到的。
後來，父親在給我妹妹偉華的信中說：“你哥哥看《參考消息》有十年了。”這是父親第一次主動說起我看《參考消息》這件事。應當說，這些年讀報下來，我覺得自己的眼界逐漸開闊了一些，考慮問題也有了新的視角，父親的好學和對我的鼓勵，對我的學習和成長影響是非常巨大的。
父親不僅鼓勵我讀書，對我的意見也很尊重。他下放到江西前準備要帶的書時，我問：“是不是可以帶一些斯大林的文選，雖然斯大林不一定都正确，但也代表了一個階段的實踐。”父親說：“有道理，帶上。”
所以，父親的學習就是一個活到老、學到老的過程。他的頭腦裡好像總有許多問号等着要去回答，隻要能回答出其中的一兩個，他就感覺很有成就感，可以說思想上的收獲是最讓他感到高興的一件事，這讓他對事物始終保持着敏銳的覺察，也成為留給我們的寶貴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