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劉璐圖可樂常書欣大多數時候都是笑嘻嘻的，留着長頭發，格子襯衫外面再套件迷彩夾克，胖胖的，戴個眼鏡。在山西沁水縣城，他屬于很好認的那種人。當《餘罪》被拍成連續劇火遍互聯網之後，作為原著作者的常書欣接受了央視的采訪。沁水當地女警官李曉彤看到電視後，回家跟老公說起這個大新聞。老公問，他長什麼樣？李曉彤說：長頭發，戴眼鏡，胖胖的。老公一拍大腿：“我認識他，他每周都要和我一起買彩票啊！”警察故事今年41歲的常書欣有段時間對彩票很入迷，大家都覺得他上瘾了。他知道自己上瘾的原因，“就是覺得空虛，想找一種能刺激自己的東西”。出名之後他不好意思天天往彩票站跑，但也無關緊要，總的來說，這10年最讓他感到刺激的還是碼字，“可以怎麼高興怎麼來”。他第一次對文字有感情，是寫到一個哥哥為吸毒的妹妹铤而走險販毒的故事，這讓常書欣在電腦面前淚流不止。常書欣在臨近縣城的山上找了一個房子進行寫作，每天從家騎車出發，經過小河和麥田，10分鐘就能到。窗戶望出去就是連綿的青山，晉南的氣候稍顯溫柔，有時風吹過來，成片的向日葵田和玉米地，就和常書欣的長發一起飄起來。要不是他桌上淩亂地擺着《世界輕武器精粹》和《合同詐騙罪》，你很難想象，像《餘罪》那樣的警匪刑偵故事誕生于這樣一個地方。在《餘罪》裡，常書欣描寫了一個行走在灰色地帶的傳奇警察，與毒販、悍匪、黑道大佬的博弈故事。創世中文網上連載的《餘罪》點擊量已經達到570萬次，由張一山出演的網劇在兩個月内觀看次數超過19億。女警官李曉彤是《餘罪》的忠實讀者，她在沁水縣公安局指揮中心工作，日常工作之一是穿着警服，接報警電話。剛開始，她有時會被電話那頭的人弄得抓狂，“我接起一個電話，對方也不說話，就一直放《荷塘月色》給我聽”，放了快半個小時，也不能挂電話。“也有人打電話讓我幫忙介紹對象，我說你去找婚介所，他說我覺得我倆就挺聊得來的”。除此之外，她還要花更多時間處理瑣碎的工作。《餘罪》裡的警匪斡旋情節，帶有晉南的社會氣息，更像她想象中的警察工作，幫助她超越枯燥的日常。在警察圈子裡，《餘罪》幾乎成了一本“指導文件”式的作品。曾經有一本山西省級警察刊物給常書欣打電話，說希望能約他寫專欄，開場第一句，“常老師您好，我也是省警校畢業的。”常書欣樂呵呵地告訴他，自己不是警校畢業的，還坐過牢，對方大吃一驚，隻能悻悻地挂了電話。有一次他接到鄭州王警官的電話，王警官問，“你的書，是不是每一頁都有濃重的香煙味？”這惹得常書欣哈哈大笑。就像出于一種警察偵查的本能，王警官能在常書欣的字裡行間讀出他抽煙的境界，“第一書裡抽煙的角色非常多，第二書裡對煙的描述，我覺得隻有一個老煙鬼，才會有真切的感受”。王警官将此形容為每一頁紙都滴着焦油，就好像每個案件都滴着鮮血一樣。他曾經很抵觸看《餘罪》，甚至想“殺盡所有網絡作家”，因為他們影響了自己正在上高中的女兒的學習。一位年輕的警察推薦《餘罪》，他勉為其難接受了，也順便把自己喜歡的《日瓦戈醫生》推薦給這位年輕警察，前者300萬字，後者70萬字，他希望他們能同時看完。可一看起來，王警官就覺得壓力太大了，常書欣讓他欲罷不能。如果睡前在床上閱讀，他通常會讀到淩晨四五點才罷休。有時候去上班，他索性直接把辦公室的門一關，就開始讀起《餘罪》來。他認為常書欣真性情，接地氣，是真爺們兒，“中國人骨子裡有一種匪氣，但是缺少爺們兒的氣質”，但常書欣有。那通電話之後，王警官專門從鄭州趕到沁水，想見見常書欣。他問了常書欣很多問題，希望能啟發自己的工作思路。比如他專門統計出常書欣在書裡提到二十幾次夜總會，其中的狀況和警方了解到的并無二緻。他為常書欣的這種能力感到吃驚，問他，“你是不是經常在那兒跑？”他認為常書欣在書裡體現的那些奇思，決定了警察辦案過程中最主要的偵查方向，是警察的高境界，“和做人很像，人重要的是世界觀，觀念走偏了人生就會被誤掉。案件偵查也是這樣，在辦案中怎麼保持理性和适度的靈活性最重要，但有很多警察會把自己主觀的想象和猜測強加在案件上，這就會影響偵查方向。”常書欣筆下的主角餘罪能把理性和靈性巧妙地結合起來，這很難。王警官認為，作為一個警察體制外的人，常書欣賦予餘罪一種“小人物辦大事”的精神，這是對冗雜的官僚機構的反抗，在現行的警察體制裡稀缺又必需。兩人一個問題一個問題地交流，從上午10點到下午5點，常書欣的煙一根接一根，最終，王警官說，“老常的煙瘾把我熏跑了”。
動物兇猛在可以俯瞰沁水縣城的山頂上，和記者聊天時，常書欣手裡的煙也是一根接着一根。2011年，已經成為全職網絡作家5年的常書欣在當地電視台上看到一條新聞：當地警方破獲了一起1993年發生的命案，兇手逃亡18年後被緝拿歸案。常書欣一驚，他記得這個案子。逐漸步入中年的他早已有了非常穩固的善惡觀念，知道這事情一定得有個結果，但他還是忘不了18年前那種害怕的感覺。他後來把這個故事寫到《餘罪5》裡，給命案兇手取名武小磊。武小磊是曾經和常書欣一起打架的朋友。上世紀90年代，沁水縣城之于這群青春期男生的意義，就好像銅鑼灣之于陳浩南們，每天無非就是成群結隊，打來打去。他們在穿越縣城的沁河裡遊泳，光着屁股在岸上跑以躲避老師的竹鞭，也在教室最後一排和兄弟面對面抽煙。他們也一起躲在錄像廳裡看《古惑仔》，那是青春的教科書，常書欣最喜歡的角色是陳小春扮演的山雞。“這個縣城是很窮很落後的地方，農村來了一幫，然後我們東關的一幫，西關的一幫，還有城關的一幫，每天就在這種小江湖裡沒事找事。不因為什麼，兩人産生口角了，就打一架、幹一仗。”空氣裡彌漫着無處釋放的荷爾蒙，常書欣一本正經地說，自己體格好，打架比較兇，“屬于基本上沒人惹的那種”。那時的少年兜裡揣着刀子很正常（幾年之後常書欣還找人做過一把山雞那樣的刀），腦袋被磚拍一下，第二天也能好好來上課。常書欣上高中時，有一次落單，被一群初中生惡打，“在我眼睛這兒砍了一家夥，不知道拿的什麼東西，反正打得暈頭轉向的”。這件事對他最嚴重的後果是傷及自尊，“你一個成名很久的大哥，被一幫小毛孩給賣了，追打了一路”。在這樣的成長環境中，古惑仔們從沒有想過生命是否脆弱的問題。他們第一次感到害怕，就是因為武小磊。在一個很偶然的傍晚，一個大地痞喝醉了酒，在街上和武小磊發生了沖撞。地痞又高又壯又狠，而武小磊“平時是個很老實的孩子”，但不巧，那天他身上帶着一把刀。“拔了就是一刀，一刀捅死就跑了。”武小磊從此消失在古惑仔們的生活中。沁水縣公安局長換了幾任，始終沒能破案。武小磊的父親本來是縣裡一名局長，因為這事，也時常被警察傳喚去關幾天。退休後，老兩口在縣城中心開了一家五金店，快70歲了還每天起早貪黑幹活，生活拮據。“就是那家。”常書欣指着50米外的一家五金店告訴記者。他幾乎在沁水縣城生活了40年，眼看着高樓越蓋越多，城中心橫沖直撞的摩托車越來越快，商店音響裡的歌曲也從當年伍佰的《突然的自我》變成《夜空中最亮的星》。常書欣的朋友崔健告訴記者，被殺死的地痞是自己的好朋友。他一度很傷心，覺得如果當時武小磊不把刀在對方身體裡轉一圈再拔出來，可能就不會出人命。伴随武小磊落跑而來的，是年輕人“陽光燦爛的日子”結束，大家突然意識到，手裡的刀可能沒有那麼簡單。再後來高考結束，他們也無可抗拒地走散了。
饑餓遊戲常書欣值得書寫的人生大都在18歲之後。他高考考得不怎麼樣，可一個哥哥和兩個姐姐恰恰又考上了很好的大學。母親望子成龍，使勁兒揍他，他産生了逆反，帶着幾十塊錢離家出走。那些流浪經曆就成為他後來創作最主要的靈感源頭。從沁水坐大巴到晉城，再偷偷跳上一輛火車，朝着廣州的方向飛奔。“那個年代都往南方跑，好像那邊是天堂，就跟現在咱們作為一個中國屌絲，憧憬美利堅的繁榮一樣。”常書欣說，“去了才發現，比想象中還要差。”首先進入他生存經驗的地方是廣州火車站，每天流動人口100萬，到處都是坑蒙拐騙。一個年輕人，走在火車站廣場上眼神發呆，不一會兒就有人來迎接你。常書欣回憶，“基本上就是一個盒飯搞定，在那個狀态下，可能人就沒有善惡觀念了，他讓你幹什麼你就會幹什麼。”他看見在售票窗口買票的人，正伸手遞錢給售票員，可幾乎就在眨眼間，錢被搶跑了。“我幹不了那個，幹那個需要個子高，腿特别長，跑得快。”常書欣說。在1993年的廣州，搶劫的方法總是千奇百怪。常書欣後來在寫作中再去系統學習犯罪時，才發現當時廣州火車站的同行非常有意思，“都是犯罪分子用犯罪思維絞盡腦汁想出來的，手法很精妙，你站在正常人的角度會覺得不可思議。”比如很多女性騎那種前面有筐的自行車，兩個賊配合，一個在後面喊，騎車的女性一回頭，另一個就從前面把筐裡的包拿了；類似的方法也可用于普通機動車，事先将車尾塗成黑色，車主上車啟動時，從倒車鏡看到一團黑，就會下車檢查，這時候犯罪分子就從副駕駛座上把包搶走。“反正到了那裡，你不可能按照正常方式去生活。年紀不大，沒身份證，沒學曆，根本沒機會融入正常的生活，隻能和這些坑蒙拐騙的搭一頓夥。”這有點像常書欣在《餘罪》的開頭寫到的那個中國版“饑餓遊戲”：把菜鳥警校學生扔到一座魚龍混雜的城市裡，身無分文，也沒有正經身份，經曆40天的生存考驗。《餘罪》的責任編輯、讀客圖書朱若愚認為這個設定有些殘酷，“在這40天中，有的人去當了苦力，有的人選擇進賭場博一把，還有的人進了夜總會當小白臉……到最後，嚴酷選拔變成雞毛蒜皮的生活，他們要應付的人不再是窮兇極惡的罪犯，而是會所裡耍酒瘋的無賴，是街邊牌攤抽老千的騙子，是暗中使壞的奸商……他們應付的這些人，都是我們生活裡要應付的人，他們人性中的弱點，就是你我的弱點。當我們自身陷入那樣的情況時，又會作出什麼樣的決定？”常書欣在火車站混了幾天，學東西很快。他當時的生活狀态是走到哪兒睡到哪兒，走到哪兒都能撈上點什麼。那時黃花崗附近有一個開放式的公園，盲流特别多，常書欣是其中一個，廣州的氣候讓他可以比較舒适地睡在草坪或躺椅上，謀生手段是很“低級”的搶包。一般廣東男士的體格比他瘦小很多，頭發梳得油光滑亮，喜歡夾個包在腋下。常書欣和一個河北滄州人搭檔，後者會兩句粵語。在酒店或者銀行門口，看見類似目标的廣東男士，河北人會突然跳上去，說一句：“仲記唔記得我啊？”對方一愣，通常會回：“你系邊個啊？”還沒回過神來，腋下的包就被搶了。被搶的人急着上前去追，沒想到賊還有個搭檔，從後面踹他一腳，摔一跤，就再也追不上了。常書欣從7、8月開始這樣搭檔，直到10月，他當那個搶包的人，結果被抓了。監獄風雲常書欣在監獄一共待了8個月。被抓時，他先被巡邏隊揍了一頓，去派出所又被警察打了一頓。在正式逮捕手續辦好之前，他被關進羁押倉，又被揍了一頓。常書欣後來回想，在羁押倉的日子幾乎改變了他的命運，“在外面混的時候，接觸的大部分是正常人，隻有一小撮壞人，但進去以後，接觸的就沒好人了。”偷的，搶的，做假護照的，殺人放火的，稀奇古怪的什麼都有，一個倉裡二十幾個男人，每天兩頓飯過後，除了吹牛就是打架。常書欣覺得那是一段很恐怖的日子，他甚至能理解警察為什麼都要刑訊，因為“面對的就是這幫爛人”。羁押倉裡人員流動大，有的待很久都不走，有的來個兩三天就走了，剛進去的人都會被打，“就像《水浒傳》裡說的，到哪兒先吃一百殺威棒”，敢還手的地位升起來就快一些。被正式送進逮捕倉之後，日子就趨于穩定了。常書欣牢房裡的老大是一個經濟犯，60多歲，大家都很喜歡他。他喜歡給人講故事，最主要是家裡有錢，經常會分東西給牢房裡的“無産階級”吃。還有一位，已經在牢房裡住了兩年多，很講禮貌，不像其他人滿嘴粗話。常書欣不知道他犯的什麼罪，隻看到他每天都會把家裡的來信拿出來看，裡面有小孩的照片，沒事的時候就抄一遍信，每抄一遍還要細細想很久。“當時看不懂，現在好像能體會到他的那個感覺了。”直到他走，常書欣才知道他是因為搶劫殺人被判的死刑，“他可能對生活還有向往，最大的希望就是别判死刑。和他近距離接觸以後，覺得也不是那麼窮兇極惡。”常書欣又抽完了一根煙。一個四川的打工仔，十六七歲，在運動鞋廠上班，把運動鞋皮料綁在身上往外偷，被逮住了。常書欣聽他講那個台資企業，對工人非常苛刻，基本不把工人當人看，工作時間長，每天出門還要搜身。常書欣當時覺得，“這他媽太應該偷了，應該多偷點呢。”他後來回想，這些經曆讓他看人的眼光更複雜，不再是簡單的善或者惡，“一個人因為錢去犯罪，這個人有問題；一個人因為面包去犯罪，那是這個社會有問題……”這也是作家馬伯庸認為常書欣筆下人物的可貴之處，“他們有貪欲，有膽怯，有小人物的不平氣，有骨子裡的憊懶，可也有仗義每出屠狗輩的豪氣，絲毫不覺矯揉造作。”常書欣很慶幸自己當時被抓，如果沒有被抓，可能不出半年他就無可救藥了。“人的膽子和欲望會不斷膨脹，今天搶包，很可能明天就去搶車，接着就去搶銀行了。”說話的工夫，常書欣手裡的一盒中華煙就快空了。人性故事等到常書欣在8個月後被警方送回沁水縣，父母才終于見到這個離家出走的兒子。倒是沒有再打，直接送去了補習班。殘酷青春還沒有結束。從監獄出來那段時間，他易怒、情緒化，有時候抽着煙就把煙頭往手上戳，“從疼痛中找點刺激，找點存在感”。那時候夥伴們喜歡給自己文身，拿一捆針蘸上墨水，往手臂上刻，“自己往胳膊上刺隻老虎，刺得跟土豬一樣”。常書欣則給自己刻了“忍耐”作為忠告。他糊裡糊塗考上了省内一所大專，但沒想到的是，大學生活竟然這麼無趣，整天除了睡覺和賭博就沒事幹。他心又野了，隻能去找事，和人打架，結果又被開除。“像我這性格，就是活得不能太無趣。”常書欣說，“我們那個年代，不管怎麼樣都不想生活得平庸。”但為了養家糊口，他不得不從底層做起，賣過菜，當小奸商，還賣過電腦。做電腦生意的時候，他窮得不行，淡季時一周連一台都賣不出去。他每天和電腦待在一起，又不會打遊戲，要麼看電影，要麼看小說，由此發現在網上寫小說能賺錢。說不清是理性規劃還是感性沖動，31歲的常書欣開始嘗試着寫小說。他此前為數不多的寫作經驗來自監獄，因為字寫得好，被安排寫日常材料。有一天朋友崔健路過他的電腦門市部，看他在寫作，覺得很意外。事實上，常書欣寫了70萬字也沒掙到錢。他看了那些寫到30萬字就開始大賣的小說，覺得還沒自己寫得好，就咬咬牙繼續，“反正我那時候最可以浪費的就是時間了”。後來終于被網站編輯注意到，推上架銷售，掙了幾百塊錢，比當時一個月工資還多，這就成為他此後寫作的原動力。數百萬字的小說，靈感來自短暫的流浪和監獄生活，還有他平常愛看的美劇。在常書欣眼裡，天下的警察和嫌疑人都一樣，他從美劇中學習故事推進的風格和框架，再往其中填充本土原料。寫作靈感更來自此後的縣城日常，常書欣會有意識地接觸警察，大多是反扒隊或者鄉警。他們會告訴他一些讓人哭笑不得的犯罪故事。“辛辛苦苦抓賊、破案，最後發現是很簡單的犯罪方式，戲劇性很強。”常書欣說。市中心的商場扒手不絕，手法熟練，監控根本拿他們沒辦法，就算抓到嫌疑人，最難的也是審訊。“都是小錯不斷、大錯不犯那種人，經驗非常豐富。”了解這些扒手的習慣之後，警察就駐守在商城外面的垃圾桶或下水道旁，“他們一般隻拿現金，錢包一扔就走”，在垃圾桶旁，人贓俱獲，一個月就抓了40多個毛賊。還有一次，警察抓到一個小偷，有證人說能證明他偷了東西，但後來證人的口供讓警察越來越混亂。調查了一個多月，才發現這名證人是小偷老婆的情人，為了陷害，出來作了假證。常書欣是那種走到哪裡都能和人聊上天兒的人。每到一個地方，他都會一個人出門，找那種又爛又破的出租車或三輪車，散根煙給街頭混混，“和底層交往，一般就是一起罵娘就行了。”常書欣說，這種時候，故事就在他的腦海裡形成了。沁水縣城裡那些開三輪的或者賣菜的，其中一個他的相識，是偷牛的。偷牛案曾經在全國多地的農村發生，沒有目擊者，也沒有任何線索。看起來不是什麼大事，但對本來就貧困的村民來說，則是“老婆被偷都沒有牛被偷嚴重”。偷牛的告訴常書欣，别人都在大棚裡種蔬菜，他們則在大棚裡培育牛愛吃的青草，冬天山坡上一片荒蕪，他們把青草撒滿沿途，牛禁不住誘惑，都不用費力，它就乖乖地走上裝牛的貨車了。常書欣從這裡面獲取思路，在書裡，被發配到鄉村去做鄉警的餘罪就是觀察到沿途的綠色，破獲一起偷牛案的。事實上，與武小磊那樣的惡性刑事案件相比，偷牛案略顯瑣碎，但常書欣幾乎寫了整整一部書。他覺得自己寫的是“僞刑偵”，偷牛案延展出的鄉村現狀、人性複雜才是他真正想寫的故事。馬伯庸在接受記者采訪時，也以偷牛案做了例子。他覺得常書欣最厲害的，就是把握現實和文學藝術的平衡，“偷牛案是一件非常瑣碎的事，不是什麼大陰謀，也不需要靠警察靈機一動。那種完全基礎的瑣碎排查，我後來回過頭看，覺得非常難寫。”抵禦無聊崔健後來在網上讀到常書欣的第一部小說，一看就知道是常書欣寫的，“和他平常說話一樣，說着說着總要蹦兩句日怪的話出來。”故事足夠多，更重要的還有文字的節奏和激情，“必須保持那種刺激狀态，才能把故事寫出來，讓大家看了有驚心動魄的感覺。可能我一直在找當年犯罪的那種感覺。”常書欣說。有時候他整個白天都在醞釀心跳的感覺，“找到你做過的一件很嗨的事的那種感覺，比如第一次戀愛。”這會讓他很亢奮，寫到高興的時候大笑，寫到悲傷的時候又開始哭。他有時把自己想象成警察，有時把自己想象成罪犯，通常後者更能讓他找到激情。在寫武小磊殺人事件時，他想象自己作為一個旁觀者的激情快溢出來了。他以旁觀者的口吻寫道：“他也激動得熱血噴湧，就像看到古惑仔砍死大佬一樣，那種逆襲帶給觀者的除了快感，還是快感。”這讓他感覺自己仍在激烈地活着。他最用力寫的作品是《黑鍋》，講一個大廚在警界和餐飲界看到的人生百态。寫作期間他深陷其中，頹廢得厲害，寫完之後體重漲到200多斤，走一百多米就感覺虛。但常書欣覺得自己靠寫作抵禦了普通人無力抵抗的平庸。小時候一起打架的玩伴，大多過上了整天打麻将、喝酒或釣魚的生活。他無心融入其中，幾乎把友誼都舍棄掉，尤其在他成名之後，“他們在一起無非就是問你掙多少錢”，他仍然抽着煙。真正與他心靈相通的，反倒是那些因小說結識的陌生人。就在常書欣的煙瘾把王警官熏走的那個下午，他送王警官去坐車，快到高速路出口時，常書欣故意把車速放慢，“大概隻有30邁”。王警官回憶，他感到兩人之間有一種不舍，還希望能多聊一會兒。寫作快10年，常書欣覺得自己豐富的人生經驗已經用完了，越來越成熟的寫作技巧給他帶來了困擾。“過于技巧化的寫作，讓一切劇情發展都好像理所當然。以前有激情的時候，可能文字很差，但能讓人感受到那種情緒。”常書欣很害怕自己對寫作喪失激情。“現在還處于一種重複的狀态，快江郎才盡了。”縣城裡人們的生活越來越好，卻仍難擺脫年輕人大量出走、中老年人留守的命運。生命的本質是無聊的，常書欣覺得自己必須找一些刺激的東西，讓生活和創作繼續下去。網劇《餘罪》的編劇沈嵘覺得，在讀到餘罪進入婚姻之後，他明顯感到一個被生活奴役的中年男人的無奈。馬伯庸則覺得，對警察、黑社會或者對人性博弈的思考，早就讓常書欣看得很開，但他又有點舍不得看得很開。他在常書欣的書裡并沒有聞到太多煙味，隻看到他對食物和市井的貪戀。羅曼·羅蘭說，這個世界上隻有一種英雄主義，就是認清了生活的真相後，還依然熱愛它。這有點像餘罪，當他回歸到正常生活之後，仍然賤兮兮地愛偷懶、愛逃避。常書欣也渴望深陷這種對生活和生命的熱情中，就像有時候他回想起廣州火車站，又恐懼，又懷念。（轉載自《人物》雜志，應受訪者要求，文中李曉彤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