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個特殊年代，女排不僅是女排——它遠遠超出競技體育範疇，整個中國社會以一種空前的熱情賦予它深刻内涵。它出現在教科書上，密集地填滿報紙版面，無孔不入地滲透各行各業。
2016年8月21日，中國女排重回巅峰。
家住甘肅省天水市的中學教師李潤很興奮。女排奪冠後，他看到同事舉着國旗在教職工樓裡沖上沖下，高聲呐喊。12歲的兒子說：“爸爸，我們去把門鎖好，那叔叔瘋了。”
如果了解發生在30多年前的事，李潤的兒子也許會理解眼前這一切：父親的興奮和那位叔叔的瘋狂。
李潤小時候，父親常把一些印有排球運動員照片的卡片帶回家，向他講述卡片上郎平、孫晉芳和陳招娣的故事。念中學時，李潤所在的學校後勤處有位愛看排球的老師傅。逢中國隊赢球，老師傅便跑到教職工宿舍後的小操場高歌一曲《少年壯志不言愁》。這是個信号，歌聲一響，意味着中國隊赢了。
1981年11月，在第三屆世界杯女子排球賽上，中國女排首次摘取世界冠軍。此後，她們相繼在第九屆世界女排錦标賽、第23屆奧運會、第四屆世界杯女子排球賽、第十屆世界女排錦标賽中奪冠。
現在，歌聲消失了，那個被女排精神鼓舞的年代也早已遠去。
在那個特殊年代，女排不僅是女排——它遠遠超出競技體育的範疇，整個中國社會以一種空前的熱情賦予它深刻内涵。它出現在教科書上，密集地填滿報紙版面，無孔不入地滲透各行各業。
它被提煉為一種精神，一種拼搏奮鬥的精神，一種用來加快四化建設的精神，一種有望振興中華的精神。在那個既興奮又茫然的時代，精神力量成為推動社會發展的巨大引擎。
勝利背後
至少在當時，勝利是不尋常的。勝利的背後是中國人振興“三大球”的夢想。上世紀80年代，乒乓球和羽毛球尚未納入奧運會比賽項目，在國際認可的“三大球”上，亞洲人被認為存在先天短闆。
勝利是屬于歐美的，直到信奉“意志排球”的大松博文帶領一批在魔鬼訓練中成長起來的“東洋魔女”推翻了這一偏見。1962年，日本女排首獲世界冠軍，打亂世界排壇格局的同時，也為鄰近的中國帶來希望。
“三大球不出線，我死不瞑目！”“文革”結束後，實現賀龍元帥這一願望，成為中國體育界的頭等大事。
那是一個急需精神鼓舞的80年代。那個時候，中國邁出與世界接軌的第一步，學術、文藝、實業迎來發展機遇，人們在興奮之餘，也感受着落差。
《人民日報》體育部原主任汪大昭描述，那是一個社會風氣整體向上、不斷進取的時代。流行音樂開始風靡，“每天都會發生一些突破的、讓人很興奮的事”。體育項目勝敗分明，成績是最直接的體現；排球又更特殊些—它是團體項目，不易奪冠，更何況，中國女排在當時遇到的是美國、古巴、蘇聯這樣強勁的對手。
接連的勝利近乎奇迹，它突破了曆史，締造了傳奇，彰顯出前所未有的意義。
興奮的同時，一個百廢待興的國家在面對世界時，也感到了失落。攝影師謝偉民對這種失落記憶猶新。上世紀80年代初，二十出頭的他剛進報社工作，經曆過“文革”，“我們有些人的理想信念都很迷茫，動搖的時候，這種橫空出世的精神對我們的狀态觸動很大”。1981年11月18日，首都機場，市民熱烈歡迎中國女排凱旋啟蒙時代強烈的饑餓感，造就了滋生精神偶像的土壤。“女排精神”在此背景下應運而生。加上官方自上而下的推動，女排很快成為全民偶像，并不自覺地演化為某種政治符号。
郎平在自傳中寫道，“打球已經完全不是我們自己個人的事情、個人的行為，而是國家大事，我自己都不屬于自己，女排是一面旗幟。”
這是女排隊員的自覺，也是當時的輿論風向。1981年11月17日，女排首次奪冠的第二天，《人民日報》以整個頭版的篇幅進行報道。這在過去從未出現過。
當日刊登于報上的全國婦聯賀電中，出現了“女排精神”一詞：“你們是祖國的驕傲，婦女的光榮。向你們學習，向你們緻敬，讓‘女排精神’在我國四化建設的道路上永放光輝！”
女排隊員被視為民族英雄，打球成了國家大事。
全民偶像
“1984年8月7日。今天上午6點左右就出家門了。一整天在做第23屆奧運會女排決賽電視轉播的有關新聞。奧運會女排決賽電視轉播時間，整個上總（上海總工會—記者注）大樓的歡呼聲此起彼伏，第4層七八個辦公室，每個房間都擠滿了看中美女排國手較量的人群。副主席蔣明道看到我們還說，‘學習女排，工作和看球兩不誤哦’。大樓下面還有許多市民等着看我們賽事比分的黑闆報快訊。今天整個城市仿佛都在為中國女排而瘋狂。直到此刻，我整個人還處在亢奮之中。”
這是謝偉民在1984年洛杉矶奧運會期間寫下的日記片段。在他的相機鏡頭裡，平日鎖在櫃子裡的電視機打開了，工作人員坐滿了辦公室，因為位置不夠，有人坐在桌子上；樓下，附近工廠的工人穿着統一的工服，伸着脖子，圍觀貼在路邊的女排比賽快訊。
那一年，1968年出生的球迷群叔迎來了高二暑假。他的老家在江西，家裡沒有電視機，但奧運期間，他總能聽見鄰居家的電視機裡齊齊飄出的國歌聲和獎牌報幕聲—每個擁有電視機的家庭都将頻道鎖定在奧運節目上，并且将聲音調得很大。
1984年8月7日，上海市總工會機關的工作人員聚在辦公室，觀看第23屆奧運會中美女排決賽的電視實況轉播。那場比賽，吸引了億萬國人的目光為了觀看女排比賽，群叔提前跟樓下擁有14英寸黑白電視機的英語老師打了招呼。決賽那天，他和老師一家五口，加上幾名單身教師，七八個人緊盯着電視屏幕，得分就鼓掌叫好，拿下一局就歡呼，獲勝了，一群人忍不住站起來高呼。
高中生群叔被電視裡那些姑娘感動了。還有一年就要參加高考，他覺得自己必須像她們一樣，付出常人無法付出的努力。他一天的學習從早上五點半開始，會一直持續到夜裡十點半。他要考最好的學校，要到北京去。他有個私心，國家隊在北京訓練，也許未來的某一天，他可以去看看她們。
女排奪冠引起的興奮持續了很長一段時間。群叔發現，碰上學校有演講比賽之類的活動，總有人提到女排。
不少人擁有類似的記憶。一名網友在社交網站上寫道，“1982年，那時候寫作文不提女排精神得不了高分。記得班裡一個女生的範文，有一句說家裡人圍在電視前，‘捧着涼了的飯碗’，全都忘了吃。”
1984年的一期《大衆電影》将女排隊員周曉蘭與演員龔雪同時放上封面。那年，作家王元濤17歲，他告訴《博客天下》，自己當時“深深迷上她了，想将來就娶周曉蘭這樣的女人”。
處于事件中心的球員郎平意識到，自己無法再像普通人一樣自由自在地生活了。她扣球的形象被印在郵票上，女排的集體照被制成挂曆。“走到哪兒都很引人注目，觀衆、球迷都特别熱情，叫你，圍住你，簽字，照相，至少要向你行個注目禮。”她在自傳中提到，有次，她想去看電影，又怕被人注意，買了票，故意遲到幾分鐘，等燈黑了，開演了，才找到位子坐下。沒想到，還是被幾個觀衆發現了，“郎平，郎平”地叫起來，整個劇場都不安甯，她隻好提前離開。
作家魯光的報告文學《中國姑娘》記錄了北大學生将女排請到學校的場景。“青年學生們一邊高呼着‘團結起來，振興中華’的響亮口号，一邊把她們裹進了人流。從西門到禮堂，隻有一二百米的距離，學生們卻擡着她們，簇擁着她們，走了一個多鐘頭。沿途，學生們擠掉的鞋，不下于上百隻。”
精神就是生産力
女排的勝利為一個亟待發展的國家注入空前的信心，她們迅速成為振興中華的時代楷模，在相當長的時間内，“各行各業掀起學習女排精神、發揚女排精神的熱潮”。
1981年11月17日，鄧穎超、宋任窮在《體育報》上發表文章，兩篇文章皆提出，各行各業要向女排學習。其中，時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的宋任窮寫道，“要像她們那樣勤學苦練，磨練革命意志，掌握精湛技藝，用優異的成績為建設社會主義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貢獻力量。”
11月18日，《人民日報》轉載了這兩篇文章。次日，又轉載了時任中共中國排球協會秘書長錢家祥所寫的《寫在女排奪得世界杯之後》一文，文章将女排奪冠的原因歸結為“黨的關懷”“各方支援”及“嚴格訓練”。
《人民日報》認為，這篇文章有助于人們向女排學習，因為它不僅從技術方面，“更重要的是從思想作風方面告訴我們女排是怎樣成長起來的”。
當月，中華全國總工會與北京市總工會在人民大會堂宴會廳聯合舉辦了一場茶話會，廳内懸挂着“學習中國女排精神，勇攀高峰，振興中華”的橫幅。來自北京的80多位勞模參加了這場茶話會。主辦方希望以此号召全國職工學習女排精神，“改變我國的落後面貌，使我國盡快繁榮富強起來”。
一場向女排學習的活動在全國範圍内推廣開來。上世紀80年代，上海萬體館舉辦了多場女排國際賽事。上海體育競賽管理中心一名不願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員向《博客天下》回憶，當時，每逢賽事開始，教委就會組織近萬名學生前來觀賽，試圖以這樣的方式向學生普及排球精神。“主要是政府行為多一點，是帶有政治性的，組織大家來看，對‘女排精神’的宣傳熱情非常高。”這名工作人員強調，那段時間，對女排精神的宣傳不是一兩個月，而是“一直在宣傳”。左上：1981年，女排首奪世界杯冠軍後，在北京體育館訓練館與球迷見面。陳亞瓊（左）為球迷簽名
右上：1981年，女排首奪世界杯冠軍後，在北京體育館訓練館與球迷見面。張蓉芳與小同學擁抱
右下：1981年，女排首奪世界杯冠軍後，在北京體育館訓練館與球迷見面那些年，女排風頭正勁，學生們熱情高漲，教委也很配合。又過了幾年，女排成績下滑，校方認為觀看比賽會影響學生學習，不再予以配合。
謝偉民在街頭巷尾拍攝時發現，上海紡織系統、造船系統和機械系統中，不少工廠都開展了以學習女排精神為主題的活動，最常見的形式是黑闆報比賽—這一宣傳陣地上，貼滿工人們觀看女排比賽時的心得體會，内容幾乎都是在表達自己努力工作的決心。
1986年，女排五連冠。9月15日，謝偉民在日記中寫道，《上海遠洋報》的黃旭祥提議攝影學會舉辦一次“女排風貌杯—新時期的上海職工”新聞攝影比賽。在女排精神的光環下，上海工人一舉成為攝影的主題，“此建議獲得大家的一緻認可”。
這一年，李潤還在讀小學。像許多學校做的那樣，女排五連冠後，老校長在全校大會上一臉嚴肅地發言，要教職工和學生都學習女排精神，盡忠職守、愛護學校。發言結束後，全體師生起立唱國歌，有些老師感動哭了。李潤還從父親那裡得知，老師們每天都要填一張表格，記錄自己當天的進步與反思。
精神就是生産力，精神就是硬道理。在媒體的報道中，“超額完成計劃”和“義務加班”成為全國人民在女排精神感染下的自發行為。
《人民日報》開設的“學女排，見行動”專欄記述了這樣一件事：專門生産出口香煙的沈陽市卷煙廠五車間，當年10月底提前完成了全年的生産任務，但在女排勝利的消息傳來後，“全車間職工興高采烈，一緻決定在今年最後一個半月，為國家增産出口香煙2萬條”。
《體育報》開設了名為“學習女排為祖國榮譽拼搏”專欄，向女排學習的對象涉及範圍寬廣，從雲南邊防前線的戰士、無錫的工廠職工到武漢的農民，全國各地、各行各業無不投入這場學習中。
一名剛入伍的戰士給《體育報》寫信，稱自己此前由于事故曾受過處分，産生了破罐子破摔的想法，但在看完女排比賽後，感動于“那種旺盛的革命鬥志和頑強拼搏的精神”，決定“振奮精神，鼓足幹勁，做一名無愧于偉大時代的革命戰士”。另一名因嚴重殘疾悲觀厭世的女青年在信中寫道，女排精神讓她死灰一樣的心重燃火焰，她要頑強地活下去，“為四化作應有的貢獻”。
影響蔓延到企業界。TCL集團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李東生告訴《博客天下》，作為郎平的同代人，他與衆多企業家一樣，或多或少都曾受到女排精神的感染與鼓舞。因此，1995年，當女排陷入低谷時，他決定找郎平談談。
李東生先到北京，得知郎平當時已去廣西柳州訓練，便返回廣東，再開車至廣西。他找到郎平，告訴她，希望能以女排精神為企業動力，振興民族工業，并出資450萬元成立“郎平排球基金”。此後10年間，TCL向基金會捐款近380萬元。
離開柳州那天，下起了大雨。李東生開車到桂林，車在半路上滑進溝裡，幸虧農民幫忙推車才得以脫險；好不容易開到桂林，又遇上惡劣天氣，飛機停飛，隻好改道乘火車；趕到車站，坐票賣完了，他不得不一路站回惠州。
這讓承載着國人希望也背負着巨大壓力的郎平很感動。她覺得李東生千辛萬苦地把一片心意送到女排，“正是希望看到女排拼搏精神再現”。
誰也說不清楚，誰也不需要說清楚
精神戰勝了一切。
大慶精神、雷鋒精神、鐵人精神、兩彈一星精神、載人航天精神、紅旗渠精神、焦裕祿精神、張海迪精神……在“精神”的世界裡，個人命運與國家融為一體。精神無往不勝，精神指向自我犧牲，精神因此獲得救贖。
1981年，一篇名為《吹盡狂沙始到金—二贊女排精神》的文章指向了女排隊員的傷痛。文中提到，陳招娣帶病參賽，賽後，戰友們背着陳招娣上車，她手指上纏過的膠布“湊起來可以做一身衣褲”；又說女排赴美訪問比賽，萬裡飛行，剛下飛機就訓練，嘔吐不止，于是，美國朋友為她們提來四隻水桶，讓她們邊吐邊練。
作者以此對比那些“貪圖安逸輕松”“畏懼艱難困苦”的人，“他們得到的往往不過是一堆‘黃沙’而已。”
精神與愛國主義緊密相連。1987年郎平決定出國，到一個“沒有多少人知道‘女排精神’”的地方。她感到苦惱，因為她發現自己的選擇似乎難以被國人接受，一個典型的民族英雄，“即使從女排的隊伍中撤下來，也不應該從中國老百姓的生活中消失”。
精神左右自我選擇。《中國姑娘》裡，一名女排隊員是這樣考驗男友的：“她顯得很苦惱的樣子，向她的‘朋友’訴說：‘唉，我老了，又有一身傷，打不了那麼久了，你趕緊打報告吧！’她的‘朋友’一聽，趕忙搖頭，挺為難地說：‘那怎麼行呢！現在國家正需要你出力……’這位姑娘笑了，高興地說：‘你呀，憑這一條，就達标了！’”
在這個題為《愛情啊，請你晚一點來》的章節裡，魯光引用了女排隊員曹慧英的一句話：“如果整天沉浸在綿綿的情意之中，就會喪失自己的理想，使精神空虛，甚至葬送自己的一生。”
精神不容冒犯。少年李潤念書時調皮，學校的黑闆報上曾連續數月寫着“學女排，争創優”六個大字。等到同學們都回家了，李潤就拿支粉筆，在每個“争創優”後畫上一個雞蛋—争創優蛋。
第二天，老師在大喇叭裡通報批評，說這侮辱了女排精神，要嚴懲。再次路過黑闆報，上面寫着警告：誰在上面寫侮辱女排的文字，就是侮辱中華，情況嚴重的予以開除學籍。
他被吓住了，原來排球是神聖嚴肅的，是不容侵犯的。從那以後，每每提到排球，李潤心裡都會咯噔一下。
如今已從《人民日報》退休的汪大昭坦言，當時的反應在今天看來“過分了”。各行各業向女排學習的相關報道持續了很長時間，精神的作用被拔高了。“大家座談、表态，不管種地的、做工的，都要發揚女排精神，這些事和女排有什麼具體的聯系，誰也說不清楚，誰也不需要說清楚，隻要你表示要學女排做好自己的工作就行了。”
他同時承認，這種做法其實适應了當時突如其來又不知如何表達的興奮。
汪大昭的思考在他早期的稿件中即可覓到蹤迹。2007年5月，世界乒乓球錦标賽期間，電視台的體育頻道不斷在屏幕下方滾動播放觀衆發來的短信。一則短信寫道：“十分敬佩中國乒乓球隊的拼搏精神，倘若中國男足也有這點精氣神，早就不這麼差勁了。”汪大昭有感而發，在5月29日的《人民日報》上發表評論《精氣神不是萬能的》。文章由乒乓球引申到此前在無錫舉辦的四國女排賽。那場比賽中，中國隊被古巴隊逆襲。“動辄就說新女排缺乏老女排精神，這隻是問題的一個方面，有些情況下未必是決定性因素……精氣神能使固有實力不打折扣，但在技高一籌的對手面前，強調精氣神的最好辦法就是鼓勵姑娘們繼續磨砺，而不是以精氣神高低論輸赢，畢竟實力有差距。”
“‘精神萬能’的時代已經過去。”汪大昭在文末寫道。
幸運或是不幸
1985年，群叔如願考上北京醫科大學（現并入北大醫學部）。1998年出國至今。
在北京時，他從未到現場看過女排比賽。出國那年，正趕上互聯網興起，身在國外，他依然能通過網絡實時關注女排動向。他覺得自己與女排的距離比在國内時更近了。群叔常用一句話來描述這種地理距離與心理距離的微妙關系，“那時候那麼近，其實很遠；現在這麼遠，但是那麼近。”
對女排的關注是身在海外的他表達對祖國眷戀和摯愛的方式之一。這種眷戀更多是出于回憶—他懷念那個向上的、單純的、陽光的80年代。
2004年，雅典奧運會期間，中國女排時隔20年再奪奧運會冠軍。此時，群叔已經建立了自己的家庭，有了孩子，在美國的生活趨于穩定。他對中國女排有了一種特殊的親密情感，因為自己和她們一樣，經曆過人生的高潮與低谷、光明和黑暗。這種情感讓他在觀賽時更感動、更震撼，也更投入。
那場決賽給他帶來的震撼持續了一年之久。在這一年裡，他反複咂摸賽場上的每個細節，至今仍能說出比賽的各個得分點，甚至能複述英文現場解說詞。
又過了12年。對群叔來說，裡約奧運會是一場前所未有的、與自己密切關聯的奧運會。張常甯發球，對方接球過網，惠若琪打探頭拿下金牌點的時候，群叔淚奔了。
他與多位現役女排隊員相熟，在情感上，他視她們為自己的孩子，願意為她們做很多事。他為張常甯和朱婷準備了護具，開導在訓練中前十字韌帶斷裂的徐雲麗。
徐雲麗一度感覺康複不順利，擔心自己究竟能否參加奧運會。她給群叔打來長途電話，在電話那頭哭了起來。群叔反複開導她：“郎導帶不帶你去奧運會是她的決定，但你一定要先康複到給人選擇你的機會。帶不帶你去是一件事，你自己有沒有資格是另一件事。”徐雲麗深受感動，說：“從來沒有人能跟我聊這麼深。”群叔有時覺得，自己的行為像是“反哺”—用他在上世紀80年代從女排身上汲取的精神，來鼓勵年輕的女排姑娘。這是他32年前無論如何也想不到的。
如果問他究竟什麼是女排精神，他會說：這是一種不限于女排甚至不限于體育的精神，是人類共有的最高境界的向上精神，在英文裡，這叫“doyourbest”。這種精神之所以被附加在“女排”身上，其實是曆史的偶然選擇，女排因此背負了某種包袱，但“幸與不幸是它趕上了”。
新浪網排球編輯王勇峰的觀點類似，他認為，精神需要技術的支撐。實際上，每個項目的運動員都有不放棄、奮勇向前的精神，“沒有獲得大衆理解的成功，主要還是技不如人，或欠缺運氣”。
8月21日，裡約奧運會女排決賽結束後，李潤的兒子收到一份家庭作業，語文老師要求他們以女排精神為主題，寫一篇作文。
李潤發覺，孩子對女排精神的理解與對其他體育項目精神的理解是一緻的，那就是，所有奧運賽場上的比賽，想赢都要付出巨大努力。“這種拼搏的精神内核沒變，隻是我們那個時代，體育跟政治的聯系太過緊密，國家榮譽高于一切。”
兒子不知道如何結合自己的經曆寫女排精神。他問父親：“我以前跑不了1000米，現在3000米都能跑全班前十了，這算不算？”
李潤說：“算。”兒子又說：“可我沒有女排那麼拼，就是每周按時跑一下，慢慢進步的，不是那麼辛苦的拼搏。”
李潤耐心解釋：“我們一般人就是這樣，生活中遇到很多小困難，一點點解決，最後去做成一件事，這就是普通人的女排精神。”
兒子還是不會寫。他說他想寫傅園慧，寫寫洪荒之力。
（應采訪對象要求，李潤、群叔為化名）
雷鋒精神
1963年3月5日，毛澤東曾為雷鋒題詞及發表号召，此後每年的3月5日都成為官方指定的“學雷鋒日”。政府引領全中國掀起學習雷鋒精神的熱潮，雷鋒的名字響遍全國，并在上世紀60至80年代間被塑造成中國大陸的模範人物。1990年代後，官方引導人們學雷鋒的論調不再是“忠于革命忠于黨”，變成“學雷鋒，做好事”。2008年起，有關部門一改過去每年3月5日由官方媒體号召學雷鋒的慣例，沒有在官方報刊上宣傳學習雷鋒。陪伴中國人成長的模範精神
白求恩精神
1939年12月1日，延安各界追悼白求恩的大會上，毛澤東親筆寫了挽詞：“學習白求恩同志的國際精神，學習他的犧牲精神，責任心與工作熱忱。”12月21日，毛澤東為八路軍政治部、衛生部于1940年出版的《諾爾曼·白求恩紀念冊》撰寫《學習白求恩》一文（建國後編入《毛澤東選集》第二卷時，題目改為《紀念白求恩》），高度贊揚了白求恩的共産主義、國際主義精神，号召每一個共産黨員向他學習。《紀念白求恩》一文被選入蘇教版語文八年級下冊第6課、鄂教版語文九年級下冊第13課以及語文出版社版語文八年級上冊第9課。張思德精神
1944年9月8日，毛澤東在張思德追悼會上親筆題寫了“向為人民利益而犧牲的張思德同志緻敬”的挽詞，并發表了《為人民服務》的演講，高度贊揚了張思德完全、徹底為人民服務的思想境界和革命精神。張思德的形象成了為人民服務的代名詞、裡程碑。
2009年9月，張思德被評為“100位為新中國成立作出突出貢獻的英雄模範人物”之一。
愚公移山精神
1945年6月11日，毛澤東在黨的七大閉幕式上向全黨發出号召：“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争取勝利。”毛澤東的這篇閉幕詞，會後經整理修改後，以《愚公移山》為題，收入《毛澤東選集》第3卷，成為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經典之作。
“愚公移山”從此成為表現中國共産黨人堅韌不拔、不懈奮鬥精神的典型用語和口号。解放之後，它又發展成“愚公移山，改造中國”，成為鼓舞全國人民改變中國一窮二白落後面貌的動員口号。
2013年6月，在《愚公移山》發表68周年之際，河南省愚公移山精神研究會在愚公故裡濟源市成立。時傳祥精神
1959年，北京市崇文區清潔工人時傳祥被選為全國勞動模範，他以“甯可髒一人，服務千萬家”，赢得了人們的普遍尊敬。時傳祥表示：“我要永遠聽黨的話，當一輩子掏糞工。”
2013年，時傳祥精神榮譽室在北京市東城區環境衛生服務二中心揭牌。官方語境下，“淘糞工人”依然是不怕苦不怕累的正面形象，但在互聯網中，年輕人對此卻有不一樣的解讀。2015年，搜狐網原總編輯劉春在微博上将偶像組合TFboys稱為“掏糞男孩”，被偶像們的粉絲圍攻。鐵人精神
1960年大慶會戰中，王進喜喊出為革命“有條件要上，沒有條件創造條件也要上”的口号。他帶領1205鑽井隊，用5天零4小時就打通第一口油井，“王鐵人”的名号就此傳開。會戰工委發出了“學習鐵人王進喜，人人做鐵人，為大會戰立功”的号召，一時間，學鐵人做鐵人的熱潮在油田蓬蓬勃勃地開展起來。
2002年，中共十六大報告指出：鐵人精神是推進企業發展的不竭精神動力。在鐵人王進喜誕辰80周年，大慶人思鐵人、學鐵人、做鐵人，決心把鐵人精神進一步發揚光大，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作出更大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