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邁入職場的大學畢業生孫麗身體出現了不适：頭部一陣陣鈍痛、吃飯時吞咽也變得困難。她在北京三所三甲醫院輾轉了兩個月，但沒人能告訴她究竟得了什麼病。
一年後，她出現了耳鳴，便又進行了一次檢查，确診為顱内出現了罕見的破壞性脊索瘤。過往案例顯示，得了這種惡性腫瘤的患者會在确診後的數年内死亡。孫麗在北京的醫院做了兩次痛苦的手術并接受三個月的放療，但複發迹象卻依然明顯。
她通過向醫生、病友咨詢以及自己去上網查資料才知道，要想活命就必須接受一種“質子重離子治療”。該種醫學界最尖端的治療手段，效果和副作用都要好于常規的放療方案，目前全球已經有超過50家質子重離子醫療中心。
但當時，距離中國的第一家質子重離子醫院在上海開業，還有一年多時間。2015年5月，這家醫院開業的第一周，就接受了上千例咨詢，最終經篩查隻有20名符合适應症的患者有幸入院就診。
更多的救命機會似乎都在海外。如何抓住它們？這意味着與死神賽跑的孫麗，要設法自己去對接異國他鄉的醫療系統，要與各種瑣碎麻煩又陌生的就醫環節打交道，還要去适應當地的養病環境和生活習慣。
後來，孫麗在網上找到一家出國看病中介機構。中介收取她2萬元的遠程會診費後，将國内已有的病曆翻譯之後發給了世界頂級的腫瘤研究機構之一——日本國立癌症研究中心。
兩個星期後，醫院表示願意接收。此後，孫麗這趟出國看病的一切環節，比如預約醫生、辦理醫療簽證以及抵日後的醫患溝通都交給中介負責，為此她又另外支付這家中介機構10萬多塊錢。
2014年夏天，孫麗在日本待了一個多月，其間，她支付給醫院20多萬元用于治療。2015年早些時候，她又進行了一次複查。“我不敢說以後會怎樣，但是我現在真的很好，能正常上班生活。”電話裡，孫麗的語氣聽起來很輕松。
在北京，癌症連續8年居于死因首位，每一天就有113個新增的癌症患者。世界衛生組織的數據則顯示，中國在2012年已成為全球第一癌症大國，一年的新增癌症病例為307萬，占全球總數的21.8%。
于是，越來越多罹患重大疾病的國内患者将目光轉向海外求醫之旅。
以孫麗為例，她選擇的看病地日本，癌症患者的5年生存率達到64.3%。雖然過程複雜，但治愈率對患者的确具有很大的誘惑力。
雖然截至目前，全中國總體有機會赴海外看病的人數仍然有限，僅有數千人，但每年的增長速度卻極快。同時，幾乎每一天都有新的出國看病中介誕生。
這些機構多集中在北京、上海、深圳這樣的大城市，對接的首先是中國富裕階層那些“不差錢”的客戶，為他們從全球優質醫療資源中篩選匹配，提供私人定制化的重症嚴肅醫療服務。此外，近年來，各種海外體檢或康複業務也正在紛至沓來。
相似的緣起
攜康長榮董事長、52歲的顧欣，出生在一個醫生家庭，從小就跟醫生、院長做鄰居，但自己當年在清華大學就讀的卻是與醫療毫不沾邊的核物理專業。畢業後，他在當時的核工業部工作一段時間之後還是決定自己創業。
顧欣最早做了一家醫療咨詢公司，一方面是讓中國的醫生到國外參觀和學習當地的醫療經驗，同時幫助國内醫院引進國外醫療項目。
早在2008年的時候，國内相熟的醫生知道他跟許多擁有該放療技術的國外醫院資源聯系甚密，就曾請他幫忙安排患者去國外看病。2012年，顧欣成立國際醫療事業部，專一安排中國的腫瘤癌症患者去國外接受治療。
攜康長榮正式接待的首位客戶是一個41歲的女性肺癌患者。當時她的癌細胞轉移很快，國内醫生診斷預計最多隻能再存活幾個月。
顧欣想到自己不久前曾帶着中山大學附屬醫院的醫生到日本築波大學附屬醫院學習，而對方醫學教授講到的案例跟他的客戶症狀幾乎相同。就這樣，顧欣順利完成了第一筆救人的生意。
2009年，已經全家移民澳大利亞的蔡強回國，次年創立盛諾一家。在此之前，他完全是一個醫療市場的門外漢。
上世紀90年代，他的兒子在國内剛出生時又不幸染上新生兒肺炎，醫生下了病危通知書。蔡強抱着快要死掉的骨肉，四處找人借錢才保住了命。
後來，蔡強辭職創辦了一家留學中介機構，又繼承了家族的事業後，他帶着全家移民到了澳大利亞。
蔡強的女兒在澳大利亞出生。女兒的第一張照片是醫生的相機拍下的，他在醫院留宿陪護時，院方還為他提供了睡覺用的棉被。
蔡強就像發現了新大陸一樣，當時他就想，這樣的高端醫療服務，對國内一部分人是有吸引力的，或許可以成為商機。
他一回國就開始向國内三甲醫院的幾位醫生朋友詢問，為患者提供赴海外就醫渠道這個想法到底能不能成，病人有沒有需求。
朋友們的反饋并不理想，大家都覺得這事情不靠譜。
但蔡強認為，在他離開中國的這8年時間裡，這個國家的變化也是日新月異的，最顯著的是，富裕階層的規模正在極速壯大。
“他們會不假思索讓孩子去海外讀書，可一旦有了病，他們還沒有可靠的渠道尋求更好的服務。”這鑄成了蔡強對海外治病市場前景的樂觀。
在顧欣看來，富裕階層的患病者，跨洋求醫是剛性需求。
盡管跨境醫療服務在中國還鮮有人知，但對于一位資金實力不成問題的客戶來說，他的需求隻有一條：幫我找到最好的醫療資源。
于是，這些中介機構的首要任務，就是先走出去尋找資源，其次才是尋找和服務好客戶。
艱難開局
蔡強的目标從第一天起就很明确——“我跟全世界最頂級的醫院合作”。
說起來，邁出第一步的手段也很簡單，就是先在網站上找到這些醫院對外公示的聯絡郵箱，給他們傳一份談合作的信件。
蔡強花了9個月時間，才終于陸續等到了來自包括美國麻省總醫院在内的一批上榜醫院的回複。
在等待答複和與之進一步溝通的過程中，蔡強也在逐步了解美國醫療體系對接服務海外患者的相關内容。他發現，針對海外患者的治療，美國目前已經擁有最完善的服務體系，從網上申請到接送機和專業的醫學翻譯，頂級醫院都以開放的态度接納全球的患者。
厚樸方舟的創始人王剛，希望為患者打開赴日本求醫的大門。然而日本的情況與美國形成巨大反差。
日本國内的醫療體制仍相對封閉，真正排名靠前的醫院，在2008年前後都還沒有設立自己的國際醫療中心，也都沒有接受國際患者的經驗。所以王剛當時跑到日本醫院去談合作時，對方一聽是外國患者，馬上就搖頭拒絕了。
直到2010年年底，日本政府才推出了醫療簽證，并成立了專門機構以扶持日本國内醫院展開針對海外患者的收治服務。
在王剛看來，海外的醫院當然會認真考慮這項服務的風險。比如，患者來到醫院，如果對國家不了解，會不會遵守法規？會不會對别的患者帶來困擾？治療不是簡單的過程，手術後的跟蹤觀察、藥劑量的調整安排又該怎麼落實？此外還有費用結算上的顧慮，以日本為例，醫院是後付費，治療完畢這些海外患者能不能保證可以順利結算所有的醫療費用？
“醫生還隻是其中一個環節，患者整個就診過程将涉及到方方面面的細節，如果沒有可靠的中間機構來做服務擔保，院方肯定不敢接。”王剛說。
對接患者
患者對這樣的出國看病中介也有顧慮。
所以，盛諾早期嘗試在國内打開市場的過程并不那麼容易。在剛創立的前兩年，公司接待的客戶總計還不到20人。
“如果出國看病的需求真的存在，為什麼這麼慘淡？”蔡強花了一段時間才真正理解了，客戶心裡的最大疑慮到底是什麼。
說白了，要讓他們相信，眼前的這家中介機構可以很輕松地為他們聯系到諸如美國麻省總醫院這樣的機構專家為自己治病，這樣的溝通信任，的确需要一定耐心和時間才能獲得積累。
為了保證更穩定的客戶，蔡強跟一些國内醫療機構展開病患資源對接的合作，比如北大腫瘤醫院，後者一旦遇到棘手的病例，可以通過盛諾一家對接美國的專家為患者做會診，最終也可以到美國接受治療。而當患者從美國返回國内做康複時，則可以再回到該醫院進行後續治療。
随着客戶的增多，新的麻煩也随之出現。現在讓蔡強更加擔心的，是跨洋醫療服務中有可能出現的醫患糾紛。
每個月都會有客戶在異國他鄉的病床上病逝，也有的赴海外治療後病情加重。這些情況下要求中介機構賠償的案例已經出現。為此，公司還聘請了兩個律師，根據累積的客戶案例，每周都對風險告知書進行升級，對患者的預期進行管理。
“我們會事先講清楚，美國也不是萬能的，沒有大力丸，我們會清楚告訴病人，之前也有的患者就在美國去世的。”
如果美國的醫院決定接收病人，在跟患者簽訂合約後，蔡強的團隊也會給客戶兩天的思考時間，如果後悔了，則将退還所有的服務費。
此外，那些準備出國的患者，也會從盛諾一家得到重要的提示：不能給美國的醫生、護士送紅包，遇到問題，一定要協商，要務必尊重國外醫院的規定。
還需要規範
這些中介機構的服務流程，主要包括依據患者的病曆資料去預約醫生，并安排出國的手續，當客戶去國外看病時，也會由公司在當地安排的人員陪同。“中介”職責對應的收費項目也由此而來。
其中最關鍵的業務，是幫助患者尋找願意收治的海外醫院和醫生資源，然後将患者的病例資料翻譯、轉化為國外醫療機構認可的規範診病資料，還要去篩選最适合醫生、尋找可供選擇的治療方法。這些工作，往往隻有那些醫學專業畢業、同時又精通某種外語的高級人才才能勝任。
“因為我們的失誤，可能會出人命。聘請費用便宜的人是可以降低成本，但這也不是高端客戶所需要的。”蔡強說，中介機構最大的成本就是人力資源的成本，特别是專家團隊的籌建。
近幾年，幾大PK最兇的一線中介機構，都開始針對患者提供全流程服務，從最早在海外設立服務人員，到在美國和日本大醫院集中的地區直接成立分公司，落地更為規範細緻的服務流程。一些機構甚至還特意租購了公寓，供患者和家屬住宿。
說到費用，蔡強說盛諾一家的最低收費标準為13.8萬元。記者對比采訪的另外兩家機構——厚樸和攜康的收費政策與盛諾沒差太多。此外，全流程中有關海外地陪客服的打包費用，則在三四萬元。
當然，整個海外就醫過程中的花費大頭，還是支付給當地醫療機構的那部分費用。這是很多患者在不同機構中做取舍的主要因素。
孫麗坦陳，當初她決定出國就醫時，也曾打電話咨詢過多家機構，比如盛諾一家。最終沒選擇盛諾的原因，主要是價格過高。更具體地說，讓她在意的還不是那筆中介費，而是随後的入院治療費用。盛諾跟美國多家頂級醫院都有合作，癌症患者的治療費通常需要100萬元人民币，而在日本，癌症的治療費用大概是美國的四分之一。
孫麗并非富有階層，而家人為她看病已經債台高築。最後，她選擇了攜康長榮。
與此同時，一批往日通過中介機構收治中國病人的海外頂級醫院，也開始主動關注到中國病患跨國治病的市場需求。
2015年8月19日，著名的美國梅奧醫療中心宣布成立中國區轉診辦公室。這家醫院在2014年接待了300名中國病患。它預計2015年的增長幅度約為50%。
梅奧推出的更為直接的一站式轉診服務，其實是将其中國轉診業務授權給一家在華合資公司來負責運營。未來通過這間轉診辦公室，中國的病患客戶最快将可以在兩天之内，直接獲取到梅奧在美國的專家會診意見，并同時安排赴美接受進一步的門診和治療。
梅奧主動深入中國市場，對患者無疑是一個好消息。但縱觀整個跨洋就醫中介市場，目前還處于非常早期的階段。一些主流的有遠見的從業機構，正積極呼籲，希望在集體的努力下，行業整體規範能早日出台。
來源：每日人物（微信公衆号：meirirenw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