帶着這些問題，本刊記者專訪了中央美術學院非物質文化遺産研究中心主任、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副主席、中國文聯全國委員會委員喬曉光教授。
“京畿直隸、京劇相聲、年畫窗花……提起京津冀，總能讓人想起三地悠久的曆史和深厚的底蘊。三地山水相連，本是文化一脈的天然共同體。”喬曉光說。
從剪紙看中國民間藝術
從上世紀80年代末結緣剪紙，到将剪紙藝術與現代美術相結合，再到對中國民間藝術和非物質文化遺産奔走宣傳、積極搶救，喬曉光的心中，對非遺保護有着不滅的熱情。在專訪中，他提出，以地緣和日常為特質的非遺文化是認知京津冀的前提和基礎。
一把剪刀、一張紙——再普通不過的工具，一雙靈巧的手，加上腦海中千變萬化的創意，就成了多彩多樣的剪紙作品。傳承了一千多年的剪紙，在喬曉光的努力下，與現代藝術相結合，又多了幾分時尚色彩。
上世紀80年代初，中央美術學院開設民間藝術課，第一次将民間文化資源作為活态藝術傳統知識體系納入高等教育中。随後，民間美術研究室、民間美術系相繼開設。原本學習中國畫的喬曉光，在河北小城接觸到了木版年畫，繼而又結識了剪紙，從此與民間藝術有了不解之緣。在喬曉光看來，剪紙體現了豐富的文化内涵，傳承千年，背後是人性的魅力和地域文化的特色。天津楊柳青大幅年畫印版《天地全神圖》（局部），是一幅包羅萬象的諸神會集圖。本刊資料室供圖
2017年2月，一名觀衆在中國美術館觀看楊柳青年畫作品。楊柳青木版年畫，産于天津之西的楊柳青鎮，創始于明朝崇祯年間，是中國著名的傳統年畫。CFP供圖連續兩年在全國文化遺産日（6月10日）舉辦的京津冀非遺聯展上，蔚縣剪紙、北京料器制作、河北稭稈紮刻、聚元号弓箭制作、楊柳青木版年畫、“風筝魏”制作吸引了人們的目光，而展台前這些非遺項目的國家級傳承人所做的展示，更成為了現場一大亮點。
2002年5月成立的中央美術學院非物質文化遺産研究中心，其學術前身是創立并發展了二十多年的民間美術研究室和民間美術系，而科研思想，則是從延安魯迅藝術學院時期起就強調的文化的人民性。早在1942年的延安文藝座談會，就主張文藝工作者要向民間學習，提出藝術要紮根人民、深入人民。與實踐相結合，延安魯藝的藝術家走到了鄉村農民生活中，一大批接地氣的青年藝術家湧現出來。
以剪紙、木版年畫等為代表的民間藝術，在當時團結人民一緻抗戰的工作中做出了相當大的貢獻。《學習》和《自衛軍》是古元的兩幅木刻新剪紙窗花作品，都将解放區農民提倡的新生活展現了出來。當時解放區農民新生活倡導移風易俗、識字掃盲、學習文化，建立農村新文明風尚。《學習》刻繪的是農民識字學習的場景。《自衛軍》的主角是抗戰時期延安農民組織起來的武裝力量，自衛軍手持紅纓槍、腰挂手榴彈，呈現了戰争年代特殊時期的農民民兵形象。這些貼在窯洞上的木刻剪紙作品展現了農民自己的生活和形象，深受歡迎。
從延安魯藝時期，到上世紀80年代央美研究民間藝術，再到央美非遺研究中心的成立，幾代人延續了七十餘年，圍繞民間藝術的研究與創作而不斷努力。喬曉光說，這在中國乃至世界的大學中都是獨特而值得珍惜的個案。
“中國是傳統農業大國，鄉村則靠文化支撐。否定文化，民族精神便無以為繼。我們做的田野調查研究工作，是把傳統和當代相聯系，是對傳統的再認識，推動中國傳統文化的複興和中國文化對世界的貢獻。”在喬曉光看來，就剪紙這樣一個具有非遺普遍意義且極具文化魅力的藝術形式來說，仍活躍在民間的剪紙藝人就是其活态的證明。“北京剪紙”非遺傳承人徐陽将花樣運用在服飾、器具上；天津北辰的趙氏剪紙第三代傳人趙德寶義務教授剪紙；河北蔚縣剪紙起源于窗花，迄今有200多年曆史……
民間藝術從日常而來
北京長期是中國的政治和文化中心，流傳至今的景泰藍制作技藝、玉雕、雕漆技藝等為代表的“燕京八絕”，顯示了都城文化和皇家宮廷藝術的精美華貴。天津因由漕運文化而興，以楊柳青木版年畫、泥人張彩塑、風筝魏制作技藝、天津快闆、天津時調等為特色的津門文化，讓人感受到“九河下梢天津衛”的熙攘繁華。河北古為燕趙之地，因日常生活需要發展出以蔚縣剪紙、磁州窯燒制技藝為代表的民間手工藝，體現出華北大地的古樸悠然。上世紀50年代，張銘（中，“泥人張世家”第四代）和天津的美術工作者交流泥塑技藝。天津的“泥人張”始于清道光年間，發展至今已有近二百年的曆史。攝影吳寶基/人民畫報
楊柳青年畫繼承了宋、元繪畫的傳統，吸收了明代木刻版畫的工藝美術形式，采用木版套印和手工彩繪相結合的方法。本刊資料室供圖
2012年5月，蔚縣剪紙藝術家在“第三屆中國剪紙藝術節暨第二屆蔚縣國際剪紙藝術節”新聞發布會上展示自己的剪紙作品。在不大的蔚縣，人們将這門老手藝做成了大産業。中新社供圖人們認知京津冀地區的文化源流，大多是從這些聞名遐迩的文化元素而來。喬曉光研究非遺多年，一直在提倡“日常藝術”。在他看來，這些文化現象無不是出自于人們的日常生活生産。他認為：“藝術混生在民間生活中,這是民間美術最基本的特質。即生活的日常性，在民間藝術的表現中得到最為充分的叙事與升華。”
“民間藝術來源于民間，又反映着民間的生活文化。我們研究的是剪紙，但又在通過剪紙去了解、研究鄉村的日常生活。以往我們習慣從漢字、文物、遺址去了解中國，但很少從民間角度，或是從一個村莊、習俗、民間藝術去認識中國。”喬曉光說。
正是因為日常，喬曉光認為非遺應該回到民間，回到農村去。在他近30年的藝術研究生涯中，喬曉光将大量時間紮根于田野，去進行非物質文化遺産的考察與保護——關注鄉村、農民的藝術，記錄民間藝人的現實狀況。
喬曉光認為，民間日常的生産生活和民間文化對不同地區的影響，回到文化地理的層面上，就形成了蔚縣剪紙、楊柳青木版年畫等民間藝術，它們不僅構成了京津冀地區文化的一部分，還影響了山東、山西、内蒙古、東北等地區。
京津冀協同發展，需考慮非遺
“非遺項目從日常生活而來，而這些民間藝術的産生和發展都不是孤立的，京津冀三地之間的文化項目既和本地的生産生活息息相關，又和周圍地區相互勾連。”在喬曉光看來，在相當長的曆史時期内，北京商業交往範圍廣泛，資源腹地遼闊。盡管物資從江南經運河進入京城，但周邊地區對京城的貢獻也不可小視。
相鄰地區文化相近，但又各有特色。表現在日常生活中：河北蔚縣窗花赫赫有名，而天津是全國少有的有春節貼窗花習俗的城市；北京的曹氏風筝和天津“風筝魏”造型不同，各有所長；楊柳青木版年畫幾乎已經成了年畫的代名詞，而河北武強木版年畫、北京木版水印畫也都散發出強烈的地域氣息……民間藝術文化的傳播覆蓋了京津冀地區，三地之間相互依存、相互借鑒、相互補充。
地緣起源于地理概念，而又延伸出文明、藝術以及科學，從而共生共存。地緣性文明構成三地之間的聯系。推而廣之，道路、交通、河流、大洋，複雜的地理文明又溝通了世界。
喬曉光認為，考慮三地的協同發展，地緣性文明是第一位。地緣是理解京津冀的一個重要視角，民間生産生活構成了京津冀地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錯綜複雜關系。當理解了地緣文明生态的關系後，京津冀協同發展是符合曆史也符合未來的趨勢。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說，地域一體，文化一脈，協同一體是主流。
不過喬曉光心中也頗有些緊迫感，優秀的民間剪紙藝人一個個先後離去，小部分人的力量畢竟渺小。在迅速城鎮化的今天，剪紙這一農耕文明的産物，似乎正伴随着城市發展、鄉土社會的消失而遠去。“在趨向現代社會的發展過程中，地緣性文明資源的整合是未來的趨勢。21世紀，人類共同發展、重新認識、取得新的文化融合的時代來臨了。交通便利和傳媒發達讓人們身心更近一步，但文化心理準備還沒有完全做好，文化差異影響着人們之間的相互理解。”
因而，在喬曉光看來，保護和發展好京津冀文化，是讓世界人民更好認識中國的契機。京津冀協同發展，一定要考慮到鄉村以及非物質文化遺産的保護，不能在發展中丢失了這些文化物種。把京津冀地區鄉村非物質文化遺産資源，尤其是與生态、節日關聯的非遺物種保護、發展好，推動城鄉二元的互補互動，讓民間文化在日常生活中産生更大的影響，才能發展成為一個更有内涵和底蘊的京津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