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生命都有結束的一天，但我毫不畏懼，因為我的學生會将科學探索之路延續，而我們采集的種子也會在幾百年後的某一天生根發芽。到那時，不知會完成多少人的夢想。”鐘揚生前常說的這句話，也成為他戛然而止的53歲生命的一個注腳。植物學家、科普達人、援藏幹部、教育專家……在生命的高度和廣度上，鐘揚用有限的生命探索出了無限的可能。
注定成為老師
1979年，15歲的鐘揚從湖北黃岡中學考入中科大少年班。1984年從無線電專業畢業後，鐘揚進入中科院武漢植物所工作，開始從事植物學研究，天資聰穎的他很快成為當時國内植物學界的青年領軍人物，而成績背後，有他超乎常人的勤奮。
作為一個植物學門外漢，鐘揚拿着植物志和檢索表，一種一種植物認，還用業餘時間旁聽了武漢大學生物系的課程。短短幾年時間，他說的植物名全是拉丁語，比受過很多正規分類學教育的人還正規。在植物所工作的15年間，鐘揚不斷把數量分類學、生物信息學等國際最新的科研方法引入中國，對中國植物學的發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
在武漢植物所，鐘揚的實驗室曾是年輕人聚集地，無線電專業出身的他當時負責所裡唯一的計算機，常把國外最前沿的科研文章找來和大家分享。20世紀90年代初，鐘揚夫婦先後到美國做訪問學者，回國時連海關都難以相信，别人帶彩電冰箱，他們卻把攢下的生活費買了計算機設備捐給單位。
“像狗一樣靈敏的嗅覺，把握前沿；像兔子一樣迅速，立即行動；像豬一樣放松的心态，不怕失敗；像牛一樣的勤勞，堅持不懈。”這是鐘揚自己定義的“新四不像”精神。
2000年5月，鐘揚從武漢植物所副所長的職位離開，選擇到複旦大學任教。那年5月報到時，學校還沒有過渡房。鐘揚毫無怨言接受煤氣、熱水器都沒有的房子，洗着冷水澡住了半年。
對鐘揚的選擇，妻子張曉豔全力支持。“他一直有教師夢，常開玩笑說，自己在媽媽肚子裡就注定要成為老師，因為出生前一小時，他媽媽還在給學生上課。那晚回家他很激動，覺得自己這個夢想終于要實現了。”
鐘揚曾說：“培養學生就像我們采集種子，每一顆種子都很寶貴，你不能因為他外表看上去不好看就不要，說不定這種子以後能長得很好。”在複旦任教17年，鐘揚培養了80多位研究生，他把每個學生都當作一顆充滿希望的種子。“這麼多人，像他這樣認真的人，對每個學生都付出非常多精力。他任何一件事都非常負責任。”複旦大學原校長楊玉良在追思會上回憶感慨。援藏16年，鐘揚培養了六名博士、八名碩士，并幫助藏大建立了植物學研究“地方隊”，西藏大學也拿到了第一個生物學自然科學基金。和西藏的緣分
“世上多少玲珑的花兒，出沒于畫棟雕梁；唯有孤傲的藏波羅花，在高山礫石間綻放。”這是鐘揚很喜歡的一首藏族民諺。到複旦大學的第二年，鐘揚就開始主動到西藏采集種子。2009年，鐘揚正式成為中組部第六批援藏幹部。随後，又成為第七批、第八批援藏幹部。
最初來到西藏，科學家鐘揚隻是單純對青藏高原的生物多樣性産生興趣，“但在科研過程中，他發現西藏人才太缺少，這麼豐富的研究資源，沒有人研究。”鐘揚的生前好友、西藏大學研究生處原處長歐珠羅布說。
2009年，在被聘為西藏大學長江學者的聘任儀式上，鐘揚當着全場400多位師生，說了一句拍胸脯的話：“西藏大學的博士生學位點，如果拿不下來，我絕不離開西藏大學。”
事實證明，鐘揚言出必行。他想了很多辦法，切實提高了西藏大學的科研能力和多學科之間的聯動，在西藏大學生态學碩士學位點和博士學位點報批下來後，為優化招生，他還鼓勵自己在複旦大學的生源到藏大報考他的研究生。援藏16年，鐘揚培養了六名博士、八名碩士，并幫助藏大申請到第一個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建立了植物學研究“地方隊”。
在鐘揚眼裡，藏族學生所起的作用，是其他人達不到的。因為藏族學生，無論在哪裡學習、深造，大多數都将回到西藏。他們必将成為科學研究中靠得住、留得下、用得上的生力軍。
德吉是在鐘揚的感召下決心報考博士的，見到鐘老師時，她初為人母，在藏區女孩子裡已算是高學曆。鐘揚問她想不想繼續考博士，她當場就愣住了，在此之前，她從未動過這個念頭。鐘老師幾句點撥激發起德吉繼續學術深造的渴望，現在她已從複旦大學博士畢業，成為西藏大學理學院的副教授。因鐘老師對采樣工作的重視，她在科研之餘也自己去采樣，拉薩、林芝、昌都、山南、日喀則……
鐘揚也喜歡穿藏袍，戴上藏帽，臉在高原上曬得發黑發紅，身材高大的他很像一個真正的藏民。鐘揚很喜歡聽藏族學生講藏區的習俗典故，他甚至讓小兒子在上海的西藏班讀書，學習藏語。
對于自己的家庭，鐘揚常說他是愧疚的。早在孩子出生前，鐘揚就想好名字：一個叫“雲杉”，一個叫“雲實”，一個裸子植物，一個被子植物。他曾說過，如果用植物給孩子命名能夠蔚然成風，這将給分類學在社會上帶來大影響。為此，複旦學生當年還在學校論壇貼出告示：“鐘揚教授和張曉豔博士的遺傳學實驗取得巨大成功。結果為兩新種：鐘雲杉、鐘雲實。”
送給未來的禮物
在上海浦東臨港南彙東灘一片十多畝的濕地上，精心培植的紅樹苗長勢良好。潮起潮落間，它們的呼吸涵養着這片海域。這片紅樹，最早一批是十多年前種下的，最高的樹苗已有兩米多。
“這些小苗至少要50年後才能長大，長成紅樹林則需要上百年甚至更久。這是為50年後的上海準備的禮物，也是為我們的子孫準備的禮物。”兩年前的冬天，鐘揚曾在此欣然受訪，介紹他的“紅樹林之夢”。
紅樹林是陸地過渡到海洋的特殊森林，是陸地生态系統向海洋生态系統過渡的最後一道“生态屏障”，素有“海岸衛士”之稱。屹立東海之濱，上海卻很少被描述為“美麗的海濱城市”。鐘揚認為，沒有美麗的沙灘和茂密的樹林，缺少植被覆蓋，上海的海灘顯得“光秃秃”。由于上海緯度高，栽種紅樹實為科學難題。
20世紀90年代，鐘揚在中科院武漢植物所工作時，他就發現上海曆史上有過紅樹。“20萬年前的紅樹化石說明，紅樹也許能在上海紮根。既然沒人嘗試過，怎麼知道在上海種不活呢？創新就是捅破窗戶紙的勇氣，我願做第一個捅窗戶紙的人。”
自2005年起，鐘揚開始向上海科學技術委員會申報在上海種植紅樹林的課題，共申報三次，直到2007年終于獲批。随後，鐘揚帶領課題組從珠海等地購買植物實生苗1.2萬株，植于上海臨港新城，但第一批紅樹種下不久就遭遇“天災”——2008年年初，罕見的強降雪及冰凍災害席卷南方。鐘揚沒有放棄，他帶領課題組通過引種試驗、低溫馴化、抗寒性研究，及對比不同紅樹植物的抗寒力，對各種樹種進行耐寒篩選。
第二、第三年，奇迹發生了，不僅新種的紅樹全部存活，令人欣喜的是，有些葉子都掉光的貌似已死的紅樹竟“複活”了，雖隻剩下光秃秃的杆子，但根卻在吸收養分，繼續生長。
在上海種植紅樹林的另一大困難在于鹽度。鐘揚帶着團隊從海裡引水，使紅樹林的幼苗能吸收到适量鹽分。久而久之，小紅樹為了生長開始不斷适應周圍環境，最後終于“入鄉随俗”。“在種植紅樹之前，這塊地是幹的，鹽堿都往外泛。”鐘揚說，“有了紅樹，蝌蚪、田螺都出現了，生物明顯多了起來。”
鐘揚帶領團隊引種紅樹，希望美麗的紅樹林能成為上海未來新的生态名片。他更希望，以紅樹種植為契機，宣傳和提高公衆的環保意識和生态意識。16年裡，鐘揚帶着學生走遍藏北高原和藏南谷地，多次深入阿裡無人區和雅魯藏布江流域，收集了一千餘個物種，四千多個标本，四千多萬顆種子，占到西藏物種總數的五分之一。
科普達人
“生命誕生以來，從原核到真核，從單細胞到多細胞，從海洋到陸地，簡單與複雜并存，繁盛與滅絕交替，走向了一篇篇跌宕起伏的演化樂章，其間洋溢着生命誕生與繁盛的歡頌，伴随着物種滅絕與衰落的悲怆。”
這是鐘揚為2016年剛剛竣工的上海市自然博物館參與寫作的500多塊圖文展闆之一。忙碌的科研教學之餘，鐘揚以巨大的熱情投入大衆科普教育事業，先後參與上海科技館、上海自然博物館籌建，并承擔了科技館英文圖文翻譯和自博館近500塊中英文圖文的編寫工作。他還先後出版了《基因計算》等科普著作三部、《大流感》等科普譯著六部，錄制了“植物家族曆險記”“種子方舟”等科普教育節目。
從2001年起開始和上海科技館合作，鐘揚使用過很多身份，有時是評審專家、科學顧問，有時是科普活動主講人、标本捐贈人，有時甚至是供應商。他會時不時出現在科技館或者自然博物館的各個角落，每一次，都帶着特定的任務過來。
對中小學生來說，鐘揚可以稱作“科學隊長”了。他連續7年多次為全國中小學生義務進行形式多樣的科普，任學校科學顧問。他常常擠出時間辦公益科普講座，自己的實驗室也一直對中小學生開放。他給孩子們錄制科普音頻節目，就因自己的普通話不夠完美，一條十分鐘的音頻，他較真地前後錄了四五個小時。鐘揚說：“科學知識、科學精神和科學思維是要從小培養的，現在讓他們多一點興趣，說不定今後就多出幾個科學家。”
關于科普教育，鐘揚曾分享過自己的解讀。“第一，科普一定要姓‘科’，科學素養要高。第二，科普的載體屬于文學範疇，文學素養也要高。做人要直，但寫詩要‘曲’。天上管寫作的叫‘文曲星’，不叫‘文直星’。”
自博館建設期間，需要尋找一個能夠承擔全館圖文寫作的團隊，這個項目學科跨度大，文字要求高但回報少、時間緊、周期長，受邀者基本都婉拒了。找到鐘揚時，他二話不說就接下了這個“燙手山芋”。自博館圖文内容涵蓋天文、地質、生物、人文等學科，文字要求兼顧準确性、前沿性和可讀性，創作過程漫長而痛苦，一天通常隻能讨論十幾塊内容，整個博物館近500塊知識圖文，幾乎處處都有鐘揚的辛勤付出。鐘揚（中）在複旦大學的實驗室工作。新華社供圖
16年間，鐘揚行程超過50萬公裡，每年100多天在最偏遠、最荒涼、最艱苦的地方穿梭。采集也播撒種子
“世界屋脊”豐富的生物多樣性，對全世界的生物學家都充滿吸引力，但艱苦的條件和難以到達的地域特征也讓這塊寶地的科研長期處在一個相對滞後的狀态。
在西藏前後耕耘探索的16年中，鐘揚意識到，保存種質資源已經成為一項基礎性、戰略性的工作。西藏獨有的植物資源一直未獲足夠重視，物種數量被嚴重低估。為國家打造生态屏障，建立起青藏高原特有植物的“基因庫”，這不僅是應對當下科研工作的需要，也是這一代生物學家留給未來的一份禮物。16年裡，他帶着學生走遍藏北高原和藏南谷地，多次深入阿裡無人區和雅魯藏布江流域，收集了一千餘個物種，四千多個标本，四千多萬顆種子，占到西藏物種總數的五分之一。
然而，在西藏采集種子更多的是随時出現的高原反應和長時間的體力透支，而鐘揚卻邁着長期痛風的腿在青藏高原上刷新一個植物學家的極限。在高原多年，17種高原反應，鐘揚一個不落地全部出現過，但他從來不說，永遠是“我沒事”，然後把氧氣袋讓給比他更年輕的學生。
如今，這些種子靜靜地沉睡在一個又一個玻璃罐裡，等待着有一天，改變人類的命運。
“作為植物學家，我們經常在講，一個基因可以拯救一個國家，一粒種子可以造福萬千蒼生。”這是鐘揚一次演講的開篇，所謂“十年樹木，百年樹人”，他是這一理想的踐行者，收集植物種子，也播撒人才的種子。
今年，複旦大學生命科學學院開設的現代生物科學導論課的期末考試試卷上出現了這樣一道題：“請結合生物多樣性的知識，和你本人對鐘揚教授先進事迹的學習，談談鐘揚教授在青藏高原執着于此項事業的生物學意義。”
複旦大學生命科學學院教授楊亞軍和院裡所有的老師一緻決定在今年這門課的最後一節上播放鐘揚的微電影《播種未來》，并在學期末的考試中加上這道題。他知道，這些學生本身，也是鐘揚執着的事業之一。
鐘揚去世後，他的學生們才深刻意識到，原來自己也是老師采集并留存下來的種子。紮西次仁說，他把完成老師遺願作為自己退休前必須完成的計劃：“我們和鐘老師有一個關于全球氣候變化與西藏生物多樣性保護的科研計劃，為了這個目标，我要一直幹到退休，把西藏的種子庫完善。青藏高原整個高原面上的植物，我想把它弄全了。”已是西藏大學理學院教授的拉瓊承擔起了興建生物學實驗室、繼續教學與科研的重擔，他的師妹、鐘揚老師的另一位博士生德吉老師也加入了這個隊伍。鐘揚曾說：“100年以後，我肯定不在這個世界上了，但是我們的種子還在，它會告訴我們後代今天有關生命的故事。”
(本報道未署名圖片由複旦大學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