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7月29日，唐山大地震第二天，沈陽軍區202醫院的護士王甯夫随着部隊的醫療組到了震區。他們從沈陽坐着卡車去的，在離唐山10多公裡的地方，路塌了，所有人就背着醫療箱踉跄着走。
王甯夫被指派的救援點，是唐山火車站。那一年，他22歲，本來是不知憂愁的年紀，但在火車站前的廣場，極目四望，卻倍感倉惶。廣場前原本有一棟四層樓的旅社，塌作一團，像一座土碑。領導吩咐他，你去土堆找一找，看看還有沒有活人。
王甯夫爬上土堆，看見到處都是人—隻露出一個頭埋在廢墟裡，頭皮卻掉了—樓倒的時候，他們都被刮了頭。王甯夫睜着眼，跑到這一個頭旁邊，又跑到那一個頭旁邊，往往複複，往往複複，但沒有一個活着了。
地震之後，大概50多個因地震而截癱的病人被送往王甯夫所在的醫院，他也被分往截癱病房幫忙。一位姓賀的姑娘，大學畢業剛三天，遇着地震，胸椎以下癱瘓。她央求護士王甯夫幫她給男朋友打個電話。
電話接通，男朋友問，“癱了嗎？”“我說癱了。”“能不能治好？”“我說能。”
男朋友來了醫院，王甯夫告訴他實話，治不好了。他抱着賀姑娘哭了一場，離開後就再也沒有回來。
“她很漂亮的，人又高。”回憶到這裡，已經是杭州市第一醫院心髒中心主任的老專家王甯夫，扶了扶眼鏡框，面露傷感。“這些以後我都要寫進小說。”他下着決心，聽起來不像一位醫生，倒像是一位作家。
這并非說說而已，4年時間，醫生王甯夫寫了4本小說，一本犯罪故事，一本懸疑小說，一本醫學破案，甚至還有一本喜劇故事。
一開始頗有些玩票性質，那是4年前，那些二十來歲的年輕學生，向他宣稱看到的小說有多可怕，多重口。老專家王甯夫想，這有什麼呢，我也能寫，還能寫得更可怕，更重口。于是，他開始創作自己的第一本小說。
王甯夫圓臉，面白無須，戴着方框眼鏡，一副斯文派頭。沒想到下筆卻膽肥，第一本書叫《太平間裡的惡魔》，被稱為國内第一部重口味醫學懸疑小說。主人公是一個戀屍癖，而發生地點則是醫院的太平間。小說的主人公戀屍、吃人，擁有汁橫四溢的力比多，瘋狂又陰狠，一切都是王甯夫的反面。寫出來，卻吓到了認識他的人。醫院裡的護士小姑娘不願和他坐同一架電梯，王甯夫的妻子也要他老實交代，那個主人公是不是你自己？“你是懷疑我嗎？”“我就是懷疑你。”這沒讓他困擾，倒是有些心喜。
故事的主人公，原型是王甯夫同宿舍的室友，那還是“文革”時期，他們同在一家部隊醫院工作，後者正是太平間的管理員。王甯夫還記得最後抓捕他的過程，他們六七個人，趁他睡着時，用繩子一圈圈繞在他身上，然後同時用力一捆，對方就動彈不得—這是王甯夫平凡人生中最不平凡的經曆之一。
這本小說名為《太平間裡的惡魔》，出版後，“一個月内印刷六次，基本到了入庫就發光。”小說的責編、東方出版社的王曉楓說。她稱王甯夫是“國内醫學懸疑小說第一人”。
在他的辦公室，牆上挂着“醫德高尚，妙手回春”的錦旗，桌上擺着聽診器和血壓計，書櫃裡是他撰寫的大部頭醫學專著，唯一異樣的，是辦公室裡到處堆着紙箱，那是小說出版後，出版社送來的樣書。他的專家門診，挂号費108塊，有讀者專門排隊挂個号，見面了才說自己也沒啥病，就是想來見見他。
如果不是決定寫小說，醫生王甯夫隻會得到一個“勤奮”、“筆頭順”的評價，他是發論文的一把好手。但到了接近“耳順”的年紀，他卻不再滿足于隻是像專家一樣研究“心髒内科學”，而是要從心髒入人心，寫寫人心的千奇百怪，像一個頭一次握筆的少年人那樣，興緻勃勃，無所顧忌，“想怎麼寫就怎麼寫”。
許多故事都是以他過往的從醫經曆為原型，加工再創造—在《安東醫生診室：蹊跷的死亡》一書中，他給主人公取名安東醫生，而他自己的筆名是“安東甯夫”，安東是遼甯丹東的舊稱，那是他的老家。
大概醫生是最适合寫故事的職業，生死之間的事，就沒有平凡的。
他寫自己搶救病人：病人突然心髒驟停，牙關緊閉，舌後墜，堵住了咽喉。眼看就要窒息死亡，他用手使勁掰他的牙齒，“咔吧”一聲，兩邊上牙各斷一顆，尖利的牙齒幾乎刺破戴着手套的手指，顧不上疼，他急忙扯出病人的紅舌頭。
他寫那些自己無能為力的事：因為付不起高昂的治療費，病人逃離了醫院；也有受不住疾病之苦，病人從醫院的樓上跳了下去。
他也寫那些不可思議的事：被搶救的病人醒來後說，自己當時漂浮在天花闆上，看着他的一舉一動，讓他開始懷疑靈魂的有無。
“基本上他寫的誰，原型我們一眼就能看出來。”他的同事說。
他還寫發生在自己身上的事：30年前，他剛從軍醫大學畢業，分配到部隊醫院當住院醫生。一位耳鼻喉科的醫生會看相，他年少好奇，跟着學。學成之後，卻禍從口出。一位來找他看相的婦人說，想讓他看看自己老公的前途，王甯夫随口說了一句“和你差不多，平平常常”。卻沒想到，婦人是醫院政委的兒媳婦，政委知道後大怒，“馬上讓他轉業。”他四處申訴無果，軍旅生涯就這麼結束了。
王甯夫一直有些“腦洞大開”，不那麼“循規蹈矩”。例如，人家西醫大半對中醫有些意見，他反而在小說裡面披露治療灰指甲的“老偏方”，那是他自己收集的，治好了自己，也拿出來和讀者分享，“不吃藥，不打針，沒有副作用”，聽口氣就像個江湖郎中。
但他當然不是庸醫，他是遼甯省第一個心内科博士，從年輕醫生一路到專家、資深專家、科室主任。作為人才引進來到杭州，又是醫院學科帶頭人，還是杭州市市委書記的保健醫生。
“應該說在醫學這方面，也算功成名就了吧。”王甯夫擅長的是心髒搭橋手術，手術過程中要一直用X光照相，需要穿戴三十多斤重的鉛衣，然後将一個一米多長的導管從病人手腕處順着血管伸到心髒附近，搭橋、安支架、疏通堵塞的血管。這需要超乎常人的專注和冷靜，以及極為理性的心理建設。
“寫小說，對我自己也是一種減壓的方式。”王甯夫說，心内科常常接收的是危重病人，醫生經常出急診，實施搶救，成功了還好說，失敗了時常面臨醫療糾紛。而且，從2001年來到杭州，他就是科室主任，要掙出整個科室30多個醫生護士的工資、獎金，還要上交醫院規定的設備折舊費、房屋維修費、設備購置款、維修基金……所有人都指望着他，忙起來也是焦頭爛額。
王甯夫的四本小說均由東方出版社出版。他一直連軸轉，每周的時間排得滿滿的：周一上午查房下午手術，周二手術，周三專家門診，周四研讨會，周五給學生上課，周末還要去各地開會……按道理王甯夫沒有什麼成為作家的時間，但他見縫插針：一群老專家從省城去縣城出診，坐在車裡，要麼閉目，要麼談天，他抱着筆記本電腦寫小說，一個小時到縣城醫院，下車時候寫了1800個字；他是博士生導師，學生在手術室操刀做手術，他隔着大玻璃在監控室坐鎮，一邊盯着手術進展，一邊，還是寫小說；自從開始寫小說，出差也不愛坐飛機了，他偏愛火車，理由是，比如從北京到杭州一個來回，他可以在車上寫兩萬字。
王甯夫挺享受這樣的狀态—既是醫生，又是自如的作者。
有時候，小說是現實的補償。在王甯夫的小說中，就有一起醫療糾紛，患者突然死亡，患者家屬要求醫院賠償，作為主治醫生的安東醫生，強烈要求屍檢，判定責任。小說中，最後屍檢顯示，是患者家屬毒死了患者，騙取賠償，一切水落石出。而現實中，這起當年的醫療糾紛，在患者家屬的強烈反對中，屍檢要求不了了之，醫院賠錢了事。
有時候，現實又沒法寫進小說。在王甯夫的小說中，主人公安東醫生是他心目中完美的醫生形象，往往在最危急的時刻，拯救患者于垂危。但現實中，王甯夫也會無能為力。他是醫院的醫療鑒定組組長，碰到過一起責任事故，“有一個醫生值班，婦産科有個病人要會診，心髒病發病了，打一次電話，他去了，去了以後看，問題不大又好了，就回來了。回來以後，第二次又打電話，說病人重了，這次挺重了，你再來看看，‘我剛看過，沒事的，你們再觀察觀察，再處理吧。’再打第三次電話，病人心髒停了，而且很重了，就說，您趕緊來，這病人重了，他說我都看過了，病人沒事。結果撂下電話10分鐘以後，病人心髒停了。停了以後，等到他去了以後，搶救不過來。”王甯夫氣憤地說，“這就不配當醫生。”
他一輩子都和醫院打交道，小時候，父親是家鄉醫院的院長，長大了自己也從醫，又當了一輩子醫生，已過“耳順”之年，王甯夫常常回想往事，他經常提起的，是小時候被父親懲罰的經曆。父親是醫院院長，懲戒家屬樓裡調皮搗蛋小孩的方法，就是把他們關進太平間，“太平間裡一個木床，上面鋪的草墊，草墊上呢，就躺着屍體，有時候，太平間堆了很多屍體，地上都有。”這種很難不給人帶來童年陰影的懲罰，童年的王甯夫沒少經曆，一開始是哭，是怕，後來就大條得很了，他在太平間裡藏了玩具，自己玩。
半個世紀後，這樣的經曆就像一個隐喻，生死之間的歲月，他可以過得從容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