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的最後一周，我在北京一個屋頂漏雨的小劇場裡突然遇到了4個月前的采訪對象。那天上演的是一部根據MH370家屬這兩年的經曆改編的話劇，《人物》4月刊《馬航黑洞》曾經寫過他們的故事，話劇導演看到那篇報道後，通過朋友找到我，希望了解更多信息。其實那次采訪結束後，除了寄雜志、在家屬的微信群裡看他們發言之外，我跟他們沒再聯系過。
幾位家屬受邀來觀看這部話劇。4個月過去，他們還像采訪時那樣，每天在微信群裡讨論飛機去哪了、見媒體、去大使館和馬航辦事處抗議……對于他們來說，生活幾乎沒有什麼改變。話劇散場後，我們隻是淡淡地打了個招呼，而在采訪的時候，他們曾經跟我分享過最隐秘的情感和傷痛。
當記者這麼久，有的時候我會困惑，采訪結束後，記者應該與采訪對象保持怎樣的關系。最近在看的《哈佛非虛構寫作課》這本書裡有一句話寫道：“在新聞學院裡，說到記者和他的消息來源，沒人會用‘關系（relationship）’這個詞（在英文裡relationship有時候接近戀愛的意思），可這卻就是它之所是。”有時的确如此，記者的采訪過程往往被比喻為剝洋蔥，總希望能夠更快地到達洋蔥的中心部分，這需要在短時間内和采訪對象建立信任，形成一種加過速的親密關系。
比如，我們在采訪的時候會和采訪對象睡在同一張床上，聽她講她的故事，有時會跟她共處一天，陪她做家務、外出，有時是面對面7小時的長談……可能在某一些時刻，她跟你表達的内容，都沒有跟身邊的家人流露過。但另一方面，這又是一種短暫的、臨時的關系。我知道很多同行可以在工作完成之後和采訪對象保持不錯的關系，有的成為朋友，有的成為資源，但我更習慣于跟他們保持一定的距離，有的時候是為了所謂的專業，有的時候是不再想在工作之外繼續承受他人故事帶來的那種壓力。
幾年以前，我曾經采訪過一個攜帶HIV病毒的小男孩，他的父母因為艾滋病已經去世。他很孤獨，因為攜帶病毒，村裡的同齡人都遠離他，甚至拒絕跟他坐在一個教室裡。我去采訪的時候，他把我當作朋友，帶我去看别人釣魚，看下午兩點經過的火車，看别人跳廣場舞，這是他自己一個人時每天都會做的事情。采訪結束那天，我們在一個十字路口告别，他邊過馬路邊回頭沖我揮手說：“阿姨再見！”—大多數時候，這就是我們和采訪對象的關系，迅速地建立信任，出現在他的生活裡，然後突然地離開。
報道發表後，我沒有聯系過那個小男孩，那時還沒有微信，他也沒有手機和電腦，而且我也不想或者說不敢去打聽他的情況，因為怕聽到壞消息。沒想到幾年之後，我突然接到他打來的電話，問我還記不記得他，他的聲音變粗了很多，聽上去已經是個小夥子了。接到他的電話我非常興奮。
去年，我寫了企業家牟其中的前妻妹夏宗偉的故事。報道發表前，我和夏宗偉在一些語句的表述以及删節等問題上發生了一些争論，氣氛一度比較尴尬。稿子發表之後，我們也沒再聯系。最近，我突然收到她發來的微信消息，說牟其中的案子有了最新進展，“謝謝你曾經的辛苦。”她說。
被采訪對象惦記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特别是這種惦記沒有任何目的性在其中，他并不是因為有什麼事需要你幫忙報道，隻是單純的惦記。這是做記者最開心的時候。我的很多同事都收到過采訪對象的短信，其中很多都是特别普通的人，他們在逢年過節的時候發來祝福，寄來剪紙，有的甚至像父母一樣叮囑你添飯加衣。
想到這些，有的時候感到慚愧。對于那些信任我們，願意讓自己的故事供别人閱讀的采訪對象相比，他們給予我們的，遠遠超過我們給他們的東西。大多數時候，他們其實比我們更勇敢，更真誠。而我們的惦記，或許就是真誠地對待他們的勇敢，用心寫好他們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