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的一天，河南省安陽市武官村村民吳希增來到叔伯弟弟吳培文的地裡探寶，當他把探杆插到地下十來米深的時候，觸到了一個硬物。他連忙把探杆取上來，結果發現堅硬的探杆已經卷了，探頭也掉了，上面還帶着一些綠色的銅鏽。吳希增意識到：下面肯定有寶物。按照當時的規定，村民個人探寶不分地界，但如果真的探出寶來，寶物所在地的主人要分得寶物售款的一半。于是，他趕緊回去把這件事告訴吳培文。
經二人商定，當天晚上他們就找來了一些身強力壯的年輕人開始挖掘寶物。在吳希增做标記的地方，他們一直挖下去十多米才看到了坑裡躺着一個青銅爐樣的東西.。但是，由于器物形體巨大，不易移動，再加上天已經快亮了，為了保密，他們又把坑埋上，并在上面做了一些掩飾，準備到第二天晚上繼續挖。
第二天，吳家兄弟又找來一些幫手，想把寶物從土坑裡弄出來。吳希增指揮大家在洞口上搭了一個架子，用兩條非常粗的麻繩拴住寶物的雙耳和柱足，一部分人在上面用力拉，其餘的人在下面用杠杆撬起寶物的一頭并在底部填上土，然後撬另一頭，再用土填起來。他們想用這種辦法把寶物一點一點地擡出土坑。但是，提到六七米的時候，沉重的寶物竟然把5厘米粗的繩子都墜斷了。他們隻得停止，又把洞口堵上。到了第三天夜裡，他們換了兩根更粗的大繩，還是用同應毛主席“備戰備荒”的号召，全國各地都在挖防空洞。這年秋初，遵照上級安排，甘肅省武威縣新鮮公社新鮮大隊第13小組也開始在雷台東南角下挖防空洞。當地道挖到十米多深的時候，奇怪的事情發生了。社員們在地道的側壁發現了一道青磚砌成的牆壁，有人拿鎬頭輕輕一敲，裡面竟然是空的。隊長舉起鎬頭在牆壁上砸了一個洞，裡面黑糊糊的，一股刺鼻的味道撲面而來。借着手電筒的光亮，人們發現裡面是一間墓室，地上還排列着整齊的銅人和銅車馬，旁邊還有座棺床，棺床上有兩具屍體骨架，屍骨的腳下還堆放着一些陶器。在昏暗的光照下，人們把這些銅車馬當成了金人、金馬，紛紛撿拾。
隊長怕事情會鬧大，就帶領着隊員離開了，還用磚塊封住洞口。臨走前，他告誡社員誰也不能把這件事告訴别人。當天下午，社員們又被召集在一起，他們把墓室裡的文物裝了兩大袋子，放在村委會的庫房，還做了登記。第二天，13小組的幹部在一起開會商量如何處理這些文物，大部分人都主張把東西賣掉買牲口，事情就這樣決定下來。作為掩飾，13小組的隊長又在距離洞口20米的地方重新開挖了地道，這一次他又挖到了墓室，墓室的地上放着厚厚一堆銅錢，還有一些銅器、鐵器、陶器等。
消息再也瞞不住了，雷台下挖出“金人”、“金馬”的事很快讓武威縣金羊區保衛幹事張有知道了。後來，張有又把這件事告訴了武威縣文物專幹黨壽山，并和他一起來到新鮮大隊13小組了解情況。但是，13小組的幹部們卻拒不承認挖到文物的事。張有和黨壽山隻好親自到墓室查看，看着一片狼藉的墓室現場，他們判斷，肯定有大量文物出土并被轉移了。兩人又找到公社和大隊幹部給13小組的幹部做工作，反複給他們講解這些文物的重要性，終于找到了文物的下落，并由兩名社員把文物送到了武威文廟文昌宮保管起來。為此，甘肅省有關部門還贈送了給13小組社員每戶一本《毛主席語錄》和一枚毛澤東像章。
同年11月，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專家前往武威清理墓葬。該墓葬的主人是一位姓張的諸侯，墓室則是墓主人及其夫人合葬的地方。墓室總長19.34米，前室向東由甬道和墓道組成。甬道右側有一口水井，為非常少見的“人”字形砌磚方式。該墓葬中共出土了230多件文物，其中就包括“銅奔馬”。但是，在“文革”的滾滾浪潮中，這批文物被放到甘肅省博物館後，就再也沒有引起人們的注意，而真正把“銅奔馬”的價值發掘出來的伯樂是郭沫若先生。
時間過去了兩年多，1971年9月中旬，郭沫若陪同外國客人到蘭州訪問。期間，郭沫若來到甘肅省博物館參觀，他對博物館中一件足踏飛燕的銅馬很感興趣，并給予很高評價。郭沫若回京後，銅馬就被調到了北京。此後，銅馬的價值才得到了社會各界的充分關注。
“揚鞭隻共鳥争飛”
這件銅馬身高34.5厘米，身長45厘米，寬13厘米。雕塑定格在駿馬四蹄飛奔之時，馬首昂嘶，頭微微向左側，軀幹壯實，四肢修長有力，腿蹄輕捷，三足騰空、一足踏飛燕着地，而飛燕正吃驚地回頭觀望。整件雕塑顯示了駿馬強健的身軀，但是它的一隻後蹄卻将全身的力量都放在了一隻小小的飛燕身上，又讓人不得不贊歎其動作之輕盈，奔跑之疾速。馬的額鬃、尾巴都迎風飄揚，充滿了“天馬行空”般的飄逸和風采。最令人折服的是銅馬絕妙的創作構思，制作者大膽地運用誇張手法，讓馬的右後蹄踏上一隻淩空飛翔的燕子，以燕的飛翔速度來襯托馬的奔跑速度。雖然奔馬的姿勢是凝固的，但是它卻給人無限的動感和生命氣息。
銅奔馬體現了漢代藝術家的高超智慧、豐富想象、浪漫主義精神和非凡藝術技巧，是我國古代雕塑藝術的稀世之寶。但是，這件銅馬出土時已是殘缺不全：馬頭及尾巴的幾绺鬃毛掉了下來，馬的頸部有1厘米平面大小的洞孔數個，三個馬蹄心也空着。後來，故宮博物院的著名青銅器修複專家趙振茂先生對銅馬進行了精心的修補工作。
修複後的銅奔馬不僅将馬的奔馳與燕的飛翔動态表現得淋漓盡緻，更巧妙地烘托出馬蹄之輕快，馬鬃馬尾之飄揚，增添了銅奔馬淩空飛馳的靈氣。這件精巧的藝術品在參加全國出土文物展出時，受到了各界人士的廣泛贊賞。
虢季子白盤三代齊心。慧命永存
相傳，虢季子白盤是在道光年間出土，但其具體出土時間和出土過程都已經不清楚，故事隻能從道光年間的眉縣縣令徐燮講起。徐燮本是常州人，在經過陝西省的一個村莊時，他偶然發現一戶農家用來盛水的水槽非常特别，竟是一個大銅盤，徐燮就花錢買了下來，在卸任時還令随從把銅盤運回了常州老家保存。後來，太平天國運動掀起，銅盤落入了鎮守常州的護王陳坤書手中。同治三年四月，淮軍将領劉銘傳部攻入常州，駐紮在護王陳坤書府内。這時候的銅盤，已經被人當作馬槽用了。
一天夜裡，萬籁俱寂，劉銘傳正在燈下讀書，卻聽到外面傳來極有穿透力的金屬叩擊之聲。出于軍人的敏銳和責任感，劉銘傳當下就提燈尋找聲音的來源。當轉到屋後的馬廄時，他發現原來是馬籠頭上的銅環與馬槽碰撞發出的聲響，但這聲響清脆悅耳，非同一般，且馬槽碩大，槽壁厚實，在燭光中更顯深幽。劉銘傳認為此馬槽絕非尋常之物，第二天，遂命馬夫刷洗幹淨，隻見馬槽外壁滿布紋飾，四邊各有兩個獸首銜環；重要的是，其内底還刻有長篇銘文，字體優美工整，确為寶物。劉銘傳随即派人專程将其運回合肥老家，并在老宅中為虢季子白盤特建一亭取名“盤亭”，專門珍藏此寶。
後來，劉府藏有寶盤的消息傳了出去，很多達官顯貴想要一飽眼福，但都被劉銘傳拒絕了，這些人裡面還包括光緒皇帝的老師翁同稣。開始，翁同稣欲出重金購買此盤，被劉銘傳婉言謝絕。後來翁同稣甚至想把女兒嫁到劉家，企圖借聯姻獲寶，還是沒有成功。翁同稣因此懷恨在心，故意在皇帝面前說劉家府第竟然和宮廷雷同，有欺上之嫌，導緻劉銘傳被光緒撤職罷官，後去世。到清末民初之際，時局動蕩，地方官獨霸專權，橫征暴斂，虢季
子白盤也經曆了十分坎坷的命運。1933年至1936年，劉鎮華任國民黨安徽省主席。他早就聽說過劉府的虢盤，但苦于沒有機會見到。主持安徽政務期間，他先後多次派人到劉府搜劫，因劉家已有防備，均未得逞。
抗日戰争時期，合肥淪陷，日寇強搶豪奪，無惡不作。劉家後人隻得将虢盤重新人土，深埋丈餘，其上鋪草植樹。而後舉家外遷，有的上了抗日前線，有的遠走他鄉。日寇在劉家掘地搜索三天，一無所獲，最後縱火燒毀30多間民房而去。抗戰勝利以後，國民黨安徽省主席李品仙和肥西縣長隆武功又以高官、厚祿、重金進行诓騙，企圖得到虢盤，但遭到劉銘傳第四代孫劉肅曾的拒絕。李品仙惱羞成怒，遂命人将劉家掘地三尺，又派一營兵力駐紮劉家，劉家後人不堪其擾，隻得再一次背井離鄉。
直到新中國成立後，劉肅曾全家才把埋藏了14年的虢盤挖出來，獻給了國家。當時的皖北行署為劉肅曾舉行了隆重的慶功宴，獎勵大米五千斤。政務院副總理郭沫若也發來賀電：“國寶歸國，誠堪榮幸!”1950年1月，虢盤在合肥古教管台公展一月，轟動全城。1950年2月，劉肅曾在皖北行署人員的陪同下護盤進京，受到國家副主席董必武的親切接見，文化部還頒發了褒獎狀。3月3日，在北海團城承光殿舉辦了虢盤特展，郭沫若、沈雁冰、馬叙倫、鄭振铎、陳叔通、範文瀾等國家和有關部門領導人前往參觀，都對國寶之精美贊歎不已。在當晚的宴會上，郭沫若先生揮筆贈詩與劉肅曾。
至此，虢季子白盤已與劉家結緣86載，傳四代人，最終結束了它颠沛流離的命運，回到了人民的懷抱，被珍藏在中國曆史博物館。
關于虢季子白盤
盤是我國古代的一種盥洗用具，作用與現代的臉盆相近。西周至戰國時期流行盤與匝配合使用。《禮記??内則》中記載：“進盥，少者奉盤，長者奉水，請沃盥，盥卒授巾。”意思是說，貴族在行禮儀時，往往用匝澆水洗手，用盤承之。銅盤最早見于商代。現存最大的銅盤即為虢季子白盤，該盤鑄于周宣王時期，是西周三大青銅器之一。虢盤形制碩大奇特，像一個長方形的大浴缸，其邊長為130.2厘米，寬82.7厘米，高41.3厘米，重達215.5公斤，堪稱西周青銅器的魁首。該盤為矢形足，口大底小，略呈放射形，避免了器物的粗笨感；盤的口沿飾一圈竊曲紋，下為波帶紋，四壁還各有兩隻銜環獸首耳。
最體現虢盤價值的是其内底的八行銘文，共111字。
銘文大意為：周宣王十二年(公元前816年)正月，西虢國君季子白奉周天子之命出征，大獲全勝，宣王在鎬京祖廟宣榭宮中為其設宴慶功，并賜給季子白寶馬良弓，彤飾錦旗，還委以代天征讨的重任。季子白因而特作此盤傳流後世，永志紀念。銘文中所記史實可以與《詩經》相印證，從中能夠看出當時西虢君主作為周室卿士，輔弼王室，屏藩邊防的強盛狀況，有重要的史料價值。而且，銘文字體端莊，圓轉周到，可看做先秦書法的代表作。
曾侯乙編鐘出土秘聞出土一波三折
1977年9月，湖北随縣的一支駐軍準備擴建營房，施工地點就選在了東團坡山岡上。可是，就在他們鏟坡平地的時候，突然發現了一片與地面顔色不同的“褐土”。部隊所在文管所副所長解德敏意識到：出現如此大面積的異常土層，可能地下有古墓。他把情況彙報給了随縣縣委，但未引起重視，施工繼續進行。第二年2月，褐土層中挖出了2米多長、1米寬的長方形大石闆，解所長又一次向随縣縣委做了彙報。縣裡派文化館副館長王世振來到現場，王世振初步判定下面是座古墓，遂向襄陽地區文化館報告。3月份，接到報告的湖北省博物館考古隊隊長譚維四率隊赴随縣實地勘測。
勘探結果發現：這片“褐土”是個面積達220平方米的超大古墓，比馬王堆漢墓還要大6倍。勘探結束緊接着就開始發掘，考古隊首先清理現場，然後決定起吊墓葬椁蓋闆。可是，墓葬中的47塊椁蓋闆均由60厘米見方的梓木做成，最長的達10.6米，重約4噸。這給起吊工作造成了很大難度。最後，動用了黃河10噸大吊車才得以成功。椁蓋闆揭開後，人們發現：地宮中所有的文物都浸泡在了3米深的渾水裡，水面上浮着一些亂七八糟的棺木。工作人員隻得往外抽水，随着水面的下降，三段橫梁和一根木柱慢慢出現。順着橫梁往下摸，讓人們驚喜的事情出現了，水下有一排編鐘!令人遺憾的是那根木柱，它是古樂器“建鼓”的支架。木柱貫穿鼓身垂直于地面，當被發現時，它已在水中浸泡了兩千多年，随着積水逐漸被抽去，鼓身脫離了水的浮力，受腐蝕的木柱再也無法支撐鼓身的重量折斷倒地。這是此次考古過程中的一大損失。
墓中的積水還引發了考古人員的争論。因為，在勘探之初，曾在墓中室上方的椁蓋闆上發現一個80厘米見方的盜洞。根據現場遺留的一些盜墓工具分析，盜墓時間大概在戰國晚期至秦漢。那麼，墓室積水是否因盜洞造成的?墓中的文物又是否完整呢?這個争論持續了20多年，直到2003年，根據有關專家對墓區地下水情況的研究表明，曾侯乙墓在埋藏後不久地下水就已經滲入，而且千百年來始終保持在古墓室高度三分之二的水平位置，盜洞則發生在墓室内積水形成之後，由此可以推斷盜墓賊當年無法進入墓室，墓葬中的文物應該是完整的。
到1978年5月，墓室積水終于被抽幹，曾侯乙編鐘完全從水中露了出來。文化部文藝研究院音樂研究所音樂家黃翔鵬、王汀等人立即對出土的全套編鐘逐個進行測音。檢測結果顯示：曾侯乙編鐘音域跨越了5個八度，比現代鋼琴少一個八度，中心音域12個半音齊全。為體現曾侯乙編鐘的價值，1978年建軍節，曆史上唯一一場曾侯乙編鐘原件演奏音樂會在駐随炮師某部禮堂舉行。沉寂了2400多年的曾侯乙編鐘重新奏響了它那雄渾而又浪漫的千古絕響。音樂會在《東方紅》的樂聲中開始，然後是古曲《楚殇》、外國名曲《一路平安》、民歌《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陽》，最後，音樂會在《國際歌》中落下帷幕。這場音樂會共進行了兩個小時，當演出結束時，人們一時無法從那種震撼中回過神來，現場在數秒寂靜之後，才響起雷鳴般的掌聲，許多人早已熱淚盈眶。
這次音樂會過後，在國家文物局主持下，曾侯乙編鐘複制工作展開。1984年7月，全套曾侯乙編鐘複制成功。1997年香港回歸之日，曾侯乙編鐘的雄壯樂聲飄蕩在維多利亞海灣的上空，奏響了中華民族的世紀強音。如今，曾侯乙編鐘原件、尊盤及同時出土的大量珍貴文物都被保存在湖北省博物館内。
大盂鼎潘家世代護寶
大盂鼎鑄成于西周康王時期，相傳于清朝道光年間出土。出土後，首先被當地士紳宋金鑒收藏，不久轉手，為岐山縣令周庚盛所有。此後又被輾轉賣至北京琉璃廠。公元1850年(道光三十年)，宋金鑒考中翰林，遂用三千兩銀子将大盂鼎購回收藏在家中。十幾年後，宋家家道中落，宋氏後人允壽将大盂鼎以七百兩白銀的價格轉讓給了陝甘總督左宗棠的僚屬袁保恒。
而袁保恒知道左宗棠素來酷愛文物古玩，便将大盂鼎獻給了左宗棠以表忠心，左宗棠自是非常珍視。左宗棠曾為湖南巡撫駱秉章的幕僚，負責湘省全部軍務，但他自視極高，恃才傲物，得罪了不少人。公元1859年，左宗棠被人陷害，遭朝廷議罪，幸虧時任侍讀學士的潘祖蔭
上奏鹹豐帝力保，加上多方打點，上下疏通，才終于豁免。巧的是，潘祖蔭是當時著名的金石收藏大家，為謝恩，左宗棠又将大盂鼎送給了潘祖蔭，珍藏于潘家。這樣的寶物肯定有很多人觊觎，但潘氏位高權重，大鼎一直比較安全。潘祖蔭去世後，其弟潘祖年将大盂鼎連同其他珍玩一起，由水路運回了蘇州老家，看做傳家之寶，從不輕易示人。
光緒末年，端方任兩江總督，此人也是著名的金石大家，久聞大盂鼎之名，挖空心思想據為己有，但都被潘祖年拒絕了。民國初年時，又有美籍人士專找潘家商談要求出讓大鼎，出價達數百兩黃金，同樣被回絕了。20世紀30年代中葉，國民黨在蘇州建了一幢大樓，想在大樓落成後辦一台展覽會，邀潘家以大鼎參展，并借此無限期占有寶物，同樣被潘氏婉拒。
抗日戰争爆發後，蘇州淪陷。此時，潘祖年已作古，其侄孫承厚、景鄭等為避戰亂，将大鼎及全部珍玩入土保全。地點選在了二進院落的堂屋，此處久無人居，積塵很厚，絲毫不引人注目。潘家人用了兩天兩夜的時間，将全部寶物藏入地下，又将室内恢複成原樣。為保密起見，整個過程除潘家人以外，隻有兩個傭工和一個看門人參與其中，所有參與者都被反複叮囑要嚴守秘密。不久以後，潘氏全家就遷到了上海。日軍曾反複搜查潘宅，終無所獲，隻好作罷。期間，潘家的看門人曾盜掘若幹小件珍藏，賣給了洪姓古董商人。而大鼎因為過于沉重，不便搬動而逃過一劫。
新中國成立以後，潘家經商議，由潘祖蔭的孫媳潘達于執筆，于1951年7月6日寫信給華東文化部，希望将大盂鼎和大克鼎捐獻給國家，并希望将兩件大鼎放在上海博物館展出。7月26日，文管會派專員在潘家後人的陪同下赴蘇州，大鼎終于重見天日。為表彰潘達于的獻寶壯舉，華東文化部于10月9日舉行了隆重的頒獎儀式。1952年上海博物館開館後，展出了大盂鼎。1959年，北京中國曆史博物館開館，包括大盂鼎在内的125件珍品入藏中國曆史博物館。
大盂鼎鑒賞
大盂鼎，又稱廿三祀盂鼎、盂鼎。通高102.1厘米，口徑78.4厘米，腹深49厘米，重153.5公斤。立耳；深垂腹，腹上部飾曲折角獸面紋；頸及足上部飾外卷角獸面紋、出脊，足下部略呈蹄形，造型雄渾，工藝精湛，為西周康王時期貴族盂所做的祭器。
大盂鼎内鑄有銘文19行，共291字，這也是大盂鼎最為珍貴的部分。銘文記述了周康王命盂管理兵戎，并賜給香酒、命服、車馬及1700餘名奴隸之事，真實地反映了當時的社會狀況，是研究西周奴隸制度的重要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