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漢的班超，為人有大志。兄長被召入京，他和母親随往，然而家中貧寒，班超于是為官家抄書，供養家用。這份工作自然辛苦，這天抄得手酸，班超丢開筆，歎息道：“大丈夫無他志略，猶當效傅介子、張骞立功異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硯間乎？”大家聽了，一場哄笑。班超憤憤道：“小子安知壯士志哉！”
這便是傳說中著名的投筆從戎掌故。說起來，當年班超兄長班固因回鄉寫史而遭人告發，下了诏獄，班超上書漢明帝，受到召見，禀明實情，漢明帝對班固頗為賞識，于是才有被召的題材。漢明帝也因此記住了班超，在某個閑暇時候，問起卿弟安在，班固如實禀告，于是班超也被委派為和兄長一樣的文案工作。隻是這位二弟的志向的确不在筆研之間，後來果然在西域成就不俗的事業，受封定遠侯，終于踐行了自己的豪言，與寫成《漢書》的其兄，實在是班家文武昭彰的雙壁。
班超最初養家糊口的抄書，古人稱為傭書。手工抄寫是印刷術發明之前，文字材料尤其是書籍複制和傳播的最主要甚而是唯一的手段。應該說，母本之外所有副本的制作都是需要謄抄的，不過傭書作為一種行業，班超的掌故卻是見諸典籍的第一次，于是它的起始隻好确認為漢代。
在如今的人看來，抄書實在是份門檻很低的工作，其實不然。抄書之人必須具備一定的文字功底，這在班超的時代實在不屬多數，即便在号稱教育普及的後世，也未必人人做得。識字乃至受過高等教育，能夠将書抄好也并不簡單，除了要耐得辛苦，字迹起碼清朗，還必須有相當的學養充當底氣。這樣看來，傭書竟是讀書人專屬的一條生路。
傭書被視為一個行業，獲得勞動報酬是一個重要的起點。就史籍的記載來看，班超之所以傭書，乃是因為家境貧寒，這也是所有傭書人的命門，更是這個行業能夠存在的要義所在。就班超的個案而言，他的傭書，是受雇于官府，拿的是公家錢。同時代的類似記載雖然不多，但大都是政府行為的模式，也就是說，這一時期的傭書，并沒有純粹商業意義上的市場購買。
政府需求出于統治的必要，幾乎可以視為一種剛需，而藏書對于所謂統治階級而言，意義和價值并非僅僅在于文化，或者說文化其實也是要為政治訴求服務的。譬如劉邦攻入鹹陽，諸将皆争先掠奪金帛财物，而蕭何乃先入秦宮，收取秦丞相、禦史之律令圖籍。這樣的行為，直接導緻漢立國之後，具知天下要塞乃戶口多寡，形勢強弱，以及民間疾苦情狀。這些信息對于一個政權的重要意義，真是怎麼估量都不為過。資治的訴求，在太平時代也是搜集典籍的誘因，對相關文獻的複制，原是題中應有之義。
誠然，文化的彈性絕對不會局限于講求實用的官廳文本，文學曆史哲學諸門類的發育，作品的流播，在文字當道的時代，自然不會滿足于口頭的傳誦，學問的究治，也必須依托于相關典籍的收藏，彙攏起來，這實在是一個極其強悍的缺口，作為複制副本的唯一途徑，由買方賣方共同構成市場化的傭書行業，其興起真的是必需的。
這個必需的時代被定位在魏晉南北朝時期，而這一時期正是輕薄廉價的紙張廣泛流行的時代。雖然造紙術發明之後，紙張并未成為主流的書寫載體，簡牍和缣帛依然占據書寫材料的主體位置，不過東晉的桓玄以政令的形式，宣布紙張對原有書寫材料的替代，這種替代盡管披着強制的外衣，但不難想象，桓玄之所以有此政令，必然是民間已經擁有了濃郁的此類風氣，方才有此發動，所謂應運而生是也。
作為文化的一個元素，宗教對傭書的推動是不容忽視的。伴随佛教道教的興盛，佛經的譯，道籍的制造，出于傳播的需要，抄寫複制成為重要的途徑，于是傭書人中後來分化出專門抄寫宗教經文的門類，稱為寫經生。其實，經文的複制原本是僧侶的分内之事，但當宗教的影響深入民間之後，這種格局就有了變化。譬如佛教信衆出于祈福求保佑的期待，嘗試以功德主的身份舍财寫經，在表達虔誠的同時，将對菩薩呈報的私人願景機巧地夾帶在抄寫佛經的題記裡面。這是一種極富本土色彩的民間智慧，因為比起鑿窟造像建蓋寺廟浮屠，寫經的成本實在是太過實惠，尤其搔到貧寒信衆的癢處，因而不能不引發效仿和攀比，也就不能不蔚為風氣。最虔誠的功德自然是親自抄寫，隻是會寫字的人在當時并不廣大，而權勢階層以及商業人士，殷實的經濟實力足以令他們規避抄寫的辛勞，必然或者隻好出資雇人代勞。由于代勞的需求太過充盈，出家人已經不能滿足如此熾烈的渴求，傭書人以及窮寒的讀書人轉而介入寫經，寫經生于是成為專門職業。前面說過，不是識字乃至受過教育的人都能傭書，這一點在寫經上尤其如此，鑒于寫經的目的在于做功德，或者直截了當說是求佛辦事，意在發願消災的雇主勢必将靈驗與否的砝碼押在寫經生身上，寫經的水準被推到一個嚴苛的地步，相比一般的傭書人，寫經生肩負了宗教、道德、技能的諸般壓力，一絲不苟甚至戰戰兢兢便是他們工作的常态。
除了辛苦的謀生，傭書其實也并非毫無存在感的枯燥工作。不可否認，包括寫經生在内的傭書人在這般辛苦謀生的同時，也受用着學習，于是其間頗有人經過筆墨曆練之後，于學問和書法都有不俗的長進，成就自己的功業。譬如三國時吳國的阚澤，在劉玄德大舉伐吳連戰連克的危急時刻，以全家性命作保，向孫權推舉了陸遜，彜陵之戰大敗蜀軍。這位不同凡響的大臣，早年家世農夫，居貧無資，好學的他常為人傭書，所寫既畢，誦讀亦遍，于是究覽群籍，追師論講，兼通曆數，由此顯名。後秦的僧肇也是家貧以傭書為業，由此曆觀經史，備盡墳典，歎服于《維摩經》的深邃，剃發為僧，皈依佛門，後來得到鸠摩羅什的真傳，被贊為秦人解空第一者，其所作《肇論》是佛教哲學的代表作，影響深遠。蕭梁的王僧孺，也有傭書養母的經曆，天資聰穎的他不但因抄書而善楷隸，而且博聞強記，被譽為“即筆耕為養，亦傭書成學”，他入仕後政績卓著，又是南朝著名的文士和知名的藏書家。其他如東晉的範汪、後梁的張景仁、北魏的崔亮等，都是以傭書作為人生的初始職業，後來各自成就一番功業。這樣看來，傭書可以說是這些讀書人成學成名的階梯，乃至入仕的擺渡。
可以逆料的是，批量複制的印刷術，是手抄的傭書業之天敵，現存最早的印刷實物出自唐代，敦煌遺書中，印本的《金剛經》赫然在目，不過也同樣有手抄的經文。可見，同造紙術誕生後并未立刻替代簡牍缣帛一樣，雕版印刷發明之後，手抄的形式也沒有退出曆史的舞台，唐代大書家虞世南的兄長虞世基，入隋後貧無産業，便每以傭書養親。即便在刻書盛行的時代，傭書雖然退居非主流，乃至嚴重萎縮，但也并未消歇，甚至還有過規模龐大的傭書活動。譬如《永樂大典》和《四庫全書》，鑒于其卷帙太過浩大，無法制版印刷，隻好雇用傭書人謄抄繕寫，以至于事情結束之後，許多傭書人閑居，行市大跌，有慧眼者乘機招募，從《四庫全書》底本中謄錄近百種集部書籍。
說到行市，班超等人傭書的酬勞既然可以養家，應該不會太過低下。北魏的劉芳，常為諸僧傭寫經論，筆迹稱善，卷直以一缣，歲中能入百餘匹，如此數十年，賴以頗振。劉宋的陶貞寶，善隸書，家貧，以寫經為業，一紙直價四十。有人經過換算，以為他寫經3張紙的傭金差不多夠得上一匹麻布的價格。唐代的吳彩鸾，因夫不治生計，家貧，以小楷書《唐韻》一部，賣得五千錢，以為糊口之計。應該說，他們的報酬都算是可觀的。四庫館開出的标準則是每一千字給銀二錢五分，而熟手的繕寫速度可以達到
每天約寫兩千字，這自然是一筆滋潤的收入了。當然，繕寫草率者，屆時也是要賠紙換寫的。
王嘉的《拾遺記》裡講故事，說王溥家貧不得仕，乃挾竹簡插筆于洛陽市傭書，美于形貌，又多文辭，來僦其書者，丈夫贈其衣冠，婦人遺其珠玉，一日之内，衣寶盈車而歸。積粟于廪，九族宗親，莫不仰其衣食，洛陽稱為善筆而得富。《拾遺記》所記多屬奇聞轶事，所以本故事隻好作傭書的傳奇看，不過也不妨當作是一種折射性的社會反映。既然美姿容的潘嶽可以受到婦人的擲果追捧，同樣俊俏的王溥還有富麗的文辭出售，衣寶盈車的景象似乎亦不為過――盡管有些文藝的誇張。這也不足怪，撰寫這類憑借筆墨緻富故事的本就是文士，不免會将難以企及的願景附會在自我意象的同類身上。據說他形貌醜陋而聰敏睿智，于是這故事愈發地平添某些心理投射。值得注意的是所謂文辭，畢竟抄書隻是複制，容不得創作，于是這傳奇便有些渺茫起來。
至于傭書的字體，一般都是正體，行草少見。由于鎮日浸淫于筆墨之間，傭書人當然對書體構成了影響，自然也産生了一些書家。《宣和書譜》說：唐書法至經生自成一律。清人金農抄書易米，形成自家特色的抄經體，并與他的楷隸作品相互滲透，頗富創造性。當然，更多從事傭書的人，如同曆史上從事其他行業沉默的大多數一樣，留不下絲毫的影響，大約隻有他們繕寫文獻的字裡行間，善存下他們些許的印記，盡管這樣的文獻在經曆時間的打磨和風雲變幻的水火銷解之後，更多隻剩下絕不豐裕的孑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