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言說，紙是保不住火的，謊言是掩蓋不住事實的。可是，有人就是不信邪，自己給自己編造一個又一個謊言，第一個謊言是為了得到某些不該得到的利益，後面的謊言是不得已而為之的，是用來圓說前面的謊言的，因此，整個一生都生活在編造謊言的痛苦之中。
八十年代初期是無計劃生育造成的人口高峰時期，企業職工子女也就形成一個高峰，為解決職工子女上學問題，企業辦學也就出現一個大發展時期，一時間職工子弟學校教師就成為灸手可熱的緊俏人才，張大喇叭就是這個時候從地方一所學校調入進來的，大家之所以給他取外号叫張大喇叭可能是因為兩個方面的原因：其一，他講課時，聲音洪亮，整個學校就聽見他一個人的聲音，與其說是他在講課，不如說是他在扯着嗓子喊叫；其二，他這人喜歡吹噓，動辄吹噓我們那個時候怎麼樣，怎麼樣，說得天花亂墜，久而久之人們就知道此言純屬虛構，跟廣播喇叭裡說的話差不多。
我與張大喇叭接觸是因為要給他安排工作，按照那個時候人們通常的思維習慣，先查看檔案，再個别談話，最後确定工作安排。翻開他的檔案一看，有兩點立刻引起了我的注意，第一點是他從教時間為1972年，而他自己是1958年生人，用減法可知，他從教時隻有14歲，通常14歲隻是一個初中在校生；第二點是他所教學科竟然是高中數學，一個初中在校生教高中數學隻有兩種可能：其一，華羅庚第二；其二，僞造教齡及其檔案。當然我更願意相信他是華羅庚第二，那樣我們學校就多了一個偉大的數學家。至于他檔案中所填寫的某某師範大學畢業生我已經無須證實了，那時候沒有建立網絡實名制，查詢起來也比較困難。我征求他的意見，看他教哪一個學段比較合适，他竟然鼓起勇氣說：“高中數學！”
我笑著說：“學校比較缺乏的是初中數學教師，我建議張老師還是教初中數學吧？”說完以後仔細觀察，他的臉色竟然鐵闆一塊，看不出内心的變化。
張大喇叭還似乎猶豫了一下然後才表态說：“我服從學校工作安排。”他擔任教工作以後，我曾經有意識地去聽他講課，一元一次方程還馬馬虎虎，至于二元一次方程組就有些勉為其難了，平面幾何更是隻講教案中的例題，我懷疑初中數學他也拿不下來，跟他進一步交談，他說：“我原來一直教高中數學，初中數學教材我不太熟悉。”
這個謊言騙一騙外行可以，豈能拿來糊弄教學管理人員，我無聲地笑了，知道他隻不過用現在的謊言去掩飾前面的謊言，但是，對于這樣的人我不能允許他誤人子弟，跟小學馬校長打商量，把他送給了小學。
隔了幾天，就聽到外面傳言，說張大喇叭吹噓，小學馬校長跟他是哥們，工作開展不下去了，專門把他請去幫忙。有人問我是否真有其事？我點頭說：“事情就是這樣的！”我們職工子弟學校是企業的附屬物，如果家長不滿他們就會向企業領導告狀，我不能讓張大喇叭名聲不好給家長以口實，隻好替他掩飾。
無論學校領導如何替他掩飾，他總是要教學生，家長總是會通過學生了解每一個教師，記得小時候聽過一則笑話：兄弟兩人，哥哥有些文化就到外面開辦私塾，弟弟沒文化就在家裡種地，年底哥哥拿回家五兩銀子，弟弟卻少有收入。弟弟于是對哥哥說：“明年我出去教書，你在家種地，我也去賺一筆銀子回來。”
哥哥說：“胡說，你沒文化怎麼教書？”
弟弟執意要去，于是騎上哥哥的毛驢就出去了，也是到他哥哥辦私塾的鄉村，村裡三老四少見他們兄弟倆相貌相近，以為還是他哥哥來教書，沒有太往心裡去，開館以後三老四少照例是要聽課的，結果就聽到私塾先生對學生說：“今天學習的内容是前面樹林子。”
三老四少就覺得奇怪，哪有這樣教書的，第二天，私塾先生又教學生後面是竹林子。三老四少立刻就回村裡召集人拿着揚叉棍棒來趕他，他于是牽着毛驢就逃跑，可是毛驢犯了驢脾氣就是不走，他對毛驢說：“他媽的，再不走就要挨打了，人家讓我回去教書我就讓你去！”
後來趕上協議解除勞動合同，張大喇叭就在劫難逃了，他把補貼幾萬元承包了一片土地，幹起了農活，回到家裡來時臉曬得黑黑地，我碰到他問：“最近一向在哪裡發财？”
他說：“我在廣州開了一家公司，你看到沒有，廣州離赤道近，太陽厲害，臉都曬黑了。”
我知道他在撒謊，但不想戳穿他說：“哎呀，你才去幾天就曬黑成這樣，那樣長期生活在廣州的人還不跟非洲人差不多？可惜我沒有去過廣州。祝你公司發财！”然後笑着離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