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那一晚，沙建微沒有在打烊後彈唱自創歌詞的中文版《加州旅館》，如果這段視頻沒有被朋友上傳到網上，不會有什麼人在意，這個漂在北京的燒烤店廚子，還有着一個關于音樂的夢想。
在視頻裡，紮着小辮的沙建微敞着懷，穿着半舊的白色廚師服，撥弄着吉他。用熟悉的《加州旅館》的曲調，唱起自創的傷感的中文歌詞：“來到這城市兩年，卻沒有歸宿感；已回不去我的故鄉，隻為了夢想……”
從2011年9月上網至今，這段視頻的點擊次數，已經超過了500萬。沙建微的歌聲戳痛了無數異鄉人“漂泊”不定的心，廚師哥一夜之間，火了。
一
沙建微現在住在燒烤店老闆的家裡，頂層一間不到10平方米的閣樓，是他的栖身之地。順着顫巍巍的樓梯走上閣樓，斜屋頂、一扇天窗，沒有床，隻有一張床墊。四周散落着一些雜物，還有兩雙鞋。閣樓上沒有暖氣。在玻璃茶幾上，放着昨夜吃剩的火鍋，紅油凝固在鍋裡，旁邊立着幾個空酒瓶。
因為天氣冷，燒烤店已經停業。但沙建微依然保持着在燒烤店做廚師時的作息時間，每天中午十二點起床，夜裡兩三點入眠。
2011年的秋天開始，為了聽他的歌，陸續有人特意跑到通州的小路邑海鮮燒烤廣場捧場。台子搭在廣場的中央，四周圍是海鮮市場、燒烤大排檔，超市和雜貨小鋪。沙建微擁着吉他，他的聽衆，是菜場的小販和拎着蔬菜水果的大爺大媽。
他會唱汪峰、許巍、齊秦的歌，但大家點得最多的還是他作詞的中文版《加州旅館》。新老主顧們點歌、鼓掌、送啤酒，是沙建微在北京少有的快樂時光。
不唱歌的時候，沙建微穿着廚師服串串、烤串，賺着每月1300元的工資。他期盼周五、周六、周日的到來。每周的那三天，他可以穿着體面，擁着吉他在小舞台上表演。每天有100元的收入。
2009年初，為了追尋自己的音樂夢想，年僅19歲的沙建微來到北京，開始了在天橋、廣場、地下通道唱歌的生活。
作為流浪歌手，沙建微不得不長期面對身無分文的窘境。他背着吉他行走于各個廣場和地下通道，但是他發現，當個流浪歌手并不是他想象得那樣灑脫。
“經常是剛拿琴走進地下通道，就被管理人員轟走，一天下來，别說掙錢了，甚至連一個能放下琴唱首歌的地方都沒有。”他感歎道，“理想在現實面前會越變越小。”
在地下通道裡，人們來去匆匆，很少有人肯為沙建微的歌聲停留。沙建微感到深深的孤獨。沒有親人，沒有朋友，認識的流浪歌手也隻是短暫一聚，随後散落在北京各個角落。
為了改變現狀，沙建微也曾經背着吉他到後海的酒吧求職。剛推開門，酒吧的老闆就會很職業地直接擺擺手：“不需要。”去後海尋找機會的歌手太多了。沙建微後來聽說，幾乎每天，酒吧的老闆們都會遇到三十個左右的求職歌手。
2010年，沙建微已經在北京當了兩年的流浪歌手。夜裡睡不着，他一個人在城市裡遊蕩。經常，沙建微回到租住的地下室，戴着耳塞聽歌，反反複複地聽，淩晨三點才能入眠。
這時候，他開始想家了。《加州旅館》的中文歌詞也是在這段時間形成的。他将歌詞深藏在心裡，像是秘密，又像是對自己的宣言，不曾唱與他人聽。
2011年的夏天，沙建微被介紹到海鮮燒烤廣場當駐唱。總算，他有了一份相對穩定的工作。周一至周四，他和那些油膩的烤串和炭火打交道，周五至周日駐唱。烤串的時候，也會有人要聽歌，他就穿着廚師服給大家唱。
這首中文版《加州旅館》，沙建微一直沒敢唱。他怕自己作詞的外國歌曲，顧客不接受。
2011年9月，燒烤店的一位廚師辭職，在送别宴上，沙建微唱出了這首深埋心底的“北漂”心聲。那一晚，琴弦撥動，杯盞幾巡。在沙建微沙啞的歌聲中，夢想和家鄉忽明忽暗、忽遠忽近。
雖然有很多留在北京的理由，但讓沙建微留下的最主要原因卻是，他不想回家：“我就是不想再像我的祖爺爺、爺爺、父親和我的同鄉們那樣再生活一輩子。”
二
沙建微站在故鄉的空地上，向任何一個方向望去，都是綿延不斷的青山。
“隻有一條路通向遠方。但是你看不到城市的蹤迹。”他說。去到縣城需要一個多小時的車程，隻有私人攬活兒的，單程10元。
對少年時的沙建微來說，來回20元是一筆不小的數目。更何況去市裡要六個多小時的車程。初中的時候，沙建微還在聽任賢齊的盒帶，把喜歡的歌詞都抄到日記本上，“那時候，别的地方早聽CD了，我們那裡的90後還在重複着人家70、80年代做的事情。”
雲南省西南部貼近緬甸的永德縣，是沙建微的故鄉。永德縣，隸屬臨滄市。沙建微并不知道臨滄的名字是因為瀕臨瀾滄江而得名。得知臨滄号稱“滇紅”之鄉，他也表現得非常驚訝。旅行者向往的永德大雪山他僅是聽說，從未攀爬過。
這個雲南小夥子隻知道家鄉很窮，對家裡一年收入多少，沙建微也隻能抱歉地笑笑：“我真的不知道。”
村裡人都是布朗族，卻不懂布朗族的語言和文字，日常交流說的是傣族中漢傣的語言。其餘方面，基本漢化了。
有時候，回憶起故鄉，他像打開了一道回家的閘門，思緒在那些家鄉快樂的記憶裡兜兜轉轉，不肯回來。
在沙建微的記憶中，故鄉是連綿不絕的山和一年四季的綠色。天空藍得透明，少有的幾朵雲彩會白得炫目。奶奶和母親會在中午時分背上大竹筐上山采野生菌。兩三個小時就回來，背了滿滿的兩大筐，而且全是能吃又美味的蘑菇。
沙建微也會跟小夥伴們上山采菌。“小孩兒就是為了玩兒嘛，也不認得哪些能吃。”沙建微的眼神閃着光亮，嘴裡卻一口京腔。已經聽不出一點點鄉音，“現在當地人都吃不到那些野生菌了。污染，山裡沒有了。”
沙建微的家，住在祖爺爺留下的老宅裡。白牆、黑瓦，小飛檐，瓦當上鑲嵌着圖案。院子裡種着洋瓜、青瓜等藤蔓植物，池塘裡是白嫩的蓮藕，田地裡有水稻、玉米和甘蔗，山上還有茶樹和木瓜。
父輩們将大片的煙葉撕掉葉脈，搓成一個個小卷，用菜刀切成細細的煙絲，咕嘟咕嘟地抽着水煙。每天隻要下田幹三四個小時的活兒，接下來的時間就是到鄰居家聊天、打牌、喝喝茶。四季更替、播種、收獲。父親隻想着種田的事兒，甚至連種田也無需操心太多，隻要按照時令規律來做就行了。
“村裡人身體都好，也不像城裡人還想着生病沒錢看病怎麼辦。”村裡有個老中醫，基本上看病都是找他。沙建微生病，父親會上山采草藥給他吃。基本上，家家戶戶都認得一些草藥，哪些治感冒，哪些治肚子痛。
過年的時候，家家都殺豬。會留下兩個豬後腿用很多鹽腌制成火腿。做菜的時候要先洗幹淨，放在水裡煮，煮熟了再切成片，放在鍋裡炒，這樣才不會太鹹。用豆腐、豬血、鮮肉灌制的香腸、辣乳腐、牛幹巴，這些都是沙建微愛吃的。
沙建微雖然想念家鄉的美食，母親打電話問他需要什麼吃的，他卻總是一口回絕。他盡量避免和家鄉産生什麼“過分親密的聯
系”。
“歌詞裡我寫過，已回不去我的故鄉。安逸的生活背後是無聊。”沙建微的村裡，家家戶戶都認識。除了誰家娶了外地的新娘子能讓小山村熱鬧上幾天，剩下的大部分時間，沙建微隻能是打牌、喝茶。到田裡、河邊、山上亂逛。
對故鄉，沙建微有着既思念又害怕的情感。他常想起在臨滄市讀技校時的一次回家。一路上一直盼着，快到家的時候，看到熟悉的景色又開始後悔。家裡安逸得讓人失去鬥志，他不想過那樣的日子。
三
北京滿足了沙建微對于城市的一切想象。
此前，在沙建微和他的家鄉人看來，北京太神秘了，“我家四世同堂，從我的祖爺爺開始，就想來北京看看。在我們的眼裡，北京就像是神。”
沙建微對來北京的那個日子印象深刻。2009年2月19日。那天的北京下了雪。他第一次知道河水結冰、雪花落下是什麼樣子。
不過，也就是在那天，在北京火車站附近，沙建微見到了一段古城牆。舉目四望，是鱗次栉比的高樓大廈。“這就是古老與現代的結合。”在他的自我感覺裡，他一下子就“讀懂了這座城市”。
在這種神奇力量的驅使下，很多城市的不如意也就微不足道了。隻要能生活在這裡，看看那些光鮮的，“原本隻有在電視裡能看到的大城市生活。”沙建微依然很知足。就連北京混濁的空氣，也成了他生活在城市的存在感。
“城市的空氣就該是這樣的。”他說。
不過，在老鄉和父母的眼中，沙建微是個不孝子。自從17歲離開家，沙建微從來沒有給家裡郵寄過一分錢。
沙建微所在的村子不大，隻有二百多人，大部分人家都姓沙，互相都能攀上親戚。十五六歲的年輕人都會跟随着親戚朋友外出打工。這些年輕人，每個月都會給家裡郵寄三四百元。就連比沙建微還要小兩歲的弟弟，也每月給家裡郵寄400元。
但沙建微不認同給家裡郵錢的做法：“每個月800元的工資，郵寄給家裡一半，我真不知道他們在大城市是怎麼生活的。像我在飯店工作下班晚，每天晚上吃個宵夜，一個月也得三四百吧。”
離開家的第一年，沙建微跟表哥在深圳一家電子元件廠工作。這兒和沙建微對城市的想象完全不同。一片片的廠房、螞蟻一樣的人群，沒有高過六層的廠房，單調的流水線上的工作，沙建微甚至不認識工廠之外的街道。
十個月後，沙建微離開深圳，去了廣州，找了一份在飯店傳菜的工作。在這裡，他有機會接觸到音樂。攢錢買了把三百多塊錢的吉他，自學樂譜，後來幹脆去當了流浪歌手。
在最初的一年裡，父母會打電話要沙建微郵錢回家，後來漸漸的，父母不再提郵錢回家的事，但沙建微“不孝子”的名聲漸漸在老鄉們中間傳開了。
到現在，沙建微的父母也沒搞清楚，沙建微怎麼學會了彈吉他，怎麼那麼多人喜歡聽他唱歌，怎麼他突然出現在電視上。據當初看到節目跑來報信的鄰居說，沙建微是找了個女朋友，被人甩了，他寫了首歌，去電視台唱了。
母親很擔心，打來電話。沙建微感到莫名其妙又無可奈何。他很少跟父母溝通。甚至不願意接父親的電話。來到北京後，沙建微一次也沒有回過家。
自從在網上火爆後，沙建微接到一些商演的機會。他還簽了一家經紀公司，生活似乎有了方向。
他對現在的生活似乎很滿意。采訪的間隙，在這個隻能看見星鬥的小閣樓裡，沙建微又一次把頭轉向窗外，側耳傾聽。
“多好啊，川流不息的車聲，灰蒙蒙的天。城市就該是這樣的啊。”他感歎道。
“可城市裡少有綠色，是鋼筋水泥的叢林。”我問。
“那要是我喜歡鋼筋水泥呢？”沙建微反問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