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胡澤濤躺在棺材裡的時候，他想起自己“短暫”的一生，想起母親。
4歲，母親因患艾滋病去世了，可能就是這麼孤零零地躺着。6歲，胡澤濤開始每天感冒、咳嗽、流鼻血。8歲，他被查出患艾滋病。12歲的時候，他遇到了導演顧長衛，然後成了他新片裡的角色――那個一直躺在棺材裡，從天堂俯視人間的孩子。
世界可以接受我了
馬麗琴是“綠色港灣”的主治醫生，“綠色港灣”的另一個名字是山西臨汾市傳染病醫院艾滋病區。她記得胡澤濤被送來時又瘦又黃，犯病時就蜷在角落哭。時胡澤濤病情很重，下不了床，父親幾乎要放棄他了。好在遇見了新的兒童抗艾藥物，他奇迹般地活了過來，長成一個白皙、清秀的男孩。
2006年，胡澤濤進入病區的紅絲帶小學讀書，同學都是和他一樣的小病人。
在校長劉美婷眼裡，胡澤濤是個沉默寡言的孩子，膽子小，輸液打針總排到最後。直到2010年，他遇到了導演顧長衛。
胡澤濤成了電影《最愛》裡那個一直躺在棺材裡，從天堂俯視人間的孩子，成了紀錄片《在一起》裡那個不打馬賽克的艾滋病患者，他的生活也因此改變。
胡澤濤生病後，父親在醫院陪了兩年多，沒有收入。病區的護士給他父親找了個開出租車的活兒，父親白天跑車，晚上在醫院陪護。等胡澤濤病情穩定，來到了紅絲帶小學，父親就回了家。去年，父親給胡澤濤找了個繼母。
繼母過門後，除了年夜飯，胡澤濤不能和大人在一個鍋裡夾菜，碗筷得分開放。
到了劇組，一下子不再分餐，大人和他一起玩、打遊戲，胡澤濤突然感覺：“世界可以接受我了。”
拍電影後，村裡一些人發現了胡澤濤的病――之前家裡人一直隐瞞，隻說孩子去外地讀書了。
村民對胡澤濤充滿恐懼，遠遠看到就躲着走，更不和他說話。和胡澤濤一起玩耍的小夥伴越來越少。在路上走，有小孩悄悄說：“不要接近他，他得了病。”有說艾滋病的，有說白血病的，聲音不大，但足夠讓胡澤濤聽見。
最後胡澤濤隻能待在家裡看電視。他的玩伴是一隻黃毛小貓。16個。總能培養出一兩個大學生
紅絲帶小學成立于2006年，如今隻有六年級一個班。除了胡澤濤，這裡還有15個孩子。
這裡所有的孩子，都因母嬰傳播或輸血感染上艾滋病，母親發病去世後，父親無力照顧。有的孩子被成瘟神，受盡歧視，村民一見就躲，學校也不讓他們上學。山西2006年開展艾滋病兒童項目時，全省50多個艾滋病感染兒被集中，挨個兒篩查治療。無處可去的那部分孩子留在了紅絲帶小學。
前民辦教師吳長芳，是這裡僅有的兩個文化課老師之一，她已經是紅絲帶小學的第五撥老師了。以前的老師站在講台上，穿着白大褂，戴着手套和口罩上課，沒多久就離開了。
吳長芳很喜歡教書，她最壞的打算是，哪怕被傳染，潛伏期7到10年，發病時自己已60多歲，“也該走了”。
學校裡另一個老師是長着娃娃臉的李軍，教數學、英語、心理。用他的話說，他來這裡是因為“愛心泛濫，回不了頭了”。李軍是2010年從山西師範大學心理系畢業的。畢業前，紅絲帶小學來招人，李軍報了名。李軍的夢想是，在這裡教出可以考上大學的孩子。“16個，總能培養出一兩個大學生。”
前幾天，李軍給孩子做心理測試，讓他們畫房子、人、樹。
胡澤濤畫的房子，門用鐵鍊挂着，奶奶、爸爸、繼母在屋子裡。一個小人站在門前玩，身上全是“XX”的符号。幾乎所有孩子畫的房門上，都加了鎖。還有一個孩子，畫了很多堡壘，密密麻麻的小人躲在堡壘後面拿着槍。
誰歧視自己，自己就傳染給誰……
第一批艾滋病人人住後，在距病區隻有兩裡地的東裡莊引起了震動。
恐慌無聲地蔓延。沒人敢給病人理發：小賣部不賣給他們東西，路上撞見，小孩都捂着嘴跑開；在病區附近有莊稼的人，都不敢下地幹活，有人去病區附近上墳，順手薅了幾把野菜，得知“綠色港灣”是什麼地方後，馬上把野菜丢了。
還有外地的施工隊來“綠色港灣”建房，千了幾天活後，得知這裡是艾滋病區，工錢都沒有要就走了。
每年“六一”，紅絲帶小學都會搞活動。2011年，學校計劃與臨汾市聾啞兒童學校聯歡，對方滿口答應，臨到跟前，突然找理由推掉了。敏感的孩子馬上問：“是不是因為這個病？”
病區的醫生總是安慰學生馮飛，等他18歲時，就可以給他蒙着一層白翳的眼球做手術。而現實是，手術遲遲沒做，是因為沒有眼科醫生願意主刀。
12月1日是艾滋病日，孩子們會去中央電視台錄制“世界抗艾滋病日晚會”。一次，他們遇到了參加春晚排練的某位明星，很多孩子是他的粉絲，都雀躍地向他要簽名。得知這群孩子的身份後，經紀人立馬拒絕了：“不行不行，我們很忙。”小粉絲們被兜頭潑了一盆冷水，有種幻滅感。
晚會播出後，意想不到的情況發生了。很多孩子和胡澤濤一樣，都是家人瞞着村裡，甚至瞞着至親送到學校裡來的。一個孩子的叔叔正好在中央電視台看到了他。叔叔去質問爺爺：“咱們娃究竟在哪裡讀書？”爺爺堅決否認是在紅絲帶小學。在家裡，這個孩子的病隻有爺爺知道。
孩子越來越依賴自己的小校園。幾乎每個孩子都發現，隻有在病區，自己才不會受歧視。
封閉久了，學校會拉點贊助，每年讓孩子們出去旅遊一次。他們去過海南島、河南洛陽，還在濮存昕的幫助下去了上海世博會，走綠色通道，一天逛了8個館。但今年去西安，幾家旅行社都不肯接，最終有一家肯接了，卻是高價。一路上，大家有說有笑，放音樂就扭，說笑話、唱歌。導遊對劉美婷說：“你們的孩子真有才。”
爬骊山，在半山腰的西安事變宣講廳，吳長芳轉了一圈出來，聽見工作人員對導遊說：“這種情況趕緊讓他們下去，别人都害怕呢。”她一賭氣，帶着孩子們就走了。
而在離病區最近的村莊東裡莊，人們的态度卻有了改變。在病區建立後的一年多裡，臨汾市傳染病醫院給村民做了幾次免費體檢；挨家挨戶發傳單、手冊，告知他們艾滋病毒的傳播途徑。慢慢地，人們也不怕了。還有村民送衣服給孩子。
村莊與病區逐漸有了更密切的聯系。醫院雇村民來病區為田裡鋤草、修路。有明星到訪，村民也來看。有一年“六一”，村裡的200多名學生都來病區和紅絲帶小學的孩子們聯歡。在和病區一牆之隔的地方，新建起了兩排養豬場，村民發現，艾滋病人跟自己并沒有太大的不同。
但這隻是―個村莊的故事。胡澤濤上次回家是在冬天，知道他病情的人還不多。經過又一輪大規模的電影宣傳，暑假回去，命運如何，他不敢想。
在電影裡，他說，誰歧視自己，自己就傳染給誰。“那是氣話，我想讓他們知道我多麼孤單。”胡澤濤小聲地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