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貝多芬”傷人
午後3點，剛剛雨過天晴，小區上空飄蕩着貝多芬《命運》的鋼琴聲。我從健身中心回來的路上，遇見了B座12樓的王太太。我們在樓下閑聊。這時候，她的手機響了。
王太太的老公比較富有，且有一種成熟男人的魅力。雖然身家和真正的富豪标準還有一段距離，但脾氣倒是先有了富豪範兒，常常在家裡打罵王太太。這已經是我們小區人盡皆知的秘密了。
不過就在說話的工夫，讓我後怕到現在的事就發生了。不知是在哪一層，突然掉落一件東西，以極快的速度墜下，發出一聲“哎呀”。
我和王太太都聽見了。那東西砸到了一人。
我連忙跑過去，看見地上碎了一地的石膏。從碎片裡的波浪長發和撇着的嘴巴來看，我分明認出那是著名的貝多芬頭像。而躺在地上的正是王太太的老公。這位壞脾氣的王先生已經不能罵人了，他正十分不雅地伏在地上，口吐白沫。王太太捂着頭，發出嘹亮的尖叫。
這一天，比救護車先到的是警車。一個自稱陶警官的男人向我們問話。王太太驚恐得語無倫次。我隻好一人作答。就在這時，3樓的陳阿婆神色詭秘地走過來說：“這是謀殺，我知道兇手是誰！”
陳阿婆壓低聲音說：“你們不知道吧？前幾天晚上，一到淩晨2點，我就聽見樓上有人扔東西。砰砰砰地響過幾下就不響了。我一直不明白樓上這是做什麼呢，但今天我就明白了。因為王先生被砸的位置，和每天掉落東西的地方一點不差。”
如果陳何婆說的不是假話，就說明扔東西的人很有可能是在找位置。那麼王先生被砸，就不是一場意外，而升級成了蓄意謀殺！
陶警官警惕地追問：“那你看到是誰了嗎？”
陳阿婆慢慢地點點頭，突然指着陪在王先生身邊的王太太說：“兇手就是她！”
我一聽就笑了。我說：“不可能吧。王先生被砸的時候，我和王太太正在樓下聊天。兇手怎麼會是她？”
這時，救護車已經來了。陶警官卻攔住了要上車的王太太，說：“現在我們有理由懷疑你與這件案子有關。所以麻煩你帶我去你家看一看。”
2。B座11樓
王太太12樓的家很闊氣。作為目擊證人和舉報人，我和陳阿婆也順理成章地跟了進來。陳阿婆很快就帶着陶警官找到了假定的“作案窗口”。
那個窗子實在太有問題了。因為全屋都緊閉着窗子，隻有它是大敞着的，而且窗台上放了盆碩大的、搖搖欲墜的仙人球。隻要輕輕一推，就會飄搖落下。王先生真該慶幸掉下去的不是這個。要不然，他連口吐白沫的機會都沒有。陳阿婆顯得相當興奮，她說：“你看，我就知道她有問題，這位王太太天天被她老公罵，懷恨在心，所以想殺他洩恨。”
王太太臉色相當難看，噤聲站在一旁，八成是說中了心事。可問題是，花盆還在窗台上。掉下去的是“貝多芬”，不是仙人球。陶警官一邊伏在窗台上說：“這隻能算是作案動機，不是證據，你不能……”他說了一半就停住了，大概是想和一個愛八卦的老太太較什麼真兒呢。而一旁的王太太這才反應過來。她立時尖刻地對陳阿婆說：“你這個人的嘴怎麼這麼毒喲，謀殺是随便亂說的嗎？”
陶警官從窗子外面縮回頭問：“11樓住的是什麼人？”
“沒人啊，那是還沒賣出去的空房子。”王太太的神色已經完全恢複正常了。顯然，陶警官轉移走的視點，讓她松了口氣。
我看，這才是最大的疑點。不過陶警官完全沒有注意到。他已經奔出了房門。我好奇地向下看了看，11樓的窗子緊閉，隻露出一段幹幹淨淨的窗台。但是，這不是很可疑嗎？我覺得這事兒越來越蹊跷了，于是跟着跑下了樓。
11樓的房子是一套尚未出售的毛坯房。門鎖早就壞了，物業也沒有派人修。空空的房間裡，連門框都沒有。
一個長久沒人管理的房子，窗台卻一塵不染。那一定是有人擦過了。而且，這個人不但擦了窗台，還打掃了地面。那麼很有可能就是兇手為了掩飾留下的痕迹，仔細地清除了指紋和腳印。
但我和陶警官站在特别幹淨的房間裡，都有點疑惑。
從案發到現在，兇手擦去證據，安然離開，這個兇手的心理素質也太好了吧。
小區上飄蕩的琴聲，終于匿迹在傍晚的陽光裡。陶警官在樓下取證的同事也開始收工了。王太太搭着警車一路趕去醫院。陳阿婆意猶未盡地站在門前，遲遲不肯回家。我揶揄地說：“阿婆，您不累嗎？”
她卻精神抖擻地說：“這有什麼累的。我突然想起件事，忘了和警察說。”
3。才女杜嘉琪
通常的星期天，我會起得晚一點才去跑步。可是這一天，我卻被警車的鳴叫吵醒了。
我伏在窗前，看見陳阿婆正站在C座的樓門前，和陶警官指指點點。看來她一大早就迫不及待地把忘了的事通知了警察。B座發生的墜物案，關C座什麼事？我真不是個八卦的女人。可面對這件離奇的案件，實在不能不八一下。陶警官搭乘的電梯停在8樓。8樓住着小區裡有名的大齡才女杜嘉琪。昨天那曲激情四溢的《命運》就出自她的手。
杜嘉琪家的門沒關，我剛好看見陳阿婆神氣活現地報料：“她和王先生偷情。這個别人不知道，我可知道。看她30多歲還沒嫁，肯定是王先生不肯娶她。她懷恨在心要殺他。”
不過杜嘉琪可不是王太太。她用特别優雅的口吻說：“滾出去。昨天發生案件的時候，我一直在彈琴，你沒聽到嗎？”
陳阿婆張口結舌，半天說不出話。陶警官借機滿屋子找線索。杜嘉琪說：“陶警官，你有搜查證嗎？”
陶警官尴尬地笑，“沒有，我隻是來例行公事問一問。”
“那你問吧。”
陶警官踢了踢鋼琴說：“這琴，剛移動過吧？”
鋼琴滑輪下的地闆看得見幾條劃痕，依稀延伸到窗下。
杜嘉琪不緊不慢地回答：“昨天我想在夕陽下彈琴，所以推過去，可是又覺得太曬了，今天就搬回來了。”
“那這裡原來是放什麼的？”陶警官指着書櫃上一個清晰的印迹，墨綠色的底漆，反出嫩綠的圓。
“茶杯。”
陶警官“砰”地拍響了桌子：“有這麼大的茶杯嗎？我看是貝多芬的石膏像吧！”
杜嘉琪卻不慌不忙地笑了：“你說是導彈也行啊，不過聽說辦案是要用證據說話的吧。”
陶警官明顯準備不足，第一仗就敗下陣來。他臨出門前，對着随行的小警員說：“去，多叫點人手過來，把犯案現場仔細找一遍。昨天就給我找了點破石膏，對案子有什麼用！”
杜嘉琪卻禮貌地站在門前，說：“各位慢走。”
4。陶警官的圈套
這一天中午，日光明烈。B座12樓下的警戒區裡，空空的見不到人影。搜索的警員也許躲避暑氣，遲遲沒到。隻有一個纖巧的身影，小心翼翼地走過去，不知在找什麼。
“杜小姐是在找它嗎？”
陶警官的聲音，突然在身後響起，把杜嘉琪吓
了一跳。陶警官手裡拿着一隻透明的證物袋，裡面裝着一枚U形的音叉。那是樂器用來定音用的工具，陶警官悠悠地說：“這是你的吧？”
杜嘉琪瞬間怔住了，沒了昨天的淩厲。原來陶警官上午的最後一句是個标準的圈套，就等着唯一的聽衆杜嘉琪不請自來。我這個“打醬油”的，早就看穿了他的秘密，躲在樓門裡看熱鬧。陶警官說：“昨天，我同事發現了這東西，都覺得奇怪。一個定音的東西為什麼會混在石膏裡。後來我才想明白，是有人想用它的自身振動，帶動石膏像晃動，好讓它自己從B座11樓的窗台掉下來。不是嗎？”
杜嘉琪依然嘴硬，“陶警官，你瘋了吧？音叉自己怎麼會動呢？”
“它當然不會自己動。不過，我記得同樣頻率的聲音，是會引起共振現象的。你昨天把鋼琴推在窗前，用力地彈響《命運》，讓琴聲從C座清晰地傳到B座，不就想用鋼琴的聲音，引起音叉的共鳴讓貝多芬掉下來嗎？這樣一來，王先生在B座被砸傷時，你人在C座，就有了完美的不在場證明。”
杜嘉琪張着嘴巴，不知該怎麼回答。我隻好從藏身的樓門裡跑出來，說：“哎，不用你幫忙找了。項鍊我找到了。”
所有人都瞠目結舌地望着我，當然也包括杜嘉琪，隻是當她看見我手中的項鍊，才貌似明了地接口說：“你快過來給我解釋一下，他們說我是來找音叉的。”
我說：“陶警官，你别難為她。我這條重要的項鍊找不到了，我想昨天在這裡那麼亂，可能是掉了，所以托她來幫忙找一找。”
這個理由，合理得讓陶警官挑不出毛病。杜嘉琪連忙順着說：“對對對，就是這樣的。”
而我卻挑釁地彈了下陶警官手裡的音叉說：“知道嗎？你的推理有瑕疵啊。憑一根音叉的振動，把石膏像推下窗台。那麼石膏像至少要一半探出窗台。那樣岌岌可危的位置，還用鋼琴共振嗎？一陣風就可以把它吹下來了。”
陶警官不相信地說：“你怎麼知道得這麼清楚？”
“當然了，我是大學物理系的助教啊。”
陶警官依舊滿面疑惑地問：“你和杜嘉琪是朋友？”
這個問題杜嘉琪幫我回答了。她從衣領提出一條項鍊，和我手裡的一模一樣。她說：“這是鑒證我們友情的項鍊，所以她才讓我幫忙找回來啊。”
這時，從醫院回來的王太太剛巧經過，她瞥了眼我們手中的項鍊，仿佛明白了什麼。我們三個女人在錯身的一刹那，心照不宣地笑了。
5。“貝多芬”不說話
好吧。這件事，還是從項鍊說起吧。那是王先生送給情人們的禮物。他是“泡良”老手，仗着自己道貌岸然的樣子，在健身中心裡對單身女人騙情騙色。他深知我們這些有知識的“剩女”，就算發覺他已婚，也會礙着面子不敢聲張，于是屢屢得手，且肆無忌憚。
然而最先忍受不了的是他的妻子王太太。他們日吵夜吵，吵得人盡皆知。最終王太太想了個簡單的計劃，把王先生的偷情豔照放在他經過的樓下，在他俯身撿起的時候，用花盆砸死他，一了百了。我想，就算真的追查到她，她也會可憐兮兮說，我真是不小心的呀。
不過，她一連幾天在半夜投重物、測位置，不但引起了陳阿婆的注意，也讓C座的杜嘉琪看到了。在杜嘉琪的眼裡，王太太是個可憐的女人。王先生曾經告訴她，王太太是他家的保姆。
杜嘉琪看出了王太太的心思，覺得她一定會被抓住。所以她想了一個用貝多芬頭像和琴音來完成的浪漫計劃。其實那天，王太太在樓下接到的電話，就是杜嘉琪打來的。她就是要拖住王太太不要上樓，好讓“貝多芬”有機會替換仙人球。
隻是很可惜，藝術系的女人，總有華麗的點子，卻沒有執行的腦子。她在B座11樓上留了大把的指紋和腳印，卻不聞不問。作為一個同樣被王先生騙過的女人，我怎麼能無動于衷。于是我在她走後，把11樓的毛坯房打掃得幹幹淨淨。
其實，我對陶警官說的沒錯。憑杜嘉琪制作的“音叉貝多芬”是不可能成功的。但如果警察找得再仔細一點，他們應該還會找到兩個系着細絲的金屬小球。那是我幫杜嘉琪添在音叉上的。别忘了，我可是多年的物理助教，做一個放大振動頻的小工具并不是件難事。有了它，“貝多芬”才可以安實地站在11樓的窗台，在《命運》激情肆意地召喚下，穩穩地蕩出去，砸中王先生的頭。
看來，這是個連警察都攪不清的案子了。王太太下了誘餌，杜嘉琪催動了音叉，我清理了現場，我們三個都隻參與了一部分，卻組織了一個完美的、找不到作案人的“謀殺”。
不過，現在已經不能叫作“謀殺”了。因為“被害人”沒死，在病床上躺了兩個星期出院了。隻是，看起來很健康的王先生，還是有一點點後遺症。就是位于後腦的腦垂體，在重擊後，表現得不太正常。那些有助于男性功能的激素，再也無法分泌了。他成了一匹被閹割的種馬，隻剩下一副虛張聲勢的暴脾氣。
大熱的天，他站在小區B座和C座的中間，叉着腰破口大罵：“誰這麼缺德，高空抛物，瞎了眼啦！”
而王太太卻心情大好地在廚房洗着碗；我捧着小說，安然地享受我的暑假；杜嘉琪依舊彈着她的鋼琴，隻是她不彈沉重的《命運》了，改彈民謠風的《大齡文藝女青年之歌》。
我們三個人，都像她書櫃上那尊重新買回來的“貝多芬”，撇着嘴，擰着眉，就是不說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