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歲那一年，我急于賺錢，去問我家附近的報紙經銷商米塞裡先生能不能讓我放學後兼職送報。他說，如果我有腳踏車，就給我一條派報路線。
當時我們住芝加哥，爸爸身兼4職。他白天在一家金屬薄闆工廠制作霓虹燈招牌，傍晚替人送花到8點鐘，然後開計程車直到午夜，還在周末挨戶推銷保險。他給我買了一輛二手貨腳踏車，但接着他就因肺炎住進醫院，沒辦法教我騎。幸而米塞裡先生沒說要看我的騎車技術，而隻是要看看腳踏車。因此，我推車走到他那裡，讓他看看，就此上了工。
最初，我把塞滿了一卷卷報紙的派報袋挂在腳踏車把手上，推車沿人行道走路送報。不過，推着滿載報紙的腳踏車實在别扭，幾天之後我就把腳踏車留在家裡，另外借用媽的雙輪鋼絲籃購物車。
騎着腳踏車派報可不容易。你每投一份報隻有一次機會，假使報紙扔歪了，沒有落在門廊或台階上，那就糟了。我的辦法是把媽的購物車留在人行道上，把每份報送到适當的地方。假如要送到二樓的前廊，而第一次沒有投中，我就把報紙撿回來再投。
星期天的報紙頁數多，分量重，我便一步步上樓去送。假使下雨，我會把報紙放到紗門裡面；如果是公寓大樓，就送到門口。碰到下雨或下雪，我拿爸的舊雨衣蓋在購物車上面，讓報紙不會濕。
推購物車派報比騎腳踏車要多花很多時間，可是我不在乎。結果我認識了每個街坊―意大利裔、德裔、波蘭裔的勞動階級，個個都對我很好。假使我步行派報看到什麼有趣的事物，例如一條狗帶着一窩小狗，或者潮濕柏油路面上油漬映出的彩虹光影，也會停步觀賞一陣子。
爸出院回家後，白天恢複工作，卻因身體太弱，不能再兼别的差事。如今家裡需要能夠籌到的每一分錢來應付開支，因此賣掉了我的腳踏車。我反正還是不會騎，所以也沒反對。
米塞裡先生一定已經知道了我沒騎車送報，對我卻絕口不提。他其實也很少跟我們這些報童講話，隻在我們派報漏掉了哪一家，或是把報紙投在一灘污水裡的時候，會痛罵我們一頓。
8個月下來，我送報路線上的訂戶從36戶增加到59戶，主要是因為老訂戶一知道有哪個鄰居想訂報，就介紹我給人家。也有人在街上把我攔住，叫我把他們列入我的訂戶名單。
從星期一到星期六，我每派一份報賺1美分，星期天則每份賺5美分。我每星期四晚上去收報費，大多數訂戶會多給我5或10美分。不久我從小費賺的錢就幾乎與米塞裡先生付的工錢一樣多。那很好，因為爸還是不能夠多做工，我必須把工錢大部分交給媽。
1951年聖誕節前的那個星期四晚上，我去按我第一個訂戶的門鈴。屋裡燈亮着，卻沒有人應門。我到另一家去。也沒人應門。下一個訂戶，以及再下一戶，情形都一樣。沒多久，我已經敲遍了大多數訂戶的門，按了他們的門鈴，但看樣子是沒有一個人在家。我很着急，因為明天星期五就是交報費的日子了。聖誕節就在眼前，我卻沒想到大家都會出門買禮物。因此，我沿着走道挨近戈登家、聽到屋裡有音樂和人聲的時候，心裡非常高興。我按了門鈴。大門應聲而開，戈登先生幾乎是把我拖進門去的。
我的59位訂戶幾乎全部擠在他的起居室裡，房間中央有一輛嶄新的腳踏車，深紅色，有一盞電動車頭燈，還有車鈴。把手上挂着帆布袋，裡面鼓鼓地塞了五顔六色的信封。“這是給你的，”戈登太太說，“我們大家都湊了一份。”
那些信封裡是聖誕卡，另附那個星期應付的報費。大多數信封裡還有一筆豐厚的小費。我愣住了，不知道該說些什麼。終于有位太太要求大家靜下來，溫柔地領我到房間中央。“我們從沒有過像你這麼好的報童，”她說，“從來沒有一天漏送報紙或者遲到，報紙從來沒有一天是濕的。我們都看到過你推着那輛小小的購物車雨天送報，雪天也送。因此我們認為你應該有一輛腳踏車。”
我隻能夠說一句“謝謝你們”，說了一遍又一遍。
回到家，我點了點小費，超過100美元―這筆意外财使我成了家裡的英雄，也讓我們家過了一個歡愉的聖誕假期。我的訂戶一定是打了電話給米塞裡先生，因為我第二天到他的車庫去拿報紙時，他已在外頭等我。他說：“明天10點鐘帶你的腳踏車來，我教你騎。”我欣然應命。
我騎車送報才剛感到得心應手，米塞裡先生便要我多派送一條路線，一共42戶。我騎腳踏車派送兩條路線的報，比推着購物車派送一條路線還快。
下雨時，我還是下車把每份報送到幹燥的安全地點。如果朝高處投報失手，我就停車，把車放好，再投一次。
我高中畢業後從軍，那輛腳踏車給了弟弟。我不記得車子後來怎麼樣了。可是我的訂戶還給了我另一件禮物―在聖誕前夕給我上了終生難忘的一課，使我永遠記得，即使是做最低微的工作，我也要敬業自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