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奇迹每出于絕境，勝券總握于哀兵，這是曆史和人生的規律。
1977年我的身體日見消瘦，面色蒼白，十指無色，行走時感覺暈眩，騎車則忽焉摔倒。一天我到兆和師家去，蕭瓊先生講：“你一定有大病在身。”蕭先生為名醫蕭龍友之女，她的眼力不能不使我一驚。我一向不願在命運前低頭，堅信意志力能排除一切舛厄。每天清晨五時起床下樓跑步。一日正跑間，忽覺天旋地轉，眼中閃晃金星，知道不妙，抱着道旁一棵小樹十數分鐘，始漸漸正常，心灰意冷，計無所出。從此不複上班，亦不複鍛煉。每天到樓邊鍋爐房周圍的一大片沙地曬太陽，百無聊賴。一向諱疾忌醫的我，終于有一天不得不到北京醫院檢查，化驗結果一出來已是病危，血色素為5。6克，不及常人之半，惡性貧血，必須立即住院。
名醫會診之後，确定為結腸息肉，唯一的辦法是開刀。貧血如此，如開刀何？必先輸幾千CC血，而輸血不似鲸飲，必須點點滴滴輸好幾天。這時，我對自己的命運作了一次十分冷靜的分析，如果術後不佳，則來日無多，将如何？自以為自少而今，刻苦自勵，有絕藝在身，苟就此遽去，上負蒼天厚愛，下愧父母殷望，必須做一件有意義的事留存人間。于是我決定畫一本《魯迅小說插圖集》。之所以做此決定，其一，自信白描在國畫界無過其右者；其二，自覺對魯迅先生小說的理解或無大謬。于是我囑醫生将我的輸血針管插到腳上，醫生說比較疼，問受不受得了？我說無礙。自此潛心作畫，惟一小幾置于病榻，研墨吮毫，每臨紙，必以意志驅除煩惱，心靈頗似佛家之孤燈寂照。由是筆下遂日見靈動，恍有神助。彼時參考資料甚少，惟有《吳友如畫寶》助我，因其描寫社會人生諸相，時代與魯迅先生所描述正相合。
每天伏幾，作畫不辍。鄰室有名作家嚴文井先生亦因病住院，十分喜歡與我聊天。然他每臨窗，總見我潛意于畫、心無旁骛，遂不忍心前來打擾。嚴文井先生感慨良深地贊道：“平生所見刻苦如此者，惟沈從文與君耳。”開刀之後有幾天極痛苦，隻有卧床不起。稍愈，又伏幾作畫，起先所見線條皆成雙影，靜心息念片刻，漸漸清晰。而大手術之後腕力又有所不逮。越數日，一切歸于正常，作畫之氣勢亦如破竹矣。
住院日久，作畫之餘，每天總等待楠莉的看望，時有“美人猶未來”之歎。既來，則斷腸人對斷腸人，相顧亦不甚多言，惟淺颦淡笑而已。其時楠莉每日于家中深深祈禱，希望蒼天憐此奇才。名醫吳蔚然、周光裕給了我再生的機會，而楠莉則給了我再生後的幸福。我相信心靈對健康的裨益，在那些難煎難熬而又以生命作殊死搏擊的日子裡，楠莉真誠的心靈、美奂的儀容，永遠使我難忘。兩心相許，未吐真言，正此時也。
生命的奇迹終于出現，我的身體康複很快。拆線之後便出院休養，血色素恢複到常人的12克。當摯友米景揚先生将榮寶齋出版的《魯迅小說插圖集》送到我手上的時候，我語哽而泣。本來以為用此書留于人間，以報上蒼生我之大德、父母育我之深恩、祖國期我之厚愛，然而今天卻成為我新生命的開端。此後二十餘年，我的藝術終于遍列全球，為天下人矚目。回首于生死界徘徊之日，不能不視為奇迹。
二
1945年8月14日，日本天皇宣布向中國無條件投降，人類曆史上最慘酷的一場殺戮告終。
這一天在東北沈陽有一棟日軍長官們居住的樓房，在一陣轟天價響的火藥爆炸聲中坍塌，其中有幾十名軍官和太太們在烈焰中灰飛煙滅。他們是引決自裁，其死固輕如鴻毛，為中國人民所不齒，而在日本人看來，卻不失悲壯。他們的名字在今天日本的靖國神社中被供奉，這其中有楠莉的父親和母親。
從這一天起楠莉成了一個孤兒，倘不是她父親早在太平洋戰争之後，日本敗局已定的情勢下，托孤于本溪的商人，楠莉也許會在那一聲轟鳴中消失。戰後，本溪的商人又将楠莉送往沈陽的一戶鄉村的讀書人家躲藏。她幸免于難、孑然一身，在異邦成長，成為一個地地道道的中國人。
她成了村野的一個中國女孩，穿着東北大藍花土布，在田埂上、在野地裡、在場院中和孩子們捉蟋蟀、打陀螺、采酸葡萄、将螞蚱用草棍串連燒烤、等待家中飼養的老鷹抓回野兔和山雞。冬天則滾雪球、堆雪人、用木棍敲下屋檐的冰柱，捏一團新雪，塞進鄰居小孩的被窩。總之所有頑皮男孩們所做的事，她都做過，那是一段無憂無慮、天真無邪的歲月。
喪失父母的悲哀對幼兒來說這是健忘的，因為她聰明美麗、善解人意，成為合家的寵兒。然而，靈魂深處的孤獨感，從孩提時起，深深籠罩着楠莉。那些依稀的回憶，像流雲中隐現的山岫，像海洋中載浮載沉的島嶼。她覺得那失去的雙親的容貌永遠不會從頭腦中拂除，她曾保留着一張雙親的相片，父親孔武雄健、母親柔順美貌，這張唯一的珍貴紀念品，在文化大革命中已焚燒。這件事楠莉引為終身的遺憾。不論她的父親對中國罪孽如何深重，但對于她卻永遠是鐘愛的父親。
歲月遞嬗，随着年齡的增長，她的孤獨感卻與日俱增，養成了她成為少女之後的沉默寡言、青年之後的落落寡合、中年之後的憂郁寡歡。她也永遠不會想到自己會深深地愛上一位驕傲的中國民族主義者範曾。當楠莉在東北的村野嬉戲的時候，在南方的小城南通，我的由思想左傾而後參加共産黨的長兄範恒，正在勝利的歡欣中教我唱：
“在勝利的九月，祖國，你從英勇鬥争裡解放，祖國，你沐浴八年抗戰的風沙，像一個巨人，終覺在成長……”
在23歲之前，我不曾和任何一位女性幽會，當然更遑論其他。堤壩看似堅固，然而兇險的波濤會一下子沖決而出。遇到第一個對象，絕對會愛得死去活來，因為這種情态包含了虛幻的理想、誇張的熱情和第一次試用愛情老調的新鮮感。
我為第一次愛情耗時五年之久，一無所獲，最可貴的燃料燒盡之後，剩下了痛苦的灰燼。愛情帶給我苦多樂少的回憶，而且創傷一而再之，再而三之，宛如雪上加霜。在1970年我愛上另一位少女，照樣如癡如狂，海誓山盟，前後一年之久，待到我下放湖北鹹甯幹校，這煙雲過眼般的愛情也随風而逝。
1971年夏，幹校假期半月，我回北京。當時我住在垂楊柳的一間小屋，家中炊具隻有一個洋鐵的水壺，有一次水開之後忘記關火，繼續加溫，最後将壺燒得七扭八歪，幸不漏水，一直使用下去，彼時之困窘可知。雖如此，然而在同代人中卻頗具才名。
我當時身無分文而晏然自足，無家室之累，似閑雲野鶴，而狂言驚座，縱橫恣肆的狀貌，為藝壇某些大佬所不容，可謂其來有之。直到與楠莉相識很久熟稔之後，她才告訴我，誰不知道你是“江東狂生”啊。這是後話，那時我還不知道天下有楠莉在。
這一次的幹校休假，改變了我的命運。有一位朋友邀集了一些同樣落拓江湖的人，作一次窮愁中的小宴，談不上瓊宴坐花、羽觞醉月，隻要薄酒一杯，以消煩悶而已。酒過三巡，我正即席吟詩，擊節為樂，這時遲到的一位佳人，卻使滿座悄然。她身着一件雪白的連衣裙，兩條辮子烏黑油亮，其素潔用得上春梅綻雪、秋菊披霜八個字，而神态清逸、寂然凝慮。入座之後男士們都有些拘謹，這時一位朋友打開僵局，講這是楠莉：這是我第一次聽到這兩個字。
那還是“四人幫”時代，她的打扮其實很樸素，根本不會施
朱搽粉，而且衣料是平常的白色的确良，并由她自己剪裁縫紉，任何化妝首飾都沒有；倘若那時真的美豔動人，那才配稱天生麗質。楠莉注意我的眼光，使我一生難忘，好奇、探詢、欣賞都有。
整個宴會上我講什麼都記不起來了，隻覺得心動口不動，口動心不動，牛頭不對馬嘴，看不出宋玉對“東家之子”的傲氣，誰能講清楚一個動了真情的男子内心湧動的一切。我相信看到楠莉的第一分鐘起，我便深深地愛上了她，而且我自以為心有所托，一塘春水泛起漣漪，結束了枯索無味的人生。
然而從愛上楠莉到向她傾吐，又隔了六年，那時我得了結腸息肉的沉疴，惡性貧血到血色素隻剩5。6克，不到常人的一半。蒼白、消瘦、終日蜷曲，不欲一動，生命在軀體裡一天天消失。在垂危之中有名醫妙手回春，開刀為我切除了病根，成了“斷腸人”。
我躺在病院，漸漸有了生意，那時楠莉每次來病院，我真的會康複不少。生命和愛情是奇妙的孿生姐妹，春天到來使人年輕，而楠莉卻在呼喚我内心的春天。我對楠莉說，你坐在床邊，不是“斷腸人對斷腸人”嗎？她的确為我斷腸，因為她聽到已得腸癌，預後不佳時，在家中黯然泣下。當她知道那是誤傳，見到我時，才又高興地流下了淚。
此後楠莉成了我生命的第一要素，我們聚少離多，多年來留下了二百多封信，甚至我寫的每一張字條、每一份電報，我歸家看她的火車票她都記上某年、月、日留作永遠的寶藏。她告訴我，深居簡出的她，最大的興趣是翻閱這些信劄和字條，那裡埋藏着屬于我們兩個人的幸福。這些信中飄灑着南開園的冬日初雪，浮動着黃山巅的雲絲霧影，澎湃着大西洋的碧波皓浪，當然也有着普天下情人用而不厭的陳言。
“我愛你”這萬古猶新的詞句，有些人廉價使用，有些人卻付出了生命、曆史，付出了自己所曾擁有的一切。啊，我為了楠莉失去了什麼？所有的盛名、地位、金錢――可憐而慘淡，敝屣而已！我得到了什麼？――楠莉。鹈■已鳴，美人遲暮，我曾見過你如朝暾初上時的彩霞。為了你，我已從黑發變到白頭。
我會和楠莉在巴黎結婚，然後作伴還鄉。
我和楠莉的愛情太平常，太凡俗，沒有任何傳奇色彩，我隻想大聲地講一句真心話：“我願與相愛廿年的楠莉同赴天涯。”其後便演出了轟動天下的軒然大波。我想，我們的愛隻能用一個字來評價它：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