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以來，坊間流傳最廣的一個說法就是：1983年“嚴打”的“震中”恰是在唐山。誘發這一場全國性聲勢浩大嚴打的導火索起自唐山的“菜刀隊”。
“菜刀隊”
關于唐山“菜刀隊”有多瘋狂，當年被譽為是唐山市公安局一支筆的王克儉曾有過這樣的記述：1983年的六七月間，唐山市人民就像重新遇到了地震那樣惶惶不安。100多萬人口的唐山市居然出現了六股窮兇極惡的“菜刀隊”。這幫20世紀80年代的“蔣門神”、“鎮關西”，成了唐山人民的心腹之患。唐山大地，記載着他們一樁樁令人發指的罪行：
在一輛行駛着的公共汽車上，兩個流裡流氣的家夥無端向兩名解放軍戰士撒起野來。戰士劉福雲據理斥責，那兩個家夥就惡狠狠地說：“好小子，下車見。”
年輕的戰士哪裡知道，這是兩個殘暴成性的“菜刀隊”成員，一個是南範“菜刀隊”頭子劉洪明，一個是“菜刀隊”骨幹“花狸豹”。車停了，兩名戰士在機器廠下了車。突然“惡狗”撲了上來，抽出菜刀，照着劉福雲的肩膀就是兩刀。頓時，戰士的肩膀鮮血淋淋，兇手揚長而去。
一個黑沉沉的夜晚，沒有月亮，也沒有星光。一位男青年去接下夜班的姐姐。隻遲到了兩分鐘，就見姐姐被幾個手持菜刀的歹徒用毛巾堵住了嘴巴截走…――弟弟不顧一切地呼喊：“救人哪，快救人哪！”呼救聲撕破了夜空，歹徒被吓得匆匆而逃……
1983年，我正就讀于唐山市人民警察學校。那是一所舊中學改造而成的校舍。我們入學時房屋漏風漏雨，四面的院牆低矮破舊，我們在院子裡軍訓的時候，牆外面時常會有社會閑散人探頭張望。我們女生宿舍緊依着向西的那面牆，外面是一條被兩排大樹緊夾着的狹長小道，夜晚很少有行人。那樣的一條路在暗夜裡透着詭異和恐懼。我們十個女生，大都十八九歲，生性膽小，夜裡總會将門窗緊閉，生怕闖進歹人來。
其實，1983年，開年就預示了驚險。1983年2月12日是大年三十，在沈陽，簡稱“二王”的王宗方、王宗玮兄弟二人制造了新中國成立後空前未有的特大暴力持槍殺人案件。在他們亡命天涯的7個多月時間裡，瘋狂殺死lO名、殺傷11名解放軍、公安幹警和人民群衆，欠下累累血債，攪得全國人民不得安甯。唐山人以為，唐山是“二王”逃跑路上的必經之路，有關“二王”已潛伏到了唐山的傳聞滿天飛，“二王”一天不被抓住，人心就無法安甯。
我們作為未來的預備警官，也都進入了備戰狀态。學校接到公安局命令，任何人不得單人、獨自離校或是行走在大街上。恐慌不僅在百姓的生活裡蔓延着，也在我們這些剛剛穿上警服還未曾實戰過的新生的心中蔓延着。
幾乎就在追捕“二王”的這段時日裡，唐山“菜刀隊”瘋狂砍人和火拼的案件和傳言形成了更迫近唐山人生活和生命的兇險與災難：我的很多同學家住東礦和古冶，據說，那兒家家戶戶為了防備“菜刀隊”的侵擾和襲擊，無論老人還是孩子，人手一把菜刀，以備防身。真正的“菜刀隊”仍揮舞着大刀在街頭巷尾拼殺着。據說，唐山曆史上1983年菜刀脫銷。
不打掉“菜刀隊”、不殺掉首惡，就不足以平民憤。老百姓真就不得太平了。也因此，唐山市的嚴打比全國要早一個節拍。
我們沒有親身經曆抓捕“菜刀隊”的統一行動，但是，為了宣傳“嚴打”的戰果，唐山市公安局在文化宮搞了為期三個月的刑事犯罪罪證展覽，我們警校的10個女生均被抽調去做刑事犯罪罪證展覽的解說員。
在做解說員期間，我們跟着浩浩蕩蕩的隊伍去過一次刑場。那一次槍決了19個人，最大的25歲，最小的19歲，其中的一些人就是史上被傳的瘋狂至極的“菜刀隊”的成員。這是曆史上的1983年嚴打，被槍決的趕上了有史以來的第一批從重從快。那也是我第一次去刑場，第一次看槍斃人……
記憶與親曆
因為那一天要槍斃人，文化宮休館，不對外參觀。我們聽着高音喇叭裡不時傳來“判處死刑立即執行，剝奪政治權利終身……”的宣判詞，十幾個人相擁着就奔到了外面。
外面，一輛又一輛解放牌大卡車被編了号，按序排列着，車上車下站着荷槍實彈的武警。事後我才得知，槍斃人這種事兒吧，看一次就夠了。
當時當地，我跟在市局刑偵處的王處長後面，大腦好像并不受我控制，好像我是一個木偶被王處長牽着随他上了車。
每一輛大卡車上僅拉着一個背上豎着一塊打着死叉牌子的死刑犯。而荷槍實彈的武警、法警和警察就有一個加強排。我跟王處長坐在其中一輛卡車的司機副駕駛座上，汽車長龍一般緩緩地穿過城市的街道和圍觀的行人，當時的情景可用萬人空巷來形容。此後的好多年，我再也沒有看見過圍觀人群從一個城市的四面八方如潮水一般聚攏又散開，散開後又聚攏。
好像沒有人關心即将赴死的這些人都是誰，因為什麼而被判了死罪，他們的家人呢？此一刻和以後，活下去的他們的家人是否能承受？看熱鬧的人心多于探究的心。
我一直茫然地盯着我前面的那輛卡車上的那個死刑犯。他正好臉對着我，雙臂被兩個如他一樣年輕的武警死死地反扳着。他的頭低到很低，臉上沒有血色，是那種失了所有血色的青灰色，仿佛人還未死已現出了死人色。然而，他的嘴角挂着笑，我看他看久了，才發現他的笑是凝固不動靜止了的。他曾在某一個時辰試圖沖誰笑來着？那是他強裝出來的一個笑，很假，很僵硬，就像一朵還沒開放而被生生掰開的花朵，因為不是自自然然地慢慢長開的，所以，就硬開在那裡，再也合不上了。那個死刑犯的笑就是一朵花被掰開了再也不能自然合上的那種笑，它保持着一個姿态一直那麼笑着，看上去令人恐懼也令人心慌。
我從盯着他看的時候就開始感到了心慌。汽車仍然浩浩蕩蕩，但早已經開出了市區和人群，在黃塵漫漫的郊外土裡沙裡行進，而我仍然目不轉睛地看着他。
王處長一路上其實一直在跟我說話，以緩解我的緊張和害怕。他一路上談笑風生，以為很奏效，而我什麼都沒聽見。我隻記得在前面的一輛輛大卡車進入大沙坑之前，我被王處長拽着下了車。王處長經驗豐富，他說我帶你去那個制高點看得清楚。王處長所說的制高點就是大沙坑正前方的一個高坡。那個高坡有點兒像岌岌可危的崖，好像随時連人帶沙子就散跌下去了。我站在那個崖上腿就不停地發軟打戰。
年輕的死刑犯被從車上一個一個拉下來，按序一字排開被按跪在沙土上，他們的頭被按得很低，低低地接近着沙埃，而他們的背後與他們的後腦勺僅一拳之隔，就是即将要了結他們生命的冰冷的槍口。
我在離他們不遠的崖上的高處看着一切，大腦一片空白。
有那麼一刻，原本喧鬧嘈雜黃塵飛舞着的行刑沙場，突然安靜了。所有走動的人影都像木頭人一樣站立不動，那些前一秒還在漂浮着的沙灰突然之間也凝止在它們飄在的那個空間的節點上。死亡的恐懼像暗處的流沙，你聽不見它們的響動。可是，它們正以你不知道的速度淹埋你，直到你窒息。
聲聲槍響
我聽見了第一聲哨響。那一個個跪着的生命進入了死亡預備的軌道。我聽見了槍栓整齊化一的響，然後又是死寂。第一聲哨響和第二聲哨
響之間是隔着三秒還是五秒？我不得而知，對于跪着的那些人，那就是他們的一生吧。因為緊随着那第二聲哨響，我看見了腦蓋和腦袋的分離與腦漿四濺……
其實，我并不記得是怎麼離開沙塵漫漫裡漂浮着血霧的那個刑場的。這許多年裡，我背身走在遠離那個刑場的路上，死刑犯，他們背身跪地的那個姿勢成為留在我記憶裡的一個定格。在那個定格裡，那個保持着一個姿态像一朵花被掰開了再也不能自然合上的死刑犯的笑，總是從靜靜的背身的鏡像裡無聲無息地回過臉來，還那麼笑着。
其實，那個被死吓破了膽的失魂落魄的笑比死亡本身更令人震撼和恐懼。那個人和那些人早死了，可是，那個無比的慘笑一直沒有消失。它一直令我在想：活在這個世界上，人可以有許多的死法，但絕不要選擇這樣的死。
現在，我隻是偶爾回首一下1983年。那座文化宮早沒有了，可是我卻仍看見年輕的我坐在第一展廳的那個角落裡心懷着許多的迷茫。秋天的風刮過高高的石階，那陰冷仿佛在今天還能穿透我……
那個沙土坑以及那些沙石，彌漫和掩埋過許多的死亡。我聽說，它是我所在的那座城市主要的刑場。我在那之後的許多年，常于突然的某一個空靈的瞬間忽就看見了那個場。那個嘴角保持了一個姿态微笑走進死亡的青年的影像反複流淌的水在沙土上一遍一遍地消逝，再一遍遍地湧出來。
之後，我聽說，那裡邊，有該死的，因為罪大惡極；也有不該死的，不該死的緣由是那一年是全國範圍内的“嚴打”。“嚴打”，是一場全國範圍内的人民戰争，有的人，在其他的時間段裡可能死不了，可能就被判個7年、8年、10年，最多20年到頭了。可是，那是1983年，一個撥亂反正的年代，一個百孔千瘡百廢待興的年月，一個法制還沒有健全、公檢法正待收撿舊山河的特殊時間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