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歲那年的夏天，我得了延髓脊髓灰白質炎――小兒麻痹症中最嚴重的一種，病菌侵入了我的中樞神經。剛開始，我吃東西時常常被噎住，繼而吞咽發生困難，很快，我的頸部、雙腳和右手就癱瘓了。
父母被告知我已無藥可治。同時，醫生也不讓他們陪夜。
于是，我的父母一步三回頭地回到密執安州藍鎮的家中。母親整夜安慰着父親。她見他傷心地哭了。這是父親第一次流淚，也是唯一的一次。天一亮，他們振作起精神，默默無語駕車去醫院。
就在父親流淚的那一夜，我發着華氏108度的高燒，毫無知覺地躺在病床上。一位老護士把我放在浴缸裡，用冰塊給我降溫。她寸步不離地陪我度過了充滿危險的48小時，直到我的高燒逐漸消退。
疾病損壞了我身體的許多部位，最嚴重的是靠近頸部的脊椎骨。我躺在床上，根本擡不起頭。
醫生告訴父親，通過治療，我的右手和雙腳的功能有可能恢複，但我将不得不戴着頸部支撐架度過餘生，我将不得不去殘疾兒童學校讀書。
“不！”這是父親對這種可憐的、不能自立的生活的回答。“我的女兒永遠不會那樣！”
父親雖然沒有讀過高中，文化程度不高，但他卻讀了一切他能夠找到的有關幼兒癱瘓方面的書。同時，他虛心向專家、醫生和護士請教。最後，他得出結論：如果他女兒的肌肉能用人工方式進行鍛煉，永久性的肌肉萎縮就不大可能發生。一位按摩醫生同意父親的結論。父親發誓要讓我盡快出院，以便及早進行治療。
出院時，我不能走路，而父親不想讓我像其他孩子那樣坐輪椅，于是就抱着我走出了醫院。
我開始學鋼琴。父親坐在鋼琴前，抱我坐在他的腿上，把我的頭靠着他的胸膛，又把我的雙手放在琴鍵上。我的右手不聽使喚，滑了下來。“沒有關系，很快你就會彈得很好了。”他信心十足。
按摩醫生泰勒每天上午來我家為我按摩肌肉，特别是頸部肌肉，一位家庭教師則每天下午來為我補習功課。父親答應一定讓我重返原來的學校。
父親一天要從公司回家幾次，把我平放在琴凳上，用沙袋放在我的前額、右手和雙腿上，強迫我擡頭、提手和舉腿。頸部肌肉已經有些萎縮，我不得不努力鍛煉，加強其他肌肉的力量用以彌補。一些鄰居聽到我鍛煉時的哭喊聲，認為父親不近人情，因而對父親不理不睬。但父親這樣做恰恰是出于愛，我心裡很明白。
漸漸地，我能靠自己的力量擡頭了，雖然還不太自如；我能走了，雖然還不太穩當；我能寫了，雖然慢一些；甚至，我雙手能彈出幾個音符了，雖然還串不成曲。
我的大部分吞咽器官已經麻痹――現在依然如此。為了進食，我得把頭全扭向右邊才能咽下食物。父親想了個主意，在餐桌上安了一面鏡子。對着鏡子，我慢慢練習端正頭部吃飯，直到基本糾正。我現在吃飯時，頭依然會右偏一點，但人們一般覺察不出。多虧了父親的主意和那面鏡子。
我想去上學，但學校通知父親說我沒有完全恢複，下學期還不能回校上課。父親直奔校長辦公室，對校長說：“請幫助我女兒重返正常人的生活，下學期回校讀書是對她刻苦鍛煉的最好回報。”
終于，在新學期開始時，我回到了學校。
盡管班裡那個最胖的女生罵我是“瘦猴”，但這讓我感到自己又是這個集體中的一員了。期終考試，我獲得了全班的最好成績。
然而，我的鍛煉還遠沒有結束。
那年夏天，父親借債在莫利森湖邊買了一塊土地，搭了一間小屋，這樣我就能每天進行水療。他教我遊泳以提高我的身體素質。他覺得劃船對增強我的臂力有好處，但他又不會，就弄了一條舊小船先行練習。我永遠不會忘記他第一次劃船離開碼頭時的情景：船在晃蕩，他手裡捏着本《簡易劃船六步法》，不到一分鐘，船翻了。岸上的我們哈哈大笑。終于，他學會了劃船，也最終教會了我。
為了使我的形體動作優雅，為了使我的情緒平和，他還教我滑水。在金色朝霞中，我常常在水面上飛速滑翔。
接着，我恢複了芭蕾和鋼琴的學習。舞蹈教師認為我還沒完全恢複，不适合練習高強度的舞蹈，但父親說服了她。
兩年後，我進了中學。我正常了。在開學的前一晚，父親鄭重其事地忠告我：“你要和許多新朋友相處了。他們不知道你的病。永遠不要說！它已經過去了！”父親是泰山壓頂不彎腰的。我記住了他的話。
我18歲生日那天正好是感恩節。晚上，我坐在自己屋裡，凝視着梳妝鏡中我那裸露的頸部，想像着如果它被鋼條、皮帶支撐着的樣子。我再也忍不住了，直奔出去，急切地敲打父母的房門。父親開了門。我一頭栽進他的懷抱，抽泣着說：“謝謝你，爸爸，你給了我第二次……生命。”他隻是摟着我，笑着。以後，我們再也沒有提起過這件事。
父親61歲時就去世了，但他活着看到了他的女兒：一位品學兼優的學生，唱着跳着讀完了高中；靠教授芭蕾供養自己完成了密執安州立大學的學業；沒有頸部支撐架，卻有許多健美比賽冠軍的花冠戴在頭上。他欣賞過我在電視中的優美舞姿，聆聽過我在廣播節目中的動人演講，還挽着我走過安靜的人群，把我交給了新郎。最重要的是，他看到我成了一個他一直希望的人，一個健康、幸福的人。
如果，當年，他對我的病搖頭歎息的話，那麼這一切将不會存在。
高高昂起頭，我大聲說：謝謝，父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