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起朱民擔任IMF副總裁的理由時，拉加德說：“IMF需要改變高層管理人員的背景，除了那些常青藤和歐美名校畢業的博士外，更需要像朱民先生這種曆經了生活磨難又了解發展中世界的博士參與。”
朱民在同事和朋友眼裡，是個談吐幽默、風度翩翩的紳士，但外人卻很少知道，他的生活曾充滿艱辛，這也成了他不斷進取的一筆精神财富。
1968年，16歲的朱民初中畢業後，被分配到一家糖廠當工人。開始，他以為在車間上班，沒想到讓他去扛大糖包。當脊梁上第一次放上200斤重的糖包時，他頓時懵了，嘟囔道：“我這麼小，就讓扛這麼重，能不能放個分量輕的？”話音剛落，就聽旁邊的人說：“嫌重？坐辦公室倒輕省，你有那個能耐嗎？”此話深深刺痛了他，不由分說猛一使勁，就将200斤的糖包扛起來，趔趔趄趄向庫房走去。當放下麻包的一瞬間，他已累得喘不過氣來，但看着還有小山般的麻包在那裡等着，又打起精神重新上陣。好不容易熬到下班，可廠裡又組織政治學習，回到家往往過了吃飯時間。
雖然很苦很累，他卻苦中作樂，匆匆洗過澡，吃完飯，又拉起了小提琴。母親心疼地勸他早點休息，他卻說：“即使不拉小提琴，明天照樣扛麻包，這樣還能解心煩。”父親一句話不說，隻在一旁歎氣。
朱民并未因苦難而放棄文化課，他将每天都做了詳細計劃，一旦空閑下來就複習功課。他堅信，絕不會扛一輩子麻包，隻要咬牙往前走，這個世界總會給自己留有一席之地。
這一天終于來到。1977年高考恢複，已經25歲的朱民以優異的成績考入複旦大學，畢業後又留在母校經濟系任教。為進一步充實知識，他決定走出國門，在經過嚴格考試篩選後，于1985年被美國普林斯頓大學錄取。
剛進入普林斯頓大學，朱民發現自己英語很難過關，有時上課連教授的演講都聽不明白，這讓他很着急。
與生俱來的不服輸性格，促使他隻有一個念頭：迎頭趕上才最重要。于是，他采取了措施：每次上課前，都提前15分鐘進課堂，為的是能坐在第一排，這樣聽課和提問時就能“近水樓台先得月”；第二是錄音。在美國大學，老師講課絕不允許學生錄音，因為對于老師來說，講課也是知識産品，如不經老師許可而擅自錄音，就會被視為侵權而受到指控。朱民就在每次上課前去找主講老師，請求道：“實在對不起，我的英語不太好，可我又十分喜歡您的課，請求能格外開恩讓我錄音，便于我課後複習。我相信，您一定會答應一個要求上進的學生的要求。”他的誠懇，打動了每一位老師，都破例允許他在課堂上錄音，這在普林斯頓大學确實很少見。
由于他勤奮好學，不到半年英語就過了關，并能熟練地用英語發表演講，老師和同學都對這個來自中國的小夥子刮目相看。
他在普林斯頓大學獲取碩士學位3年後，又獲取了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經濟學博士學位，并于1990年至1991年在該校任政策研究所副研究員。
雖然後來一切都顯得很順利，但朱民從來不回避那段艱辛的曆史。在被提名出任IMF副總裁後，他感慨道：“誠實永遠是做人的第一原則，每個人都不能否認或者修飾任何客觀事實。而挫折隻是生活中必須過的一道坎，誰也逃避不掉。隻有勇于面對客觀，承認困難，才能戰勝困難，最終到達理想的彼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