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組拍攝于四川宜賓市政府門口的照片，在于建嵘的微博上引來網友的上千次轉發――照片顯示，一些上訪人員正在躲避追截。此事繼而引起了媒體的廣泛關注。發布照片的人，又在一次給一個中央機關處級幹部班的講座上，播放了宜賓市執法者毆打上訪民衆的錄像。學員們均表驚訝，有人言稱，下次遇到宜賓市來跑項目，堅決不給！
這樣一個“上通下達”的人，就是中國社科院農村發展研究所教授于建嵘。
湘南 城鄉流浪
爺爺要死了。他是一個裁縫，也算是本地有一點影響力的秀才，家裡有很多地。爺爺死的時候，父親還很小，不久，奶奶也死了――父親那時才十幾歲，就成了一個孤兒，沒有人管。
父親就到外面流浪，有一次打架後，他逃到了山裡面，碰到了湘南遊擊隊，就參加了遊擊隊。解放之後，他就算是參加了革命，就做了一個小幹部。母親那個時候在團委當保姆，他們結婚之後，父親被調到衡陽，做了一個縣團級幹部。
“文革”時，南下幹部和地方幹部發生摩擦，把地方武裝視為土匪，挖出了我父親的“土匪”曆史，就再沒有給他安排工作，也沒有抓他坐牢，就是把他晾起來。1967年，我母親帶着我和姐姐，下放到了農村。
父親是那樣的身份，村裡沒有人願意讓我們留下。冬天，他們偷走了我們家的棉被，就是為了将我們趕走。母親沒有辦法，就帶我們流落到城裡，成了黑戶（指“文革”期間沒有戶口的人），沒有布票、沒有糧票，沒有吃，沒有住的地方，很可憐。
有很長一段時間，母親去糧站免費幫忙打掃衛生，就是為了在掃地的時候搜集米袋裡漏出來的米粒。她也會到黑市去買紅薯回來。有些人說某樣東西小時候吃多了，現在都不吃。而我小時候主要吃紅薯，現在還是特别喜歡吃。
衡陽 黑人記憶
我8歲的時候，父親托朋友幫忙，送我去上小學。母親沒有布票，就去讨了一個麻袋，花幾毛錢請裁縫給我做了一件衣服，那人眼睛瞎，衣服口袋一個縫在裡面，一個縫在外面，但那是我當時最好的衣服、穿着它我就上學去了。
班裡有個同學是班長，他認出我――我們剛搬進一家木闆房地下的窩棚裡，他住在木闆房裡。他說：“他怎麼到我們班來了？他是黑人！”老師不在，他們就把我往外拖。我拽着桌子不願意走，縫在外面的那個口袋勾住了桌子，拉扯之下，我唯一的好衣服被撕爛了。
他們把我拖出去，我蹲在學校外面痛哭。父親來了，他說他剛好路過。其實學校在很偏的一條馬路上，我想他可能是特意去看我，他摸着我的頭流淚，很難過。那是我唯獨一次看到他流淚。從此以後，無論如何我都不願意到學校裡去了。
因為沒有戶口，沒有人敢租房子給我們，我們到處流浪。到後來，全部的家當就是一口鍋、兩床被子，母親用一個平闆車一拉就走。
我們之所以生存下來，很重要的原因是我父親雖然是個“壞分子”，自身難保，但因為他當年很講江湖義氣，再怎麼倒黴，還是有朋友願意幫忙。不然的話，當“黑人”的那種感覺……“黑人”身份對我來說，整整8年，從6歲到14歲。這決定了我今天的許多選擇及性格。由于沒有布票，我小時候基本上沒有穿過什麼像樣的衣服。所以我說我是奧巴馬。
1974年，我直接上高一了，我不懂拼音，也不懂數理化，但好在正規讀過小學的人也不懂這些。1976年，父親被平反，但7個月之後，他就死了。如果不死的話，可能就當上了大官。但他一死，事情就麻煩了。因為母親的工作還沒有安排，母親對這個事情總是耿耿于懷。我說，算了，我考上大學之後，肯定讓你過上好日子。
大學 母親的榮耀
我考上湖南師範學院，成大學本科生了，牛得很，工作轉正之後可以拿到54塊5毛錢，而大學生是可以預支工資的。我母親高興得不得了，她說這是她一生中感到最榮耀的事情。
上大學的時候，我17歲。母親的工作是給别人刷酒瓶，她沒有錢送我去學校。一個人去的第一天，把我吓壞了。父親有很多戰友，都是很講義氣的人。省公安廳的一個人到火車站去接我，我聽到有人喊：“衡陽來的于建嵘！”我一看，是個警察，吓得我要尿褲子了！我年齡小，從小又被抓怕了，我說我沒有犯罪。他說：“我是來接你的。”
大學畢業後我分配到衡陽日報，天天寫社論。後來因為種種原因，我有一年多沒有工作，就幹脆當律師去了。我當律師比誰都簡單。
有一個禮拜六，我和幾個朋友到湘江邊散步，走到師範學院門口，看到告示說要招考“律師工作者”。那個時候，政府想通過招聘建立一支律師隊伍，我去面試取得培訓資格。
我什麼都沒學過，就去考試了。司法局的人在那兒讓我們填表，他們一看我是大學本科生，眼睛一下子就亮了。他問我：“你懂法律嗎？”我說：“法律還不就是那麼一些事情嗎？”
他問了一個問題，最有意思，考倒了一大批人：“如果有三個人賭博，有兩個人輸錢了，輸的人就合夥對付赢了的人，把錢從他那兒拿回來，你說這是一個什麼行為？”
我們是腦子動得多而快的人，我說：“搶劫！”他馬上問：“搶誰的錢？”如果我說搶赢了的人的錢，那我就是認可了賭博的合法性。我們這種學哲學的人馬上進行邏輯分析，我說：“這是搶國家的錢。”他說：“怎麼是國家的錢？”我說：“國家待沒收的錢。”考官把桌子一拍：“就是你了！”
海南 賺錢不是目的
我是中國第一批取得律師資格證的人。第一年，我掙了150多塊錢，給母親買了一件呢子大衣。我天天幫别人打官司，到處賺錢，幾年下來，就掙了12000塊錢。那個時候，一般人一個月掙50塊錢，我有20年的工資了，我不怕，我覺得我可以下海了，就帶了12000塊錢去海南。
靠替人要賬，在海南我得到了人生的第一個10萬，激動得一個晚上沒睡覺。那種興奮的感覺，後來永遠找不到了。我打電話給母親，她說：“你不要做，那是犯法的事情！”做了一年多，我發現錢好賺，就和幾個朋友一起幹，有一次給别人寫一頁紙的法律文書，就賺了60萬。
我們幾兄弟賺到1000多萬的時候，我認為我賺的錢一輩子都用不完了。我說我不幹了，沒意思。他們不同意，我堅決要分錢。拿到200多萬，我賣掉舊車買了一輛馬自達，又買了一個2萬多塊錢的大哥大，還辦了一張銀行卡，開始雲遊全國。
武漢 找到目标
我考上大學離開家鄉時，就曾經發過誓，先解決生活問題，但我這一生的目标是：1。搞清楚是什麼把一個黃皮膚的孩子變成黑人；2。要想一切辦法使我們的後代，再不這樣被人為地變成黑人。
所以，我賺錢之後堅決要分錢。我當年賺錢的目的不是為了賺錢，是為了獲得自由，因為沒有錢就沒有自由。離開之後，有兩年的時間，我心中有想法，但沒有目标，四處走走。後來，有人建議我找華中師範大學的老師徐勇。徐勇接到我的電話，很懷疑：這個家夥，是幹什麼的？
他和我談過之後，說：“你應該讀博士。”我說，我一輩子沒想做這個事情。他說你不對，你一定要繼續讀書，一定要進入
體制，否則你就隻能是個江湖郎中。我就去學校跟徐勇待了一年，但我不住學生宿舍，住外教樓，60塊錢一天。咱有錢，牛得很！
我考了徐勇的博士，他不準我走，讓我老老實實待着，那一年我吃苦了，看了好多書。第二年，徐勇說你不能在學校待了，必須去做調查。這是徐勇對我的兩個最大的啟示：第一，必須讀書，必須有身份；第二，你必須做調查。
我開着車沿着毛澤東走過的路走了一遍，花了一年的時間，再回來寫論文。調查的時候，我哪一天見到什麼人都有記錄，我們做律師的人喜歡做記錄。那時候沒有微博，要有微博的話我天天發微博。調查完了之後，論文寫了3個月，我獲得了全國優秀博士論文，全國評定第一名。
北京 追求理想
我起先是到農科院去做博士後，導師是個特别講究的人，而我特别不講究。他還有一個女博士後。我每次去見他，他都訓我：“你怎麼鞋子也不擦？衣服穿得破破爛爛的，怎麼不去買件新的？叫你師姐好好教教你！”說得我火大。後來有了機會，我就去社科院了。
2003年10月，我們幾個住在通州的社科院博士後，聽說宋莊有幾個畫家，就去玩。在小堡村我們見到了一位正在做飯，好像生活很艱難的畫家。别人卻告訴我，這位畫家畢業于中央美院，在老家有一所很大的美術學校，是位千萬富翁。我們都不相信。
這位畫家卻告訴我，千萬富翁是真的。他為實現自己的藝術夢想才離家出走，自願過這種生活。我問：“在家也可以畫，為什麼要離家？”他說：“畫畫就是畫心，在我心目中，小堡村是先鋒藝術的前沿陣地，一走進這個村，就像戴上紅軍八角帽，手握鋼槍要沖鋒了。”說完，他淚流滿面。
我驚喜萬分，激動不已。這種理想主義者的自由生活，不正是我追求和尋找的嗎？我問：“還有小院出售嗎？”他告訴我，附近有個畫家剛搬走，有一個院子出售。我趕緊聯系，房主見我急要，開出當時的天價12萬5千元。我當場就買下了房子。
小院裝修完總共花了30多萬。老師一直罵我：你是搞土地研究的，還不知道這個房子不能買嗎？将來它會被拆。我說：管他，不就是個房子嗎，拆了再說。隻要我過得高興，愉快，我就買！
小堡村有個畫家，說：“通州是北京的，宋莊是中國的，小堡村是世界的，我們是人類的。我們為人類畫畫，不為人民币畫畫。”這有些像瘋話。但我卻感到了他們的智慧和勇氣。
過去的事情，我從來沒有忘記過，但不是為了記恨什麼，我有我的目标，我為此奮鬥了近3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