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藝40年，感受生與死，看淡名和利。
“我是郁鈞劍。”坐在北京香格裡拉酒店大堂，這位曾憑借《什麼也不說》、《說句心裡話》、《當兵幹什麼》、《家和萬事興》等一系列脍炙人口的歌曲紅遍大江南北的軍旅歌手，用最平常的5個字介紹着自己。
“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對我是比較熟悉的；七八十年代出生的人，對我就有點陌生了；現在的‘90後’，估計很多都不知道郁鈞劍是誰了。”郁鈞劍毫不避諱地說。不過，飯店一位“80後”服務員見到客人中有郁鈞劍，出于仰慕，還是給了他一個“特殊待遇”――免費為其檸檬茶配搭了一小杯牛奶。郁鈞劍得知後，意外地笑了。
歌唱改變命運
到2011年8月，55歲的郁鈞劍從藝正好40年。1956年，郁鈞劍生于廣西桂林的一個書香世家。父親是機械工程師，母親是婦女幹部。郁鈞劍在家中排行老二，還有一個哥哥。雖然從小就喜歡唱歌，但他根本沒想到這會成為他一生的事業。
1971年，“文化大革命”已進入第六個年頭，郁鈞劍正在廣西師範大學附中讀書。當時，各地文藝院校的停辦，讓文藝隊伍出現了青黃不接的現象，加上“革命樣闆戲”普及的需求，各文藝團體開始自行招收學員。此前一兩年，廣西壯族自治區歌舞團、京劇團都曾到廣西師大附中招過生，但郁鈞劍因“家庭出身不好、有海外關系（祖父的四個兄弟都在海外從事飛機制造行業）”，每次都被拒之門外。以至于後來他開始認為，隻有“上山下鄉”才是自己該走的路。臨近初中畢業時，桂林市文工團學員隊來學校招生。老師将招生工作委托給已是校毛澤東思想文藝宣傳隊隊長的郁鈞劍負責。此後幾天，郁鈞劍認認真真地帶着一群滿懷憧憬的同齡人去考場，等大家考完了，又認認真真帶着他們離開。一位監考老師看在眼裡，覺得奇怪，終于在最後一天叫住他：“你怎麼不考考？唱支歌吧！”“煙雨莽蒼蒼，龜蛇鎖大江”短短一首歌，郁鈞劍唱了不到5分鐘，命運卻從此改變――他被文工團學員隊錄取了。
進入學員隊後沒多久，郁鈞劍就正式加入桂林歌舞團，學起了聲樂。聲樂老師對他的評價是：條件不一定是一流的，但樂感一流，很難得。而這種難得的樂感，也為郁鈞劍帶來了人生的另一次機會。
1978年，一家香港唱片公司老闆來到歌舞團，為該團的歌舞劇《劉三姐》錄制專輯。就在等待劇組主演從外地返回時，這位老闆無意中看到了郁鈞劍的獨唱表演。他當即找到歌舞團團長：“我要錄這個人（的專輯）！如果答應，我還可以給你們團加送一台電子琴！”腳踏的電子琴，這種當時全廣西都沒有的時髦樂器，最終讓團長動了心。
一盤磁帶，10首歌，錄了10天。《彈起我心愛的土琵琶》、《牧羊姑娘》……時隔30多年，郁鈞劍仍對錄制過程中的點點細節記憶猶新，談到興頭處，甚至會眯起眼睛哼唱起來。郁鈞劍回憶說，當時，那位香港老闆一定要他在專輯中錄上一首《洪湖水浪打浪》，他一聽，頭搖得跟撥浪鼓似的：“我不錄，這是女歌，男聲沒法唱的！”“郁先生呀，你不懂啊，你們沒有市場（意識）。什麼男歌女歌，香港人、台灣人都不管的，老百姓愛聽什麼，我們就給他們唱什麼。”香港老闆一着急，用一口“香港普通話”做起郁鈞劍的工作。最終，這盤取名《洪湖水浪打浪》的專輯銷量很好。“我後來聽說，很多人從香港回來時，甚至會将它藏在行李中想混入關，海關的人剛查出時，還以為是黃色錄音帶，可仔細一聽，裡面錄制的卻是好聽的中國民歌。”
就這樣，郁鈞劍成了中國第一位在海外出個人（磁帶）專輯的歌手，也是第一位與海外唱片公司簽約的歌手。但當年，還沒等專輯出版，郁鈞劍就已經離開桂林歌舞團前往北京了，他希望找到更大的舞台。
數秒鐘的煎熬與考驗
1979年3月的一天下午，在北京新街口豁口小七條九号院的二樓，郁鈞劍面對總政歌舞團的各位招考官演唱了兩首歌：一首是俄羅斯民歌《三套車》，另一首是當時很流行的歌唱周恩來總理的《假如我是一隻鴻雁》。第二天一早，他便接到時任總政歌舞團合唱隊副隊長陸德培的電話：“小郁，告訴你一個好消息，你昨天的考試通過了。”說來奇怪，郁鈞劍考歌舞團每次都是一次過。1975年，他憑一首《烏蘇裡船歌》考上了總政軍樂團，但也是因為家裡有“海外關系”而未能成行。而1979年，中國已步入改革開放時代，“海外關系”等政治限制少了很多，這幫助郁鈞劍最終走入總政的大門。
剛到總政歌舞團時，郁鈞劍是在合唱隊。那時，總政歌舞團的節目以“宏大”為主，一台2小時的晚會，百餘人的大合唱就要占去三四十分鐘。留給獨唱的時間非常少。而在歌舞團，像李雙江、寇家倫這樣有獨唱實力的人又太多。不過，郁鈞劍算是幸運的。因為他有在香港出版獨唱專輯的“資本”，進入總政沒幾個月，就有了獨唱的機會。“最初是到張家口802軍事大演習、雲南扣林山等部隊慰問演出；到1983年，趕上團裡‘培養新人’，我也有機會正式登上了大舞台。”
郁鈞劍清楚地記得，在老政委喬佩娟、副團長胡德風以及合唱隊老隊長王瑩波等人的堅持下，他終于獨立登台。“當時團裡排練場有塊黑闆，每天都會标注類似‘下午×點，某某合樂’的字樣，而我的名字上，總會莫名其妙地被人畫上叉。為了能上台唱個獨唱，我确實承受了很大的壓力。”正式演出那天晚上，郁鈞劍站在舞台上，當大幕徐徐拉開，看着台下滿滿的1000多名觀衆，他的心似乎一下子被填滿了，
“什麼都忘了，沒什麼比這更激動的事情了！”《送别》、《少林少林》兩曲歌畢，沉沉的大幕徐徐拉上，郁鈞劍退到場邊，站在台口，等待，心跳得像快要從胸口蹦出來一樣。“那時不像現在，一個人站在台上自說自話，就能一首接一首地唱下來。我們必須在大幕落下後退到場邊，舞台監督會觀察台下觀衆的反應，如果大幕完全合攏後掌聲還能持續數秒，才能重新拉開大幕，歌手再次登台。這數秒鐘，對歌手而言，無疑是一種煎熬和考驗啊！”還好，郁鈞劍等到了大幕重新拉開的那一刻。王隊長說：“小郁啊，大幕拉開了，就意味着你勝利了，什麼閑言碎語都不要聽了。”
巅峰時刻激流勇退
走上獨唱道路的郁鈞劍，此後可謂順風順水。他不斷地參加全國全軍的各種大型演出，20次參與中央電視台春節聯歡晚會，還出訪了40餘個國家和地區進行演出，錄制了40餘種獨唱專輯。他将美聲、民族、通俗等唱法糅和在一起，演唱風格得到越來越多人的喜愛。但就像任何硬币都有兩面，郁鈞劍雖然“紅”了，但也被推進了各種争執的漩渦。“誰排（名）在前誰排（名）在後，誰上了春晚誰沒有，誰多唱幾句誰少唱幾句，這種看起來毫無意義的争執，在文藝團體中卻不時發生。”郁鈞劍無奈地說。其實，對于這些所謂的榮譽，郁鈞劍并沒有看得太重。“我一直牢記父親在我赴京時的臨别贈言，老子《德道經》中的一句話‘一慈二儉三不為天下先’。”1990年，他甚至将這種心情，寫成一首題為《無所謂》的新詩：
一次成功是一次嘔心瀝血的跋涉
走不到頭的太陽，永遠隻能張望
滿眼的金光是密密麻麻在飛濺的創傷
獲獎的喜悅如同一爐報廢的鋼
拍紀念照時有一把一隻腿短的椅子
偷偷把胸前的紅花墊在下面以免搖晃
自己懂拿自己尋歡作樂的時候
便在無所謂裡誕生了灑脫
即使有如此平和的心态，但矛盾還是無法繞道而行。郁鈞劍唱了大量軍歌，其中在春晚上演唱過的《小白楊》和《說句心裡話》，一直在歌壇上有着“到底誰是首唱”的争議。當記者就此事問他時，郁鈞劍先是閉口不談，再三問，才開始“答非所問”：“首唱這個概念，是在1993年毛甯和張咪因争唱《藍藍的夜，藍藍的夢》打起版權官司後，才在中國文藝界興起的。在此之前，任何一個作曲家都會将自己的作品推薦給不同的歌者，希望大家都唱，而這是當時文藝界的常态。那時候中國沒有版權意識，誰唱紅了歸誰。而在我們總政，常常是一個總譜多人唱，也沒有什麼誰先誰後之分。大量功成名就的歌唱家，都經曆過首唱者和傳唱者成功之間的矛盾。”1999年，一位德高望重的老人針對此事開導他：“任何一件事，兩個人同時做，總有一個吃虧，總有一個占便宜，看你是願意吃虧還是願意占便宜。在這個問題上你要想開些，畢竟50年後，誰還記得誰啊！”聽了這些話，郁鈞劍豁然覺悟，并開始了思考。
也是在那年，郁鈞劍在杭州的一次演出結束後，被一群孩子圍了起來：“郁叔叔，給我簽個名吧！”郁鈞劍一愣：“這是我第一次聽見有人這麼叫我，此前，大家多是叫我‘郁大哥’，最多叫一聲‘郁老師’。”緊接着，有個孩子說：“我爸我媽最喜歡聽您的歌了！”敏感的他知道，“人無千日好，花無百日紅”，一個時代就要過去了。他由此萌生了退意。2000年，郁鈞劍遞交了轉業報告。總政一直不批，直到2002年12月，他才從總政歌舞團轉業到中國文聯。郁鈞劍在正當紅時果斷地離開，讓許多人始料不及。老政委喬佩娟至今說起此事，還十分惋惜：“小郁就是這樣‘任性’，說打報告就打報告，說走就走了，他的離開是我們軍隊文藝的一大損失。”
人生三大樂事
其實，郁鈞劍也未必舍得那個舞台。2002年9月，他還寫了一首詞《漁家傲??爐竈破了》，其中用“談何易”、“時猶豫”、“心無底”，來表達自己離開演出團體前後的複雜心态。
轉業到中國文聯後，郁鈞劍擔任文聯演藝中心主任，在此後的9年間，他在那裡尋找到了更新的舞台。“文聯有一個優勢，下面11個協會聚集了各界的文藝專家。在這裡，我可以負責組織全國的各種大型活動。比如，每年的全國文學藝術界春節大聯歡‘百花迎春’晚會；‘百花芬芳’建軍80周年的8場系列演出周、建黨90周年的9場‘黨的旗幟高高飄揚’系列演出，等等。通過這個平台，我結識了不少朋友，也積累了更多的創作感受和生活體會，具有了更大的人生價值。”
忙碌工作之餘，郁鈞劍也非常享受現在的生活，他形容自己的生活有“三樂”：讀好書、交好友、喝好酒。
讀書對郁鈞劍來說，是一種揮之不去的情結。郁鈞劍的祖父在新中國成立前做過福州中華職業學校校長，也在上海大學裡教過書，對詩詞書畫非常精通。受家庭的影響，郁鈞劍從小就酷愛讀書。抗戰時期上海淪陷，祖父到桂林擔任全國廠商會遷桂聯合會主任，“聽母親說，當時家中有3間書房，裡面全是裝滿了書的書櫃。新中國成立後，祖父将書都運往上海，隻剩下空空四壁。那時，我就常常望着空屋子想，什麼時候我也能把他們裝滿？”這種情結，後來一直影響着郁鈞劍。從十幾歲參加工作起，他就開始“玩命地買書、讀書、藏書”。如今，最令他滿足的是，家中已有近40個書櫃，藏書近萬冊，“滿滿當當的書，積攢着我半生的最愛，它們都已經沉澱在我的生命中”。
愛書、敬書的郁鈞劍也同樣喜歡創作。如今，他已經出版過5部詩集、2部散文集和2部書畫集。在最近出版的詩文集自序裡，他寫道：“後來求全在歌壇的名利場上，于快樂與不快樂中拼搏，寫詩也就成了一種慰藉。如今到了已經泰然于快樂與不快樂之間的年紀了，寫詩便沒有浪漫與激動，也就少了許多靈感。”少了“靈感”的郁鈞劍又開始進行書畫創作，并于1993年6月和今年6月在北京中國美術館舉辦了兩次個人書畫展。
不過，頗具文人氣質的郁鈞劍在交友方面卻多了幾分“江湖氣”。他看重朋友情意，喜歡和朋友喝酒交心，現在與他相處的朋友中，大都與他醉過酒。“我一直對‘君子之交淡如水’不認可，君子之交就應該‘濃似酒’。”對于郁鈞劍的“喝好酒”，好友黃宏很是感慨：“酒桌上我覺得郁鈞劍的風氣是最正的，也是最不正的。所謂最正，是說他能喝也能說；所謂最不正，是誰的酒他都能勸下去，即便這個人不會喝酒。”李雙江也感歎：“郁鈞劍喝酒很豪情，酒量很大，但他喝酒能喝出點文化來，喝出點文章來，還能喝出點詩情來。”郁鈞劍說，自己交友從不在乎其身份和地位，和朋友之間也無拘無束。他曾經打電話到黃宏家，一聽接電話的是黃宏的妻子小潔，便捏着鼻子說：“宏宏在家嗎？”吓得黃宏“一身冷汗”，以後更以“郁哥哥”回敬他。
郁鈞劍有一個幸福的家，妻子是海軍總醫院的醫生，因為不是圈裡人，平時非常低調。“我們是通過家裡人介紹認識的，當時見面我有一見鐘情之感，後來就結了婚，女兒也長大成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