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3月13日夜3時20分,在紐約昆士鎮的克尤公園發生的一起謀殺案很快成為《紐約時報》的頭版新聞。
被害人吉娣??格羅維斯是一位年輕的酒吧經理,她在下班回家的途中被溫斯頓??莫斯雷刺死,時間大約是早上3點左右,在此之前已殺死過另外2名婦女的莫斯雷與格羅維斯根本不認識。無論從案件的性質還是謀殺的手段來說,這都是一起很平常的謀殺案,促使這起謀殺案震驚全國的原因是什麼呢?
從法醫的屍檢報告上,警察發現,死者的死亡時間是早上4點左右,而死者遇刺的時間是早上3點多鐘。難道格羅維斯在從被刺到死亡長達1個小時的時間裡沒有發出任何求救嗎?難道周圍沒有一個人聽到她的求救嗎?于是,警察開始走訪鄰近的居民,詢問他們是否看見過可疑的人物或聽見格羅維斯的求救聲,人們都說沒有。
但法醫提供給警察的醫學報告是:當人有生命危險時,會發出本能的求救。女死者不可能在身上有傷又有能力求救的情況下,在那安靜地躺上1個小時。在警察的再三追問下,開始有人說出了真相,再加上警察從兇手莫斯雷那裡了解到的情況,他們終于還原了整個兇殺案過程。
謀殺案現場的旁觀者
在這個黑色的夜晚,美豔的格羅維斯依舊像往常一樣停好自己的車子後,就朝着她住的公寓走去,但與往常不同的是,她發現身後有一個可疑的男子正緊緊地跟着她。格羅維斯不由得加快了步伐,因為不遠處就是她的獨身住處了。然而就在她拿出鑰匙準備開門的時候,出于自我保護的本能,格羅維斯大叫:“救命啊!救命啊!”
莫斯雷想捂住格羅維斯的嘴,但她卻拼命掙紮着,情急之下莫斯雷将随身帶的刀子插進了格羅維斯的身體裡。同時,他發現這棟公寓裡很多住戶的窗口都有了燈光,并且有一個人還對着他大聲喊:“放開她!”莫斯雷丢下格羅維斯向停車場的方向跑去……
幾分鐘過後,那些開燈的窗戶又恢複了漆黑,受傷倒地的格羅維斯吃力地爬向大門。突然,莫斯雷再次出現在她的面前,他拽下了她那長長的圍巾,驚恐的格羅維斯再次向公寓裡的住戶發出了求救:“救救我,救救我!”燈光再一次亮起,兇手再一次逃走……當公寓大樓再次漆黑下來。莫斯雷第三次返回兇案現場,在格羅維斯微弱的呼救聲中,對其實施了強暴。
令人不可思議的是,整個行兇過程超過了35分鐘,并且在這個過程中至少有38位居民曾經到窗前觀看。盡管女死者曾大聲呼救,但沒有任何人來救她,甚至沒有一個人打電話報警。這38個居民有的人甚至打開燈從窗戶向下張望,他們看到兇手被大家亮起的燈吓跑了,就又回去睡覺了。後來他們又聽到了求救聲,但以為剛才那麼多人看熱鬧,這次也一樣會有很多人打開燈的,所以就繼續睡覺了。
《紐約時報》首先以《38名目擊者:格羅維斯謀殺案》為題報道了整個事件,随後很多新聞評論人和學者都認為這38名無動于衷的證人是現代城市人道德淪喪的代表,頓時讨伐聲四起,這38名證人受到了輿論的強烈譴責。
就在這個全美嘩然的時刻,兩位年輕的心理學家――紐約大學的約翰??巴利和哥倫比亞大學的比博??拉塔内卻并不同意将這種旁觀者的無動于衷和見死不救歸咎于道德淪喪的問題,他們相信一定有其他的原因。于是,他們精心設置了下面的一組實驗。
“癫痫病人發作”的實驗
約翰??巴利和比博??拉塔内以一個關于都市大學生的個人适應問題的必修讨論課為名義,召集了72名紐約大學的新生。實際上,這是心理學家的一個巧妙設計,讨論個人問題并不是實驗的目的。心理學家是想了解,當這些來參加讨論的學生發現别人有危險時,會做出怎樣的反應。
為了創造與“格羅維斯謀殺案”相似的情境,每位參加實驗的學生都被安排在一個單獨的屋子裡,并被告知可以通過麥克風與在隔壁參加讨論的學生進行交流,但這個麥克風隻有輪到指定發言的同學發言時間才能打開,這樣實驗的參加者就無法通過麥克風與隔壁的聲音交流,這與“格羅維斯謀殺案”中那些不能夠互相交流的“目擊者”所處的情境是完全一緻的。
實驗開始了,那些被分布在不同房間裡的來參加讨論的學生都聽到了對講機裡傳出一位男同學的聲音,心理學家告訴他們,這位男同學正在隔壁傾訴着自己的困惑。而實際上,這個聲音是從一盤正在播放的磁帶中傳出來的。
這個用錄音機虛拟的男生,首先做了一個簡單的自我介紹,他是一名紐約大學計算機系的新生,然後他說出了适應大學生活和學習的難處,并承認在這種巨大的壓力下,他經常會突發癫痫病。
接着,他又繼續讨論着他在情感上的困惑。突然,他的呼吸開始變得急促,說話也變得結結巴巴:“我的……我的老毛病又犯了。”他向來參加讨論的同學發出了求救:“我,我快要死了……救救我……啊呀。”在一陣桌椅的碰撞聲之後,隔壁的房間變得安靜了。每個參加實驗的人都聽到了這部分聲音。
接下來,兩位心理學家為每個參加實驗者續傳了不同的聲音,包括3種聲音情況。
第一種情況,當參與實驗者聽到隔壁房間的“癫痫病人”發出求救時,再沒有聽到任何其他人的聲音,即參加實驗者以為隻有自己和“癫痫病人”兩人在參加讨論。
第二種情況,當參與實驗者聽到隔壁房間的“癫痫病人”發出求救時,同時還聽到在“癫痫病人”的房間裡還有另外一個人,即有3個人一起參加讨論。
第三種情況,當參與實驗者聽到隔壁房間的“癫痫病人”發出求救聲時,同時還聽到在“癫痫病人”的房間裡還有另外4個人,即有6個人一起參加讨論。
按照兩位心理學家的設計,“癫痫病人”一共發作了6分鐘,由此得出的實驗結果讓人大跌眼鏡:
在那些2人讨論組中,有85%的人沖到了隔壁的教室,而且從聽到“求救”到采取行動的平均時間隻有52秒,甚至有的人在剛剛發現那個男生的發病迹象時就沖了出來。而那些6人讨論組中,隻有31%人動了。而且反應速度也比較慢。此外,兩位心理學家還發現,在3分鐘之内沒有采取救助行動的人,在以後的時間裡也将不會采取行動。
實驗結束後,心理學家向這些學生們說明了實驗的真正意圖,并詢問了那些無動于衷的學生為什麼沒有及時伸出援助之手。他們在沒有經過任何商量的前提下,無一例外地都認為,自己也許并不能對發病的同學有多大的幫助,可能在場的其他人會更懂得急救癫痫病人的方法。即使少了自己一個人的幫助,還是會有别的同學去幫助那個發病男生的。
同時,心理學家還發現所有參加實驗者在聽到有人發病後,均表現出了一定程度的緊張和驚慌失措,當心理學家走進他們所在的房間時,很多人的第一句話都是:“他怎麼樣了?”可見,這些參加實驗者還是很關心“癫痫病人”的安危的,并不是冷漠無情的。兩位心理學家推測,在“格羅維斯謀殺案”中沒有伸出援助之手的那38名“看客”,在案件發生的時候,内心也是焦慮不安而又充滿矛盾的,并不是報道所說的那樣“無動于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