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片上除了一個閃着橘黃色暗光的“6”字，别無他物，旁人不明就裡，但當事人孫志遠卻想了很多，“這算我的生活，我抓住了它。”他戴着眼鏡，不留意很難發現，他的目光與衆不同。
“我是個視障人。”孫志遠說。五年級時，酷愛運動的他突然左眼視網膜脫落，最後失明。半年後，他的右眼也壞了，視力還不到0.01。
外面世界的大門轟然關上，隻留下一條細縫的微光，這是孫志遠對世界的感知。
那一年，孫志遠剛12歲。他不會想到多年以後，作為“盲人”的自己，還能“重新看這個世界”。
孫志遠一直是北京“1+1聲音工作室”的成員，這是一家以視障人為主體的公益機構，平時主要通過廣播，與健全人之間搭建溝通橋梁。2009年，工作室與英國的一家公益機構PhotoVioce開展了盲人攝影培訓。
盲人攝影是一個合作完成的工作。志願者和盲人，兩人一組，共同确定拍攝主題，尋找表現方法。盲人很多時候想拍攝的，是一種對世界的私人化的認知感受，是一種抽象的想象，比如孫志遠的那個“6”字，是他工作和生活的樓層。那天拍攝時，孫志遠拿着相機，摸索着進了電梯，摸到6，按下，然後等了幾秒，電梯叮咚一聲響，他迅速雙手舉起相機，緊貼在腦門上――這是盲人控制相機簡易可靠的方式之一，可以保證相機更穩、位置更正，在志願者的提示下，調整自己與“6”之間的距離和高度，然後按下快門。
而先天失明者他們對空間、顔色、角度都很難理解，他們拿起相機顯得慌亂和局促，隻能通過觸摸了解閃光燈、自動檔和鏡頭，依靠聲音判斷開機、關機和聚焦。不過，拍照時他們有時還會忘記相機的狀态，就隻能關機再開機。
拍照前，培訓師往往先讓他們聽兩分鐘音樂，然後，每人用相機去表現與聽音樂時相似的情緒和畫面。孫志遠聽的是一段拉美曲風的歌，由緩慢漸而歡快，他說，起起伏伏的音樂讓他滿腦子想的是一個畫面：“傍晚，暮色昏黃，罩着一棵大樹，樹下坐着他和幾位朋友，大家在閑聊，有一人開始講他去拉美冒險的故事。”每個人想到的畫面都不一樣，聽先天失明者的描述，仿佛看一張印象派繪畫。
拍照時，一旁的志願者會不斷用語言告訴盲人四周的景觀如何，一起去尋找合适的拍攝對象。“漂亮”、“鮮豔”、“廣闊”等詞不能用，先天失明者無法理解它們，志願者通常需要拉着盲人的手，一邊講述，一邊去觸摸，這是他們熟悉的方式。
除了志願者的語言引導，盲人攝影時，很多會依靠自己的鼻子和耳朵。李彥雙就一直對水很好奇。當水龍頭打開時，嘩嘩流淌的水流帶着下墜的力量，沖擊在手掌上，但抓不住留不下。她在志願者的協助下，拍了半個小時，隻為抓住水滴離開水杯的那一瞬間。這張照片上，右上角是半隻水杯，一滴水挂在杯底，行将下落，往下便是一隻大手，那是志願者的手。
攝影的過程暴露出了盲人生活常識的欠缺，比如有人想拍“燙”，因為他每天摸着被太陽曬得發燙的天橋欄杆，印象深刻；有人則想拍飛鳥，因為經常能聽到鳥叫，但他們并不知道鳥有多高，不知道飛行時有什麼阻擋物；還有人想看到給樹木澆水後，樹木是什麼樣子，會和人吃飽飯一樣興奮嗎？
還是有些新東西被創造。比如上海第二醫科大學音樂教師金威，他的視力隻有0.08。“如果我想拍攝日出，我就用心體會太陽在我身上的熱量；如果我想拍攝石頭，我就用心觸摸它，在拍攝以前感受它的角度。”金威說，“面對常人所忽視的生活細節我會落淚。能夠看到，對我來說，就是一種奢侈。”
攝影這件事，讓孫志遠建立了信心，盲人攝影如此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事情，現在也能“拿下”，還有什麼事情不敢去嘗試呢？
其實在國外，盲人攝影早已發展很久，并出現了Eckert這樣的知名盲人攝影師，也出現了很多教盲人影像的專業培訓機構。但在中國，盲人攝影還是個新鮮事物。
世界衛生組織估計，全世界有盲人4000萬到4500萬，低視力者是盲人的3倍。中國約每分鐘就會出現1個盲人和3個低視力患者。到2020年，我國視力殘疾人數将達到5000餘萬。
海倫??凱勒曾經說過：“我的身體不自由，但是我的心是自由的。”無論孫志遠還是金威，他們都對這句話感觸良多，“身為盲人，要給自己自由，不能自我禁锢。盡管失去視力，但我們沒有失去自我的視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