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座素有“小香港”之稱的美麗園林城市裡，卻有一個低矮、狹小的鐵匠鋪在倔犟地生長着，好像給城市光滑的肌體打上了一個“補丁”。這塊“補丁”，就是鐵匠鋪主人祥叔打的。
鐵匠鋪門可羅雀，祥叔一個人堅守着，看上去很孤單。
一個周日的下午，我閑着無事，就到鐵匠鋪找祥叔吹水。他正在打鐵，見我到來，馬上泡了一壺鐵觀音，招呼我喝茶，然後就自個兒忙開了。我想幫他，圍着他轉。臉龐正被爐火熏得通紅的他，馬上擺手止住我：“别轉别轉，你礙手礙腳的，會越幫越忙。”我隻好乖乖坐下喝茶。
祥叔本名張春祥，現年67歲，滿頭銀發。雖年事已高，但腰闆硬朗，揮錘打鐵賽過壯小夥，是東莞響當當的鐵匠。他16歲就跟父親學打鐵，一打半個世紀，前後帶出二百多名徒弟。改革開放後，祥叔靠打鐵打出兩幢樓，一時風光無限。而今，二百多個徒弟無一人願意繼承衣缽，兒子甯願打工也不願打鐵，隻留祥叔一人在“孤軍奮戰”。
“六月爐邊鐵匠，勤能緻富；臘月水面漁翁，儉能持家。”這副由他自撰的對聯，就挂在鐵匠鋪裡。祥叔自嘲道：“别看我隻有小學文化，可我走南闖北，見多識廣，算是半個文化人了。”
祥叔的鐵匠鋪裡有一個大爐子，一副鐵匠台，一部擊打機。爐火呼呼直叫，把鐵燒紅後，他用鉗子咬住鐵，放在擊打機上錘打；稍打出形狀後，就把鐵放在鐵匠台，揮動錘子，“哐啷”、“哐啷”連續擊打；把鐵打成形後，再回爐淬火。爐火把他的臉映得通紅，汗順着臉頰直淌。
打完鐵後，祥叔擦了擦汗，呷了一口茶，和我擺起了龍門陣。小王，我隻讀了個小學，不是我讀書不行，而是家裡沒錢讓我讀，隻好作罷。父親是個鐵匠，我16歲就跟父親學打鐵，那時大夥叫我“小鐵匠”。打鐵還須自身硬，主要有“三硬”：腰闆要硬，不管再苦再累，腰闆要挺直，腰闆挺不直，就打不成鐵；腿要硬，有個電影名叫什麼來着，對，站直喽，别趴下，腿若不硬，趴下了，也就完蛋了；雙臂要硬，雙臂不硬揮不動錘。初學打鐵，一錘下去，虎口生痛，腰闆發軟，雙腿打顫。16歲的孩子哪經得起“三硬”的折磨，我不想幹了，打個鳥鐵。但為了吃飯，必須打下去。跟着父親學打了4年鐵，沒少挨罵，但總算打出來了。我很快另立門戶，在萬江、中堂等地帶了3個徒弟，大夥不再叫我“小鐵匠”了，改口叫我“小師傅”了。
祥叔端起一杯茶一飲而盡，用袖子抹了抹嘴，把茶杯重新滿上。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東莞到處都是密密麻麻的河湧，河水清澈見底，用手捧起一捧水就可以喝；稻田縱橫交錯，綠油油的稻子一望無際，整齊地随風搖曳，美得讓人流淚。那個年代，打鐵挺吃香，我和幾個徒弟打農具，今天到這個大隊，明年到那個大隊，吃了東家吃西家，而且還有點工錢。我把工錢平均分給徒弟，他們對我感激得不行。我憑打鐵這門手藝，混得不愁吃不愁穿，還能貼補家用，我很滿足。
祥叔邊呷茶，邊歎息。我打鐵技術過硬，打的農具耐用，人又實在，名聲也好，是東莞屈指可數的鐵匠。我的徒弟越來越多，先後帶了二百多個徒弟。他們跟着我，看的是我的技術和人品。要不，誰願做你的徒弟。改革開放初，我迎來了鐵匠生涯最為輝煌的時期。那時，工地多如牛毛，廠房如雨後春筍般一間間冒出來。我的鐵匠鋪門庭若市，我給工地打鋼釺、長鐵釘、馬釘等，每天面對熊熊爐火，忙得連飯也顧不上吃。我靠打鐵的雙手，打出兩幢樓，村裡人對我刮目相看。
祥叔又端起茶杯，臉色有些不自然。上個世紀八十年代還有人打鐵，到了九十年代打鐵的人越來越少了。我好多徒弟放下鐵錘“下海”去了，勸都勸不回來，讓我很傷心。進入21世紀，二百多個徒弟竟無一人繼續打鐵，隻留下我一人堅守。我想把打鐵傳承下去，就把希望寄托在兒子身上。兒子沒考上大學，我想讓他繼承我的衣缽，繼續學打鐵。沒想到兒子死活不肯，說打鐵沒出息，甯願去打工也不學打鐵，這讓我百感無奈。兒子不打鐵，我再收徒弟。1984年和1986年，我收了兩個四川徒弟，可他們不争氣，打了幾個月，嫌累，撒手不幹了，說打鐵太原始、不是人幹的活。那一刻，我感到世道變了。
“世道真的變得好快，我現在連一個徒弟都收不到，我的這門手藝恐怕要失傳了。”祥叔的歎息聲比山還重，“兒子說得對，在當今社會，打鐵是沒有出息的。而今，在東莞隻有我一個人在堅持打鐵，我成了東莞最後一個鐵匠。”
祥叔雙眼黯淡，一臉落寞，再次端起一杯茶一飲而盡，而後拿起鐵錘，“哐啷”、“哐啷”打起鐵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