叭！一聲沉悶的槍響，打破了的午夜的沉寂，僅挨着班長張東生鋪位的戰士被這突如其來的響聲震醒，他本能地大喊了一聲，頃刻間他的臉上濺滿了溫熱的血腥氣息，他似乎意識到了發生了什麼，立刻坐起來，随後便歇斯底裡地喊道，班長！排長！不好了！有人開槍了！他去拉靠牆邊下的電燈開關，燈拉亮了，這時這名戰士看見本班副班長鄭建正木讷讷地站在班長床頭的前面，他還沒有弄清怎麼回事，叭！槍又響了！副班長也倒在了血泊之中……當時時針恰好指向午夜1點1刻。我被這突如其來的槍聲、呼喊聲驚得失魂落魄，顧不得穿鞋，跳到地中間，喊着他倆的名字，用手搖晃着剛剛倒在地上，已失去知覺的副班長鄭建。躺在床上的班長張東生也早已沒了知覺。他是和衣而睡的，難道他是預知今晚會有不測嗎？
我急忙向連部的方向跑去。
連長、指導員已被槍聲驚醒，正朝着我們排的方向跑來，我與他倆撞了個正着，我上氣不接下氣地彙報發生的一切。指導員立即吩咐我給駐地野戰醫院和我們部隊衛生所打求救電話。
由于野戰醫院住在縣城，離我們部隊還有二十多裡的山路，最快也要二十分鐘。
這時，接到我的求救電話的本部衛生隊李醫生和連隊衛生員已趕到事發地點，正在給兩個受槍傷的班長、副班長包紮傷口。
當野戰醫院898醫院的醫護人員趕到事發現場的時候，班長張東生還是停止了呼吸。副班長鄭建雖然沒有停止呼吸，但已是神志不清，他傷得實在是太重了，子彈從他的下颌處打入，以斜的角度又從後腦部穿出，整個半邊臉血肉沫糊，情況緊急，隻幾分鐘的時間，在戰士們的幫助下把鄭建擡到了急救車上。
鄭建真是命大，到達898醫院後，在醫院的醫護人員的全力搶救下，終于脫離了生命危險。在治療的日子裡，連隊派本班的另一位戰士看護鄭建。半年後，鄭建的身體狀況已恢複的很好，隻是語言表達上不如從前，但他的思維能力還算正常，經軍區軍事法庭的審理，決定在我們部隊開設臨時法庭，按法律程序，須有一塊國徽标志，責成部隊政治處的魯幹事，按照國徽的比例，用泡沫雕刻了一枚直徑約二尺的國徽，又刷上金粉，下面的綢穗用紅色皺褶紙連接的。當軍事法庭的工作人員把這枚國徽挂到連隊用餐的食堂牆壁中央的那一刻，我的心情複雜到極點，它的威嚴、它的莊重、已提不起我太高的思想激情，因為被審判的不是戰場上最大惡極的敵人，而是我朝夕相處的戰友，你可以堅定地說，此刻的鄭建已不是你的戰友，他已演變成罪犯！我在這不超過三十分鐘的法庭上，仿佛已過去三年的時光。鄭建毫無疑問地被判處死刑，當軍事法庭的審判長，對着這莊嚴的國徽宣布鄭建死刑的一刹那，我心靈的悲哀也仿佛達到了極緻，我整個軀體好像是沒有了知覺。當我知道鄭建脫離生命的那一刻，就會有今天的結果，真不如當時他向自己開槍射出的那顆子彈擊中他的要害，免得他半年後還要遭受第二顆子彈。軍事法庭在特定的情況下，維護部隊的安全秩序，祖國的尊嚴等等，無可非議，但讓本部隊的人去對罪犯執行槍決，從這個層面上理解也無可非議，但罪犯在還沒有演變成罪犯時，畢竟是我們朝夕相處的戰友，還好，為鄭建送行的那一槍并沒有落到我這個當排長的頭上，是我連的一排長接受了這個艱難的任務，他是半年前從廣西部隊老山前線下來的一位同志。
發生在我排的槍擊事件終于結束了，兩個年輕人的生命消失了，論年齡他倆比我小不了幾歲，我常常一個人爬上部隊營區後面的大山頂峰，試圖讓料峭的春風吹拂掉這久久揮之不去的陰霾，我苦思苦想，為什麼這倒黴的事情發生在我排戰士身上，這是我在軍區陸軍學校學習畢業後，回到本部隊還不到十天啊，這件事情的發生，讓我即頭痛又沮喪，猶如一塊巨石壓在我的心頭，讓人透不過氣來，從此，血氣方剛的我變得蔫頭耷腦，沒有了年輕人的活力，在軍校所學的各類知識與遠大抱負已蕩然無存，不光是我，連裡從上到下都沉浸在隐隐的不快氛圍裡。
出了這樣的事件對于我這樣一位剛剛上任的小排叉子來說，我的心情複雜的程度遠遠比其他任何領導都重，我反複自問，是我的工作沒有做到位，沒能及時了解班裡所有戰士的思想動向，如果是及早發現這些現象，班長和副班長的矛盾就不會激化到拿槍殺害自己戰友的地步。然而，他倆之間我又不是一點不良苗頭都沒有發現，幾天前我在和排裡的一位戰士談心時，他曾向我談過一班長張東生、班副鄭建的一些情況，據那位戰士說，他倆都是同年入伍，又是老鄉，在新兵連時，兩人就因為一些瑣事争吵不休，他倆深知在部隊是不可以打架的，他倆明裡不能打，就私下商量暗地裡打，往往是在星期天休息的時候，兩人跑到大山深處找一塊較為平坦的空地，展開了“戰鬥。”但戰鬥結束後往往吃虧的是鄭建，雖然鄭建人高馬大，但他總是沒有占過上風，身體被張東生打得青一塊、紫一塊的，張東生雖然個頭矮小，據說從小就在業餘武術學校學過武功，憑他的功底，打鄭建這樣一個毫無武功的大塊頭，是輕松加愉快的，他倆至新兵連至今，近兩年多的時間裡不隻搏鬥了多少次。那位戰士還說，特别是近一個月以來，班長張東生填寫了入黨志願書，深為班副的鄭建更是潛藏在心中的妒火也越燒越旺。
有一次參加部隊勞動，在乘坐大卡車時，當班長張東生剛要爬上卡車時，在車上的副班長鄭建，突然向身邊的另一個戰士撞去，此刻，還未站穩的張東生被這突然的外力撞擊下，迅速向車廂外倒下去，班長重重地摔在車廂下面……他倆的矛盾，猶如兩隻鬥紅了眼的公雞一樣，要想把他們從思想上把他們真正拉開，雖然很難，但隻要去耐心開導，是能夠和好的。我不明白，連裡的領導為什麼要把他倆分在一個班，從心裡學上講，隻能是激化矛盾，不能緩解矛盾，就好比是把兩顆定時炸彈放在了一起。既然連領導對他倆的情況有所了解，為什麼不做細緻的思想工作呢？
雖然我隻為他倆當排長的時間不長，我就可以推脫責任嗎?我從兩位曾經是戰友的父母親的淚水裡，讀到了我的罪惡感，盡管我已再三向四位老人檢讨，我沒有照顧好他們，但老人卻說：“是我們沒有教育好自己的孩子啊！”多善良的老人啊！他們越是這樣，我的心靈所遭受的折磨就越強烈。
一個月後，當我鄭重其事地把要求轉業的報告遞到指導員手裡的時候，一直壓在我心頭的那塊石頭終于落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