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張景平
公元756年的盛夏，安祿山叛軍在幾乎未遇抵抗的狀态下開進不設防的長安城，一個寄予後人無限想象的盛世在酷暑中驟然崩塌。然而此時，鋒刃的反光卻使城南巍峨的秦嶺山谷中彌漫着逼人的寒意，叛軍開始大舉搜括藏身在這裡的朝臣。出于種種原因，相當一批官員沒有跟随玄宗父子西去，而是選擇到南山暫避，畢竟這裡有他們熟悉的别業與寺院。對于那些達官貴人被俘時的凄慘與狼狽，史書沒有記載，卻惟獨以簡練的筆法勾勒出這樣一個場景：叛軍在山谷中發現一位名叫韋述的史官，他安靜地坐在那裡，懷裡抱着的不是金銀細軟，而是一部尚未完稿的《國史》——在這些沒有來得及最後厘定的卷子中，“安史之亂”前唐王朝六位帝王與一位皇後所統治的一個半世紀，曆曆俱在。
史官韋述抱《國史》而陷賊，以極富象征力的方式構成一種隐喻：一場突如其來的叛亂徹底終結了李唐王朝鼎盛時期的輝煌曆史。也許是由于“盛唐”的光環太過耀眼，這使得一般人印象中的後期唐帝國幾乎等同于孱弱與動蕩的代名詞。事實上，唐王朝在遭受重創後不但維持了144年的國祚，甚至幾度呈現“中興”之态，這在曆代大一統王朝中十分罕見。我們或許有必要在藩鎮割據、宦官專權與朋黨之争以外，看看安史之亂後的唐王朝從廢墟中再次站立并重建新秩序的種種努力。
抵禦吐蕃：周邊安全的重建
公元763年，史朝義兵敗自殺，綿延8年的安史之亂終告平定。然而一場慘勝并不能使朝廷馬上擺脫風雨飄搖的局面。來自潼關以東的軍事壓力固然暫時緩解，但新的威脅已從西方逼近。就在安史亂平後的第二年，朔方軍叛将仆固懷恩招引吐蕃、回纥、黨項等部侵入關中，長安告急；次年，吐蕃等部聚衆30萬再攻長安，唐代宗逃亡，這座偉大的首都在10年内第二次被周邊民族的武士們占領。危急之際，老将郭子儀單人匹馬深入回纥大營，依靠自己多年來與回纥上下的情誼，說服他們退出與吐蕃的聯盟并與唐軍合作，終于迫使吐蕃軍隊退出長安，再次将唐帝國從危機中挽救出來。
吐蕃是幾乎與唐王朝同時崛起的強大政權，唐、蕃雙方時戰時和，唐軍在多數時間中處于上風。為了保持對吐蕃的軍事優勢，玄宗時期在從甘肅東部經河西走廊直到天山南北的漫長戰線上部署了大量精銳軍隊，其統帥也多選拔名将充任，哥舒翰即為其中代表。安史亂起，西部軍隊大部分東調平叛，吐蕃借此機會開始大舉進攻，隴右、河西節度使轄境内烽火四起。吐蕃首先集中兵力奪取今甘肅東部地區，然後逐步向西蠶食，764年占領西北最大城市涼州(今甘肅武威)，781年迫使苦戰11年的敦煌軍民投降，790年攻占唐北庭都護府所在地庭州(今新疆吉木薩爾)。同時，吐蕃還聯合南诏，屢次對以成都平原為核心的劍南道發動大規模攻擊，西部邊境的多個戰線相繼告急。
“昔日安西萬裡疆，今日邊防在鳳翔。”吐蕃的擴張使長安直接暴露于其兵鋒之下。吐蕃以遊牧為主，喜歡在秋高馬肥之際入侵内地，于是每年秋天朝廷都需調動大批軍隊往關中西部至靈州(今甯夏靈武)一帶備戰，名為“防秋”。吐蕃方面也頗多雄才，懂得使用軍事以外的多種手段對付唐朝。公元786年，吐蕃統帥尚結贊利用唐朝統治集團的内部矛盾，精心策劃了“平涼劫盟”事件。尚結贊的意圖是先以反間計把鎮邊宿将李晟罷官、再以會盟為由劫持名将渾瑊、最後再于朝廷内制造輿論将地位最高的老将馬燧當作替罪羊，從而将當時唐朝最有才幹的三位将領一次除去。此計劃雖未能實現，但說明此時唐朝面臨的外來威脅，已經不是部落侵擾的疥癬之疾，而是存亡之秋的心腹大患。
就在朝廷上下疲于應對吐蕃進攻的時候，曾為肅宗謀劃平定安史方略的奇人李泌冷靜地向新即位的德宗分析了形勢，認為對蕃戰争頻頻陷于被動的根本原因不在軍事而在外交。李泌建議，隻有調整外交政策，建立聯合回纥(788年改名回鹘)、南诏甚至天竺、大食在内的統一戰線，對吐蕃形成包圍之勢，方能從根本上扭轉局面。李泌的建議得到了朝廷采納，雖然不清楚對大食、天竺的統戰成果究竟如何，但南诏、回鹘相繼恢複了與唐王朝的友好關系，并在幾個戰略方向上遏制了吐蕃的攻勢，局部地區甚至還有反攻。唐朝在對蕃戰争中處處吃緊、時時挨打的局面逐漸緩解。吐蕃則由于失去盟友而力量大減，過快的擴張速度又使得内部矛盾重重，進入9世紀後開始衰落并爆發内戰。9世紀中葉的宣宗時代，隴右地區爆發了漢族民衆為主的大起義，唐朝借此一度收複了許多被吐蕃占領的故地。
總而言之，唐朝後期，來自吐蕃的威脅最為嚴峻。西部廣袤疆土的淪陷使唐帝國的版圖失去了平衡，詩人李商隐生動形容這種局面道：“如人當一身，有左無右邊。筋體半痿痹，肘腋生臊膻。”曾是唐帝國西北軍政樞紐的涼州以異域歌舞與葡萄美酒聞名，該城陷于吐蕃，尤其讓帝國精英們耿耿于懷，元稹的《西涼伎》與杜牧的《河湟》等名詩都直斥将領乃至宰相的無能。但從另一個角度看，經曆安史之亂的帝國已經傷筋動骨，主動恢複昔日疆土已是不切實際的夢想，而國力大減的唐帝國畢竟在首都附近抵禦住了鋒芒正勁的吐蕃軍隊，最終熬到了對手在9世紀末的總崩潰，也可以算作一種勝利。對蕃戰争中，争取回鹘、南诏兩個昔日與國也确保了唐朝後期北方、西南兩個戰略方向基本平靜。面臨嚴重邊患的情形下，唐王朝雖屢有遷都之議，最終沒有付諸實施，這對于帝國政治凝聚力的保持起到了極為重要的作用，否則又一幕永嘉南渡的悲劇或許會再度上演。
重整禁軍：内部軍事格局的重構
“安史之亂”的平定中，朔方軍立下汗馬功勞。但即使在平叛戰争之中，朝廷對朔方軍始終未給予充分信任，皇帝常派宦官至軍中幹擾指揮，以緻釀成慘敗。曆代史家，多以“忠奸”對立來記錄解釋這些史實。我們當然不否認肅、代二宗的昏聩與魚朝恩、程元振之流的包藏禍心，但站在皇帝與朝廷的立場上，似乎也有理由對他們的擔憂報以同情的态度：手握重兵的郭子儀與李光弼，是不是會成為下一個安祿山或史思明？九節度使邺城會戰幾乎聚集了朝廷可以調動的全部精銳，但朝廷居然不設主帥以緻諸軍無法協同而潰敗，個中關節不難明了。
大批精銳部隊效忠于将領而非朝廷，是安史之亂爆發的一大重要原因。朔方軍雖然神勇，但郭、李等名将的影響力也令皇帝忌憚，因此分化朔方軍就成為肅、代二宗的重要選擇。朔方軍主力雖然經常遠赴内地作戰，其基本防區還是在長安的北部、西北一帶；随着吐蕃的興起，朔方軍又成為唐王朝藩屏西北、拱衛京畿的主要力量。朝廷以更好地分區防禦為由，不斷在原朔方軍轄境内設立新的軍鎮，并分别以朔方軍各将領出任節度使，至于郭子儀與李光弼兩位中興名将，一位在安史亂後長期被褫奪兵權，一位在安史亂平後不久就郁郁而終，朔方軍各部失去了共同尊奉的統帥，朔方軍将領之間、朔方軍與其他系統将領之間的不諧開始充分顯露，這正是皇帝所樂見的。此種局面導緻了兩次危機，第一次是764年仆固懷恩叛唐導緻吐蕃占領長安，第二次是784年李懷光叛唐導緻德宗流亡漢中。這兩人造反經曆幾乎有着共同的腳本：他們都是朔方軍骁将、都為國家出生入死并立下過赫赫戰功，卻都受到來自朝中宦官或權臣的陷害、都受到同級将領的排擠，被形勢“逼反”；但又僅僅是為了自保而非以篡奪社稷為目的，最後身敗名裂。兩人的悲劇從一個角度說明，“安史亂後”的唐帝國，其軍政關系正在進行深刻調整。
皇帝與朝廷充分意識到：用一個節度使的軍隊去平息另一個節度使發動的叛亂是極為不可靠且不安全的，皇帝迫切需要一支由自己直接掌握的強大軍隊。皇帝直接掌握的軍隊即所謂禁軍，自唐初以來一直有兩個系統，一是沿襲北周、隋以來府兵制的基本制度精神所設立的十二衛，二是自高祖晉陽起兵的老班底中選拔的“元從禁軍”、曆次擴編後發展為玄宗朝以招募兵員為主的“龍武軍”。但在平定安史之亂的實戰中，老牌禁軍的表現不佳，其最為有名的“戰績”恐怕是發動“馬嵬嘩變”。與此同時，一支駐守在帝國西部邊境的野戰部隊崛起為新禁軍的中堅，這就是大名鼎鼎的神策軍。
神策軍原本是盛唐時期在唐與吐蕃邊界擔任戍邊防禦任務的部隊，後東調參與了平定安史之亂的戰争。在吐蕃進攻長安期間，逃亡中的唐代宗得到了神策軍的忠誠保衛，這支與朔方軍沒有淵源的部隊從此得到了皇帝的特别青睐，成為帝國柱石。在朔方軍逐漸被分化瓦解的同時，神策軍經過幾次擴編後達到了十幾萬人的規模，大批名将任職其中，士兵裝備良好、戰鬥力很強。神策軍主要負責長安與整個關中的警衛工作，同時還擔負有讨伐叛亂與抵禦外敵的任務。這支部隊最顯著的特點，就是除極短暫的時間外，基本上由宦官直接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