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代初期，我念英國文學時，所有學生必讀的一本重要評論作品是《多義七式》（SevenTypesofAmbiguity，該書改變了整個現代詩的曆史，也開創了“細讀”批評範例）。驚人的是，威廉·燕蔔荪（WilliamEmpson）寫作這本博學的作品時年僅23歲。同樣驚人的是，他正苦心孤詣撰寫這本書之際，卻被劍橋大學開除了，原因是在他房裡發現避孕用品。”
瑪格麗特·阿特伍德（MargaretAtwood）女士用這個事例生動地說明人類是如何受限于時代：“不是像琥珀裡的蒼蠅那麼僵硬透明，而比較像糖蜜中的老鼠。”3月，全美書評人協會将終身成就獎頒發給這位78歲的加拿大籍女作家—既身處時代的限制中，又以作家之眼旁觀時代的限制。
童年的阿特伍德在昆蟲學家和營養師組成的家庭中成長。由于父親昆蟲研究工作的需要，阿特伍德自6個月大時，就開始了她的叢林探險。年複一年地進入林區又離開，在八年級之前阿特伍德甚至沒有接受過完整的全日制教育。但“這絕對是一種優勢”，這種經曆讓文明與蠻荒之間的張力成為她作品常見的主題之一。
經曆了叢林與都市雙重童年後的1960年代，年輕的阿特伍德創作了小說《可食用的女人》，寫出了《圓圈詩集》—獲得當年加拿大本土頒發的最高文學獎項“總督獎”的作品和《該國動物》，卻無法免俗地要處理面包與水仙花這個永不過時的矛盾。得知獲獎消息時，當時正值雙十年華的阿特伍德，居然隻有一雙休閑鞋。1960年代的加拿大，作家是不能算作職業的。她仍記得那個年代“戴副眼鏡，邋裡邋遢”的自己，并将那時的境況描述為：貧窮和順從—順從自己内心的召喚。
同期另一位廣為人知的加拿大作家，便是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愛麗斯·門羅了。阿特伍德回憶，“從1969年，也就是她的故事集《快樂影子之舞》和我的詩集《圓圈遊戲》雙雙出版的那一年起，我跟愛麗斯·門羅便成為了朋友。一次我去維多利亞拜訪她，睡在她家地闆上。那時許多加拿大人都是從短故事開始寫起的，因為60年代的加拿大要發表小說很難。我們都是從羅伯特·韋弗在CBC的電台節目《選集》中起步的。”
她們都跨過了時代降下的火圈。全美書評人協會頒獎人在介紹阿特伍德時評價道，“她不是一個女人，她是20、30個女人。”阿特伍德在寫作上的确涉獵廣泛而又筆耕不辍。她寫《盲刺客》，用宏大而精密的布局，嵌套了一個又一個故事；創作一些短篇，并将其描繪成“一場詭計多端的客廳遊戲”；寫《使女的故事》，一部常人理解為未來小說，但阿特伍德本人堅持認為是“思辨型小說”的作品，用以表現“現實生活的邏輯延伸”。她并未在小說中提供解救社會的良方，隻是專注完成針對讀者“有些事情你必須要知道”的使命。有趣的是，自美國總統特朗普·唐納德當選後，《使女的故事》這本于1980年代在《紐約時報》暢銷榜上盤踞23周未下的小說又一次開始熱銷，并被改編成了美劇，将于4月26日上映。這或許跟阿特伍德對小說創作的功能性的理解有關：作家既是幻象制造者、技工巧匠，同時也是社會及政治權力的參與者。
21世紀初，阿特伍德出席為紀念威廉·燕蔔荪開設的講座時，進行了六場演講，探讨“身為作家”這一暧昧又永恒的議題。究竟是為了什麼寫作呢？為了記錄現實世界；為了在混亂中建立秩序；為了對死亡做鬼臉；為了贊頌藝術；為了贊頌宇宙……瑪格麗特從不同的作家處列出寫作的動機清單，卻未能找到一批共通的動機，于是她隻好改為追問寫作是什麼感覺：“寫作或許有關黑暗，有關一種想要進入黑暗的欲望甚至強迫感，并且幸運的話，可以照亮那黑暗，從中帶些什麼回到亮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