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曆史是人類曆史長河中一段不能磨滅的記憶。随着不同時期研究方法和觀察視角的不同，人們對宋代曆史的認識也在不斷變化。宋代曆史的形象曆經元、明、清、近代直至今天，一直處于變動不居中，而宋代曆史的魅力也因之會持續存在。
元明清人眼中的宋代曆史
1279年南宋滅亡以後，元世祖忽必烈诏令修遼、金、宋史。但忽必烈之後，曆經數朝诏修三史，卻遲遲未能成書。雖然有經費問題、舊史多缺佚、史才不足等原因，但主要還是因為以遼、金為正統還是以宋朝為正統争論不休。直到元順帝時丞相脫脫裁定“三國各與正統，各系其年号”，才使修纂遼、金、宋三史得以順利進行，從而徹底打破了以漢族政權為正統的傳統觀念，這也為明朝掀起重修宋史和研究宋史的高潮，埋下了伏筆。
元朝史臣的《進宋史表》對有宋一代曆史從兩個方面做了基本評價。一方面是對程朱理學作了高度的肯定。所謂“矧先儒性命之說，資聖代表章之功，先理緻而後文辭，崇道德而黜功利，書法以之而矜式，彜倫賴是以匡扶。”元朝史臣還在《宋史》道學傳的序言中直陳：“此宋儒之學所以度越諸子，而上接孟氏者欤。其于世代之污隆，氣化之榮悴，有所關系也甚大……後之時君世主，欲複天德王道之治，必來此取法矣。”這與元統治者将朱熹學說定為“國是”一脈相承。1315年，元代第一次開科取士，當時的統治者要求将《四書章句集注》作為教科書，明清時代延續了這種模式。另一方面，元朝史臣在論宋代“其有弊”時指出，“大概聲容盛而武備衰，論建多而成效少”。元朝人劉嶽申對此解釋說，“宋視漢唐，内無女色、閹寺之禍，外無強籓、外戚之變，經學不為無功，而國勢不免積弱”（劉嶽申：《申齋集》卷十五《策問三史》）。元朝史臣對宋代曆史的蓋棺之論大緻也影響了明清人對宋代曆史的認識。
《宋史》修纂成書沒有幾年，元朝就被明朝取代了。明代對于宋代曆史的認知除了繼承《宋史》的看法以外，又有新的動向。其一，明朝是在推翻元朝統治基礎上建立的漢族王朝，因而明統治者在承認華夏民族“天下一統”的同時，特别強調對宋朝曆史文化的認同和繼承。重修《宋史》和重視研究宋史成為明代史學的一大特色。據研究，有明一代先後産生了123種宋史著述，現存62種（吳漫：《明代宋史學研究》）。其二，與元朝統治者一樣，朱元璋亦以程朱之學作為明朝的統治思想，科舉、教育與經學進一步緊密結合，理學（道學）思想影響到明代的政壇、風俗、禮制的方方面面。其三，明朝人對宋文、宋詩、宋詞、宋畫的褒揚和批評，奠定了宋代文學藝術與漢唐并峙的地位。其四，南宋時人鄭樵和文天祥從“取士不問家世，婚姻不問閥閱”，以及“士大夫以官為家，捐親戚，棄墳墓”等現象看到唐宋之際社會發生了巨大變化，而編撰《宋史紀事本末》的陳邦瞻更是從中國古代曆史發展的大勢看到宋代是曆史大變革的時期，他說，其變之大者有三：鴻荒一變而為唐、虞，以至于周，七國為極；再變而為漢，以至于唐，五季為極；宋其三變，而吾未睹其極也。
陳邦瞻指出宋的變革既不像以效法“道德”取勝的周朝，也不同于以效法“功力”取盛的漢唐，而是“舉一世之治而繩之于格律，舉一世之才而納之于準繩規矩，循循焉守文應令，雍容顧盼，而世已治。”因而宋朝三百年的文治主要表現在社會内部的穩定上：“其家法嚴，故呂（後）、武（則天）之變，不生于肘腋；其國體順，故（王）莽、（董）卓之禍，不作于朝廷……其制世定俗，蓋有漢、唐之所不能臻者。”他還指出，由宋代開啟的曆史變革至明朝仍然處在繼續發展的階段，“變未極，則治不得不相為因，今國家之制，民間之俗，官司之所行，儒者之所守，有一不與宋近者乎？非慕宋而樂趨之，而勢固然已”。陳邦瞻的這一看法也得到編撰《宋元通鑒》的薛應旂的贊同，後者指出：“回視宋元，世代不遠，人情物态，大都相類。”
清代對宋朝的積弱多所批評。如王夫之在《宋論》中批評宋的軍政時說：“岐溝一蹶，終宋不振”“士戲于伍，将戲于幕，主戲于國，相率以嬉而已。嗚呼！斯其所以為弱宋也欤”。四庫館臣在為宋人數部著作的提要中也多使用積弱來形容宋的國勢，如為王安石《周官新義》所作提要中說：“安石之意，本以宋當積弱之後，而欲濟之以富強。”乾隆皇帝更是多次評議宋的積弱：“積弱之勢既成，益見其恹恹不振，誠可笑耳”“國勢成積弱，況複政多咎”。
近代語境中的宋代近世說及其“近世”指向
到了19和20世紀之交，中西學者均将宋代曆史指向中國近世的開端。先看域外學者的觀點。宋朝是中國近世的開端，這是日本學者内藤湖南首先提出來的。1922年，内藤湖南發表《概括的唐宋時代觀》系統闡述了其宋朝是中國近世開端的假說。内藤的假說是建立在西方文藝複興以來的曆史分期方法基礎之上的。即上世（上古）、中世（中古）、近世（近代）三分法，内藤認為唐代是中世的結束，而宋代則是近世的開始。從中世向近世的轉移，根據是“貴族政治的衰頹和獨裁的興起”，而這一點則是任何國家都能看到的自然順序，是世界史的普遍現象。内藤提出的假說在二戰結束經他的學生宮崎市定等人的發揮和展開，在國際學界産生了深遠而廣泛的影響。内藤湖南的學生對宋代近世說的發展表現在兩方面。一是将宋代近世說概括為“唐宋變革論”。二是1950年10月，宮崎市定發表《東洋的近世》，全面列舉了從宋代到清代中國近世社會的特征：大規模的都市、發達的交通、繁榮的交換經濟、建立在契約上的地主—佃戶關系、中央集權的官僚國家體制、科舉制度産生的文官體系、以傭兵制為基礎的龐大中央禁軍。所有這些特征，歸納起來無非都是高度發達的交換經濟與中央集權的國家特征相結合的體現。他在中國宋代和歐洲文藝複興之間列舉了許多平行的史實和共同點，認為在新生的宋代平民文化中，已經能看出中國近世國民主義搏動的先兆（張廣達：《内藤湖南的唐宋變革說及其影響》）。
宋代近世說或唐宋變革論對國際宋史學界産生了深遠而重大的影響，日美歐學者對宋代的曆史地位均作出了很高評價。宮崎市定在《宋代的煤與鐵》一文中指出：“中國的文化……到了宋代便超過西亞而居于世界最前列。”日本學者和田清在《中國史概說》一書中認為：宋代橫比當時世界各國，均在其之上，處于領先地位；宋代縱比前代，亦超越之，是中國古代曆史上繼漢朝、唐朝之後的又一座新高峰。新近出版的《哈佛中國史》第四冊《儒家統治的時代：宋的轉型》寫道：“歐洲則在數個世紀後的商業和工業革命期間，對東方的思想進行了仿制、吸收和改進。”不僅如此，美國的曆史學家在日本漢學家的啟發之下，開始把宋代看做中國史上的真正具有形塑作用的時期之一，是社會、經濟、政治、思想各個方面都有廣泛發展的時期，這些發展大大有助于形成直到20世紀的中國的面貌。
内藤的宋代近世說不僅是就中國曆史分期的學術問題展開讨論的，而且是與他關注當時中國政治走向及日本對華政策分不開的，即為處在辛亥革命前後中國政治走向開出“貴族政治→君主獨裁政治→共和政治的社會發展趨勢”方案服務，帶有殖民色彩。循着這一思路，中國的辛亥革命不是從舊體制、落後社會到新體制、先進社會的轉換，相反“從唐代中葉到五代、北宋亦即離現在約一千年前到八百年前之間，已逐漸形成了我們所說的近世紀。”如何保障這種緣于曆史“早熟”必然出現的“共和制”呢？内藤提出，“中日共存的方向：即以先進國家日本的經驗輸入激活中國社會，由此達到國家自立的進程”。
當然，到20世紀70年代後半期，日本學界在反思西方的曆史分期法得失時，看到西方史學和社會學的“近代”是根據西歐社會發展經驗總結出來的架構，以此作為研究中國曆史分期的預設，此種東西比附一旦流于牽強，必然造成歪曲和混亂。美國學界也得出了大緻相同的意見，包弼德認為，應當對内藤說的傳統理解進行更新，即認同内藤的時代分期，但要抛棄内藤說以宋代與西方近世相比拟，以歐美式近代為趨歸的目的論。
再看國内學者的看法。國内學者主要是從傳統中國文化的發展脈絡來看待宋代曆史文化與他們所處近世（晚清社會）的關聯。如嚴複在給熊純如的信裡說：“若研究人心政俗之變，則趙宋一代曆史最宜究心。中國所以成為今日現象者，為善為惡，姑不具論，而為宋人之所造就，什八九可斷言也。”王國維說：“天水一朝人智之活動，與文化多方面，前之漢唐，後之元明，皆所不逮也。近世學術，多發端于宋人。”著名曆史學家金毓黻在《宋遼金史》總論中說：“治宋遼金史，實為治近代史之始基。”這些前賢的論述與前揭陳邦瞻、薛應旂的觀點一脈相承，顯然明清以來中國學者提出中國近世（明、清）的文化主流源頭起自宋，雖然與日本學界的宋代近世說在時間概念上有相似處，但是與日本學界将中國近世的發展比附西方文明進程有本質的不同。也大緻是這個原因，才有陳寅恪對趙宋文化的高度褒揚：“華夏民族之文化，曆數千載之演進，造極于趙宋之世。”
從上述可知中外學者在19和20世紀之交，都把宋代曆史看作中國近世的開端，其後日美學者偏向諸如城市、市鎮、經濟、交通、印刷、社會結構等方面宋至晚清的源流變化；而中國學者則主要總結了宋代的學術思想、文學藝術、人心禮俗對晚清社會的形塑作用。
宋朝是一個積貧積弱的國家嗎
二戰以來，與日美歐學界對宋代曆史高度評價相反的是，國内學者對宋代曆史的評價呈現批評、貶抑為主的态勢，有兩個方面的表現，一是給宋朝冠以“積貧積弱”的帽子。其實，早在南宋後期，有識之士就說“民窮”“财匮”“兵弱”是當時的三大弊政，而前揭元明清人一緻認為宋朝“武備不振”和“積弱”。民國時期，錢穆在《國史大綱》中将宋元明清人的議論概括為“積貧”和“積弱”，20世紀50年代末先師漆俠先生在《王安石變法》一書中第一次将“積貧積弱”連用來概括宋神宗實施變法的主要社會原因，1962年鄧廣銘先生将這一概括引入《中國史綱要》宋代曆史部分的書寫。由于《國史大綱》和《中國史綱要》是大學和中學教材，遂使“積貧積弱”成為20世紀後半葉評價宋代曆史的代名詞。二是新中國成立以後所确立的封建社會内部分期研究範式，把宋代作為中國封建社會走向衰亡的開始，即唐宋時期處在封建社會由前期向後期轉變的時代，宋代處于封建社會的衰落時期，其落後是不言而喻的。基于這兩方面的認知，國内學界一般提到宋朝曆史總是與政治上腐朽、學術上反動、經濟上積貧、軍事上積弱畫等号。
那麼到底應該如何看待“積貧積弱”說呢？根據目前的研究，“積貧”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更正。從國家财政和地方财政的角度而言，宋仁宗朝形成的“财匮”，在王安石變法後得到一定的舒緩，南宋以後則一直是為擺脫财政危機苦苦掙紮，地方财政則長期處于入不敷出的窘境，所以“财匮”之說是有充分根據的。而從“民窮”的角度來說，宋代社會最底層的客戶，與魏晉隋唐以來的部曲相比，不論是法律身份地位、遷徙自由以及謀生手段，都有較大的改善和提高，加之宋朝的社會救濟制度不僅漢唐難以企及，元明清也沒有超過，而宋代大中城市裡五萬貫家财的富戶人數衆多，所以要辯證地看待宋朝的“積貧”。
對于“積弱”說也應當在一定程度上進行更正。過去對宋朝積弱的認識有兩層含義：一是國勢弱，二是軍事能力弱。對于前者，大多數研究者都不能認同，因為宋朝的經濟、科技整體發展水平遠不是遼、西夏、金、元所能比拟。而對于後者雖有質疑者，但未能得到充分解釋。我以為，若從戰争具有防禦和進攻兩種基本形式而言，宋朝對于遼、西夏、金、蒙古的戰争失敗主要是發生在主動進攻戰上，而從防禦戰的角度來看，宋大多數時間在境内抵抗來自遼、西夏、金、蒙古進攻，則多能取得不俗的戰績，因而應當改變宋人不能打仗的偏見。為什麼宋以後曆代都說宋“積弱”呢？我個人以為大緻有三點原因：一是由于政治腐敗和戰略決策的失誤，北宋和南宋均被金、元在短時間内滅亡，這就是“積弱”的表現。二是在所謂“和平”對峙年代與遼、西夏、金、蒙古的交往中（特别是南宋）又常常扮演賠款、退讓等屈辱角色，這又是不折不扣的“積弱”。三是雖然宋打防禦戰頗有戰鬥力，但必須指出這些防禦戰都是對侵略者深入國境後的頑強抵抗，因而不論抵抗有多麼的卓越，也隻能是“積弱”的反映。
那麼宋人為什麼能打防禦戰而不能打進攻戰呢？這大緻也有四個原因：一是由于中唐以來兵制變革、選官制度變革，軍功集團從曆史舞台上退出，那種通過軍功受爵的世風被科舉取士的世風所取代，因而宋朝必然缺乏漢唐那種開疆拓土的精神。二是有鑒于安史之亂後藩鎮割據形成尾大不掉之勢，宋朝自太宗朝以後奉行崇文抑武的國策，“崇文抑武”不等于過去總結的“重文輕武”，宋朝重文是實，但并不輕武，自仁宗以後宋朝國防開支要占到國家财政收入的十分之七八，所以并沒有輕武，而“抑武”确實是宋朝的國策，即抑制武将專權，逐步實行文臣統兵和宦官統兵，至北宋末，舉國竟無折沖禦侮之将。三是宋朝實行募兵制，人們當兵主要是為了養家糊口，沒有争取軍功的動力。四是中唐以後中原王朝喪失了可供馴養軍馬的草原，難以組建與草原民族一較高下的騎兵部隊。基于這四點，逐漸形成“守内虛外”消極防禦等軍政國策，整個時代的尚武精神淪落。可見，宋朝的“積弱”不僅僅是軍事能力的強弱和國勢的強弱，而是帶有多種綜合曆史因素的問題。
新世紀以來對宋代曆史的關注與評價
20和21世紀之交，在日本、美歐都已有充分讨論和基本定論的唐宋變革論，在國内卻突然受到極大關注，一時間學界普遍以“宋代近世說”或“唐宋變革論”為基礎讨論宋代問題。但是仔細觀察國内學界所熱衷的宋代近世說或唐宋變革論，隻有少數學者從日美學界讨論的定義、範疇、範圍讨論宋代問題，而大多數人，都是借用日本學界為宋代曆史地位所下的“是中國近世開端”這一定位，或者使用唐宋社會由貴族向平民化、精英化轉變的結論為自己的研究“張目”。
為何在世紀之交以來會出現這種現象呢？我們知道，對某一民族曆史地位的評價或者說對文明盛衰的評斷，往往與國家的現實強盛與否分不開。20世紀早期國内學界對宋代曆史的評價實際上是對現實中國地位評判的縮影。1840年鴉片戰争後，國人在反思中國被侵略欺淩的原因時，從反思我們武力敵不過列強堅船利炮、政治制度不如西方直至對傳統文化的質疑和否定，因而20世紀國内學界對宋代文治所取得成就（文明昌盛）的片面忽略，而特别強調宋朝“武備不振”“積弱”不強的一面，則不能不是仁人志士們主張隻有與傳統決裂才能救國的時代反思在史學研究中的一種折射。
改革開放以來，特别是進入21世紀，随着中國的迅速崛起，國際上開始重新認識明清以來中國在世界曆史上的地位，尤以美國加州學派（CaliforniaSchool）為突出，從研究範式的高度反思西方中心主義的學術理論和方法，突顯中國曆史的重要性，這也使得國内研究宋代問題的學者不滿足于隻把宋代的高度發展定位在中國封建社會内部的認識，而是希望把宋代置于當時的世界曆史背景下給予新的評價。而日美歐唐宋變革論者高度評價宋代曆史地位的觀點正适應了這種要求。于是宋代經濟革命說——諸如農業革命、水運革命、貨币與信貸革命、科學技術革命、商業革命、市場結構以及都市化方面的重大變化等，宋代是中國近世的開端，宋代是中國古代的文藝複興時期等觀點充斥于各類宋史論著。從這個層面而言，宋代曆史的形象仍将處于不斷的變化中，宋代曆史的魅力也因之會持續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