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鈴木啟久等45名罪大惡極的日本戰犯，在中國最高人民法院特别軍事法庭上接受了正義的審判。這次審判，沒有一名日本戰犯被判死刑。另有1017名戰犯免于起訴，釋放回國。中國人的寬容讓世界驚歎。
更令人稱奇的是這些日本戰犯的表現：所有戰犯都對所犯罪行供認不諱、甘願伏法，甚至主動要求以死謝罪。二戰後審判日本戰犯的法庭上，從沒有出現過這樣全體認罪、悔罪的日本戰犯。
1964年3月，全部日本戰犯被釋放回國。1000餘名經新中國改造的日本戰犯，成立了“中國歸還者聯絡會”，他們以罕見的勇氣和坦誠，揭露侵略戰争的罪惡，在日本為“中日永不再戰”奔走呼号。
當年關押、改造日本戰犯的管理所，被他們稱為“再生之地”。曾經被日本軍國主義豢養成的嗜血惡魔，在新中國找回了良知，一個個被戰争機器扭曲的靈魂，回歸人性。
“一個不跑，一個不死”
1950年7月19日，一列由蘇聯開來的悶罐列車駛入了中國邊境小城綏芬河火車站。
通常，國際列車要在這座車站進行換軌。蘇聯鐵路的軌道寬度為1520毫米，中國使用的是1435毫米的标準軌。而這趟列車要交換的不是軌道，是“乘客”。密不透光的悶罐車中，裝載着969名日本戰犯。
中國的押運專列就停在站台另一側的标準軌上，等待着把這批日本戰犯運往撫順的戰犯管理所。
1945年8月，蘇聯紅軍出兵中國東北，擊潰了日本關東軍，一下子抓了60多萬日本俘虜。這些俘虜被悉數押到蘇聯境内。二戰期間，蘇聯喪失了2000萬人，日本俘虜們被用來填補勞動力的巨大缺口，多數送到了西伯利亞強制勞動。後來，蘇聯逐漸遣返日本戰俘。據蘇聯方面的統計，共有577567人被遣返回日本，另有大約十分之一的日本戰俘因為氣候、疾病等原因死在了蘇聯。
新中國成立後不久，毛澤東訪問莫斯科，中蘇簽訂了友好同盟互助條約，同時商定，蘇聯将在押的日本戰犯和僞滿洲國戰犯移交給中國，按照新中國的法律進行處理，以宣示新中國主權國的地位和權威。
移交給中國的969名日本戰犯，是蘇聯方面認定的“犯有反對中國人民的重大罪行”者。
中蘇雙方的交接儀式在綏芬河鎮(今改市)機關的會客廳進行。文件手續履行之後，中方宴請了蘇聯拘留管理局押送戰犯的負責人。據中方接收代表之一、時任東北公安部政治保衛處執行科科長董玉峰回憶，當時正是“中蘇友好萬歲”的時候，雙方極為親近，頻頻舉杯，他很快就被蘇聯人灌倒了。而同行的幹部記得，蘇聯拘留管理局的克雷托夫中校在酒酣耳熱時說：“這些戰犯都是極端反動、頑固不化的壞蛋，是不可教化的一群惡棍，隻有殺掉。”
這樣的評判，無論是一句酒話，還是出自他們關押日本戰犯時的真實感受，都不會影響中國方面對待日本戰犯的态度。中國方面接收日本戰犯的要求是“一個不跑，一個不死”，這是周恩來總理在布置接收工作時特意囑咐的。
董玉峰負責監管，他接受任務時就對這個要求有顧慮，“一個不跑”容易，“一個不死”有難度。這些戰犯都知道自己在中國犯下的累累血債，他們自然會猜想中國人民懲治他們的下場，路上難免發生意外。
蘇聯方面顯然也想到了這一點，用一個謊言穩住了日本戰犯——至少在交給中國之前能夠穩住。不止一個日本戰犯曾回憶道，蘇聯人将他們押送到悶罐車上時，給他們通知的是“途經中國返回日本”。
蘇聯悶罐車的車廂門在20日打開，押運人員點着名把日本戰犯一個個提出。中方接收人員在站台另一側重複着他們的名字，日本戰犯一一應聲，在荷槍實彈的中蘇士兵警戒下，登上了中國的押運專列。
原撫順戰犯管理所護士長趙毓英也在中國一側的隊伍中，注視着日本戰犯驚恐、猶豫地走過幾步之遙的站台。她回憶說，那些戰犯們一個個縮頭縮腦，要麼低着頭，要麼四下張望，一看就是特别緊張、驚慌。再加上當時正是一年中最熱的時節，蘇聯悶罐車像桑拿房一樣，這些日本戰犯衣衫不整，汗流浃背，蓬頭垢面，要多狼狽有多狼狽。隻有幾個穿着馬靴的高級軍官，還在腆胸疊肚地撐着門面，可是那身軍服又髒又破，一塊一塊地印着汗漬，實在襯不起他們裝出來的形象。
趙毓英出生于僞滿洲國時期的沈陽，她說自己有一個“亡國奴童年”。看到侵略中國的日本鬼子成了中國的階下囚，“我心裡那個解恨，你們也有今天！”
趙毓英那時候剛剛從沈陽中國醫科大學畢業，而且學的是高級護理專業，人生軌迹本該和監獄、囚犯沒有任何交集。而在她畢業的前一天，學校通知她和另外兩個品學兼優的同學一起去東北戰犯管理所報到，臨時執行3個月的秘密任務。到了管理所，她才知道這項秘密任務就是去接收日本戰犯，當時也想不到，從此和日本戰犯有了幾十年的不解之緣。
趙毓英等專業醫護人員随行，隻是中國接收日本戰犯的安全準備之一。中國的接收人員已經給他們的行程做了周詳準備。
接收日本戰犯的火車是東北鐵路局安排的專列，不是蘇聯所用的悶罐車，而選用了客車車廂，每個人都有座位，舒适得多。車廂窗戶都被鎖死，并且用報紙糊上。此舉既是為防範戰犯跳窗，也是為避免他們遭遇傷害——如果備受日本侵略荼毒的東北群衆看出這列火車的“乘客”，很難保證不會有過激舉動出現。
每節車廂有一名看守員值班，但不配備武器。車頭到車尾的押運指揮所架上電話，以便處理意外情況。
給日本戰犯準備的食物是在哈爾濱購買的幾千斤白面包和幾百斤香腸、鹹鴨蛋。蘇聯的押運人員看到這些食物都眼饞，比他們吃的黑列巴好得多，交接完成後，直接張嘴用他們的鹹魚幹換走了幾箱面包。
在中國的火車上，日本戰犯吃的第一餐是大米飯和東北大炖菜。趙毓英記得，那些日本人吃得狼吞虎咽，絲毫不顧形象。一個戰犯告訴她：“已經五年沒吃過這樣的飯菜了。”他們當中的大多數人，在蘇聯期間要從事繁重的體力勞動，每天的食物隻有1斤黑面包加鹽水湯。饑餓之下，他們吃過野菜、蛇，甚至老鼠。
可口的食物，中國看守人員嚴格卻并不兇惡的态度，讓日本戰犯們心裡安穩下來，一路上惟一的意外，是一名戰犯突發急性闌尾炎。趙毓英等醫護人員在牡丹江車站下車，将他送入醫院及時救治。
兩天一夜之後，專列于淩晨3時抵達撫順。戰犯管理所已經作好接站準備，沿途所經路面實施短時間戒嚴，除将官級戰犯和病号坐車以外，其他戰犯集體步行押送監區。
黎明前的黑暗之中，撫順東北戰犯管理所兩層高的主樓隻是一個黑黢黢的輪廓。日本戰犯行進的隊列中忽然一陣騷動，有人認出了這座建築，以及它曾經讓人不寒而栗的陰森恐怖。
戰犯管理所
矗立在日本戰犯眼前的戰犯管理所，在他們的口中原本叫做“撫順典獄”，是1936年日本關東軍修建的。14年前的監獄建造者，14年後淪為獄中囚，曆史的巧合，像一個巨大諷刺。
更為巧合的是，這一行日本戰犯中有個大村忍，曾在撫順典獄擔任了10年典獄長，對這裡的恐怖與血腥再清楚不過。
撫順戰犯管理所保留着大村忍的筆供，裡面記錄着他擔任典獄長時的所作所為：“我曾親自審問，加以拷問，方法是戴手铐腳鐐、用竹刀打等……”“1945年6到8月，病死五六名，當處理屍體時，沒有将部下監督好，埋得很淺，屍體被狗拉出……”
依照大村忍的經驗，凡是被關進這座鐵牢的人，必然經曆的是殘酷折磨，最終結果多數是死亡。
即便是沒有到過撫順的日本戰犯，也大多對這個僞滿洲國時期重要的煤炭産地早有所聞。在蘇聯期間的幾年苦役生涯讓他們猜測：“完了，要在這裡挖煤了卻一生了。”
撫順戰犯管理所原管教劉家常告訴記者，很長時間以後，這些戰犯才袒露了他們進入管理所時劇烈的心理波瀾。“他們想得太多了。”劉家常笑着回憶，管理所選址在原撫順典獄，既沒有羞辱他們的意思，也沒有讓他們服苦役的想法，恰恰相反，這個選擇是為了給他們提供了更好的關押條件。
不過，若是對撫順典獄尋根問源，這些日本戰犯更要哭笑不得——日本人修建它的名目，就是關押違法的日本人。
日本扶植僞滿洲國成立之後，把滿鐵附屬地的行政權“移交”給了僞滿洲國，并撤銷了日本的治外法權。這不過是為了配合僞滿洲國政權成立的一場表演，日本侵略者的戲倒是做得很足，撫順典獄就是一個戲碼——日本人在僞滿洲國犯了法，不再受治外法權庇護，也要進監獄。于是，日本侵略者建起了當時的“模範監獄”，建築、牢房的标準比一般監獄要好很多。
典獄長大村忍最清楚，這座監獄關押過的數千人中，沒有幾個違法犯紀的“日本臣民”，絕大多數都是中國的抗日志士。“模範監獄”的外表下是一個不折不扣的人間地獄。
撫順典獄原有建築面積6600平方米，其中有1/3以上的建築是用做刑訊的地方，僅刑具庫就占了100多平方米的房屋，刑訊室、絞刑室、試驗室、“鎮靜間”等，一個接一個。
在接收這批日本戰犯之前，東北人民政府司法部投入近40萬元對這座監獄進行了改建，給監房安暖氣，擴大窗口，新建禮堂、醫院和浴池等，徹底清除各種刑具和刑訊室，處決犯人的刑場被改建成運動場，用于折磨抗日軍民的“鎮靜間”變成了理發室和浴室……獄中甚至還辟出了一個圖書室和一個電影放映室。
進入修葺一新的撫順戰犯管理所，日本戰犯們依據職務被分派監舍。
獄内共有7棟監房，其中第五、第六棟監禁校佐級以上戰犯，6人一個監舍；第三、四棟是尉官以下
戰犯，12人一間；第七棟安排病患戰犯；第一、二棟留給同樣從蘇聯引渡回來的僞滿洲國戰犯。一個月之後，溥儀和他的“皇親”、“大臣”們住進了那裡。
除了這批蘇聯移交的戰犯，撫順戰犯管理所後來還收押了地方公安機關查補送監的4人、1956年在太原判刑轉監的9人。與此同時，還有一百多名在解放戰争和新中國成立之初抓獲的日本戰犯關押在太原戰犯管理所。新中國共收押了1113名日本戰犯。
日本戰犯在管理所的第一夜，夾雜着在長途行程後的疲憊和對陌生環境、未蔔前途的惶恐，算是平靜地過去了。等到第二天天亮，看清監舍牆上貼着的通告，一些日本戰犯炸了窩。
戰犯還是戰俘？
通告的内容隻是管理條例和活動時間表，不值得大驚小怪，讓日本戰犯受到刺激的是公告的落款：戰犯管理所。
即便是完全不懂中文的日本人，也能明白“戰犯”這兩個漢字。從1945年被俘虜之後，他們都是被當做戰俘關押、勞役。蘇聯在1949年組織了伯力審判，對12名實施細菌戰的日本戰犯審理宣判，并沒有涉及到移交給中國的這批戰犯。直到進入中國境内，他們仍然認為自己是戰俘。
戰俘和戰犯，是兩個不能劃等号的名詞，代表着兩種截然不同的命運。
戰俘無關犯罪，戰争結束後就應該被釋放、遣返，蘇聯人給過他們這樣的承諾。戰犯，意味着犯有戰争罪行，要被審判，很有可能被送上斷頭台。
一字之差，對這些日本戰犯來說事關生死。一些人當即把公告扯碎，叫嚷着“抗議”。一些人暗中煽動，撩撥狂躁情緒。很快，日本戰犯們騷動起來，監舍内聒噪一片，甚至有人開始絕食。
戰犯管理所馬上展開應對，崗樓上架起了機槍，圍牆内負責警戒的戰士端起了長槍，而且上了刺刀。看守員的巡視變成了五分鐘一次的高頻率，特意穿上軍靴，走路“咔咔”有聲，造成威懾之勢。其實，很大程度上這隻是做給日本戰犯看，戰士們的槍隻在越獄或暴動等極端情況下才會使用。真正給他們的懲戒，隻是減少自由活動時間，少數幾個帶頭鬧事分子被單獨關押起來。
局面很快穩定下來，但這些日本人并沒有那麼容易接受自己的戰犯身份。戰犯和戰俘不但區分着未來，還定義着過去：他們在侵略中國時的所作所為是不是犯罪。
日本戰犯們對自己罪行的否認，心态不盡相同。有些人明确知道自己血債累累，但把這些罪行都推給國家和戰争，試圖以此開脫自己。更多的戰犯則是日本軍國主義培植出來的惡之花，壓根不認為侵略中國、屠殺中國人是犯罪。他們沒有任何對罪行的悔恨，甚至對戰俘身份都覺得羞愧，認為那不符合“武士道”，抗拒改造、頂撞管教被當成了“勇武”。
鬧監很快平息，但交鋒沒有停止。
一天，原侵華日軍59師團中将師團長藤田茂找到管教幹部金源，要求面見管理所所長孫明齋。金源能說一口流利日語，給兩人擔任了翻譯。
藤田茂不但是這批戰犯中軍銜最高的人之一，而且是個死硬的軍國主義分子。從蘇聯的戰俘營到撫順戰犯管理所，他和當過多年僞滿洲國“太上皇”的武部六藏一直是日本戰犯的核心人物，有“文看武部，武看藤田”之說。
據金源回憶，藤田茂在進入管理所之後很長時間，都保留着日本軍國主義分子标志性的仁丹胡。面見孫明齋時，藤田茂态度嚣張：“我要見你們的毛主席，請安排一下。”
孫明齋又好氣又好笑，耐着性子說：“有什麼話就跟我說。”
藤田茂要說的，就是聲稱撫順戰犯管理所關押的都是戰俘，中日戰争已經結束，應該釋放遣返回日本。
孫明齋明确告訴他：“這裡沒有戰俘，隻有戰犯。你還是這些戰犯中罪行嚴重的主謀之一。”
藤田茂當然不承認，兩個人針鋒相對。孫明齋義正詞嚴地教訓了他半天，藤田茂根本聽不進去。最後，孫明齋站起身來，半是命令、半是送客：“你好好讀一讀《帝國主義論》，搞明白帝國主義是個啥東西，對照自己想想，你是不是戰犯。”
藤田茂回去了，飯盛重任又來了。他擔任過僞滿洲國高等法院法官，以“法律權威”自居，滿口的“國際法”、“國際公約”，引經據典，頭頭是道，就是要證明他們是戰俘而不是戰犯。
日本戰犯們不再大規模鬧監，轉而開始聯名寫《抗議書》，還要把《抗議書》遞給聯合國，聲稱自己受到“非法對待”。
劉家常說，日本戰犯剛開始搬出“國際法”的概念時，管理所還真是有些撓頭。那時候沒幾個人知道“國際法”為何物。于是，管理所千方百計找來了相關的資料，首先讓管教幹部學習。
“學了‘國際法’，很多管教幹部更氣不打一處來。”劉家常說，“那些對戰争罪、戰犯的定義，條條款款都能套在這些日本戰犯的頭上，他們居然還敢談國際法？”
既然日本戰犯打出國際法的名義，那就用國際法來回擊。管理所組織日本戰犯集體學習，特别是二戰後審判戰犯時制定和應用的一系列法律條文。
從紐倫堡審判啟用的《國際軍事法庭憲章》，第一次詳細規定了戰争罪的種類和等級，甲級戰犯是犯有反和平罪的戰争策劃者，日本的甲級戰犯已經在遠東軍事法庭上得到了審判。關押在撫順的這些戰犯，屬于乙級和丙級。
單就“戰争罪”這一條，這批日本戰犯就沒有一個人能脫身罪名之外：違反戰争法規與慣例，對所占領土或占領地的平民之謀殺、虐待，為奴隸勞役或其他目的的放逐，對戰俘或海上人員的謀殺或虐待，劫掠公私财産，實施非軍事需要的破壞……
其實，那幾個搬弄國際法的日本戰犯不過是揣着明白裝糊塗，這樣的學習改變不了他們的态度。但是對大多數特别是低級别日本戰犯來說，他們原本也不知道國際法中對戰争罪和戰犯的定義。這樣的學習讓他們反思自己的所作所為。戰犯成了無可推脫的身份。
接受戰犯的身份，也就意味着認罪的開始。
以德報怨
日本戰犯在戰犯和戰俘的身份上糾纏，管理所的工作人員們則經曆了另一番内心糾結：這些日本人是仇人還是犯人？
撫順戰犯管理所成立之初，共有145名成員，多為軍人出身，很多人經曆了抗日戰争，和日軍真刀真槍地生死相搏過。第一任所長孫明齋、副所長曲初都是老革命，孫明齋的舅舅被日軍的狼狗活活咬死，曲初腿上的殘疾就是拜日軍所賜，其他大部分人也都能寫出一本日本鬼子的“血淚賬”。最極端的例子是一個叫王興的看守員，10歲時，他親眼看到自己的7位親人被日軍用刺刀刺殺。
即便是最年輕的趙毓英等人，也對日本侵略有切身體會。他們看待日本戰犯的眼光，難以克制地帶有仇恨。但是，作為管理所工作人員，個人再大的血海深仇也要放下，必須無條件服從命令，對戰犯實施“三個保障”，即：保障不侮辱人格、保障生活條件、保障身體健康。
所長孫明齋給大家做思想工作，也像是在說服自己：“我知道大夥想不通，其實我最開始也想不通，但是周總理說‘20年過後再來看我們現在做的工作，就能明白其中的意義和價值。’”
當年的工作人員都記得孫明齋說的一個比喻：“我們現在克制、犧牲自己的感情，這也是一種戰鬥，就像當年在戰場上和小鬼子拼刺刀。這些人當年全副武裝時各位都沒害怕過，現在改造他們的工作又有什麼可為難的呢？”
撫順戰犯管理所，是審判定罪前關押戰犯的地方，是一個還不能叫做“監獄”的監獄。在人們的印象中，監獄意味着陰暗、冰冷、殘酷、恐怖。而關押在撫順戰犯管理所的日本戰犯，除了失去自由，其他任何方面都要比真正的囚犯優待得多。
最初幾天，管理所為戰犯提供的夥食是粗糧、細糧搭配，以高粱飯、窩頭為主。以當時中國人的生活水平而言，這已經是中等偏上的夥食标準。不說别人，管理所的工作人員吃的也是這些。
個别日本戰犯卻對這樣的優待不領情，他們先是拒絕吃粗糧，把飯菜倒進馬桶裡，繼而發展到絕食。
管教幹部看了心裡有氣，有人說：“他們不吃就是不餓。這頓不吃粗糧，下頓還這麼做。”有人說：“槽裡有草餓不死驢，看他們能挺幾天。”
但是，連續幾天，幾個死硬分子真的一直拒絕進食。不管是什麼原因，真要是在管理所有戰犯餓死了，都會造成極其惡劣的影響。管理所趕快将情況向上級彙報。
很快東北公安部轉來了周恩來總理的批示，将戰犯們按将官、校佐、尉官以下三級，分成小、中、大竈三種待遇，全部供給細糧。
具體的夥食标準列出來，讓很多管教幹部都不能理解。這些戰犯每人每天菜金最低0.42元，最高1.54元。這是什麼概念？當年最好的東北大米每斤隻要0.1元，豬肉是每斤0.3元。
即使是最低檔次的戰犯夥食标準，也要遠遠高于管理所工作人員的水平。這樣的“牢飯”恐怕世界上不會有第二份。
日本戰犯不但吃得好，會吸煙者，每人每月提供一條紙煙；每周洗一次熱水澡、每月理一次發、定期接受體檢；每年春秋季各召開一次運動會，每逢節日還要搞會餐。管理所醫務室的醫療設施甚至超過當時的中級醫院，部分戰犯在戰争中受傷緻殘，管理所為他們全部安裝了假肢。
趙毓英學的是高級護理專業，還給她分配了新任務：“營養護士”，就是要給戰犯調配食譜，保證營養均衡。
每天，趙毓英開出菜譜，負責後勤采購的高震照單采買。高震後來成了趙毓英的丈夫。“那時候我們倆可沒少吵架拌嘴，他對我滿腹牢騷。‘你開單子也不看看季節，三九天哪裡有西紅柿賣？’‘指名要河鲫魚，漁民要知道是給日本人買魚，非把我當漢奸揍一頓’。”趙毓英笑着回憶。
抱怨歸抱怨，高震還是會想方設法把菜譜上的東西購置齊全。炊事員也有情緒，故意把米或菜洗得不幹淨就上鍋。這個情況很快被發現，遭到了管理所領導的嚴厲批評，從此杜絕。
趙毓英說，每次大會小會，領導們都要強調一遍“三個保障”，嚴肅紀律。我們也逐漸理解，優待日本戰犯，不但是實行人道主義，更是改造他們的方式。要讓他們真真切切感受到中國人是如何對待他們的，反省他們又是怎樣對待中國人的。
中國人的以德報怨，拷問着日本戰犯沉淪已久的良知。
“文看武部”，說的是日本戰犯的标志人物武部六藏。他在1940年至1945年擔任僞滿洲國國務院總務長官，是日本對中國東北進行殖民統治的首要戰犯。此人極端頑固，一直宣稱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幫助滿洲國建設”。
1952年，武部六藏突發腦血栓，經醫護人員晝夜搶救脫險，但從此癱瘓在床。為了照料他，管理所委派焦桂珍做專職護理員。
武部六藏的一日三餐，都是焦桂珍一勺一勺喂到嘴裡。他大小便失禁，焦桂珍端屎端尿，每天擦洗。直到1956年假釋出獄，武部六藏四年不曾離床，卻連褥瘡都沒有生過。
在接受審判前，武部六藏最終供述了全部罪行。六十多歲的武部六藏形容三十多歲的焦桂珍，“像母親一樣照顧我”。
頑石點頭
由于朝鮮戰争的爆發，為安全起見，戰犯管理所曾暫時遷往哈爾濱。1952年，管理所遷回撫順後，中央發來了新的指示，對日本戰犯要開展認罪悔罪教育。
其實，認罪悔罪教育從戰犯們進入管理所之後就一直在進行着，比如組織理論學習，認清帝國主義、軍國主義實質等等。而這一次教育的主要形式是交代、揭發罪行，觸及到了每個人的具體罪行。
并不是每個日本戰犯都能老老實實地坦白。他們或是怕供認罪行會招緻嚴懲，或是仍沒有褪掉軍國主義的幽魂，有人推诿隐瞞，有人直接對抗。
為了打開局面，管理所把号稱“大和魂榜樣”的鹿毛繁太作為突破口。
鹿毛繁太原是僞滿錦州市警察局警務長，在其任内，制造無人區、抓捕殘害抗日人士……罪行累累。進入管理所後，鹿毛繁太不守規，不服管，挑釁看守，恐吓認罪的同監，鬧監最兇。在一次公然辱罵看守之後，鹿毛繁太被單獨關押起來。
劉家常告訴記者，管理所如果隻有優待懷柔政策，那些戰犯中的死硬分子隻會更嚣張。我們杜絕了所有的肉體刑罰，但并不意味着沒有懲戒措施。單獨關押就是一種懲戒，類似于關禁閉、關小号。
鹿毛繁太是單獨關押的常客，起初并不當回事，以為關個兩三天就會放他出來。但這次，放他出來的前提是寫檢讨，寫認罪書。
單獨關押兩天後，鹿毛繁太交了一篇十來句話的檢讨，被管教幹部金源打回重寫。反反複複寫了四遍，才算通過。而這還不算完，管理所要求他在全體戰犯面前公開檢讨。鹿毛繁太慌了神兒，請求管教允許他“考慮考慮”。這一考慮就是七天，管理所的廣播器裡傳出了鹿毛繁太忏悔的聲音：“我檢查我的錯誤和罪行……”
“大和魂榜樣”成了認罪悔罪的榜樣。
像這樣通過懲戒手段才認罪悔罪的日本戰犯是極少數，絕大多數人在各種形式的教育活動和潤物無聲的感化影響下，重新審視自己在侵華戰争中的所作所為。良知喚醒，邪惡褪去。
“直接或間接死在我手裡的中國人民至少有6000人，也許還遠遠不止這個數字吧……”多年後，曾任僞滿三江省警務總局特務處調查科長的島村三郎在《從中國歸來的戰犯》一書中寫道。在撫順戰犯管理所的日子裡，他曾經傷害過的那些人的面容一次次浮現腦海，“想起了自己指揮部下在冰天雪地中槍殺30名抗聯戰士；想起了指揮活埋俘虜、親手砍殺無辜百姓、甚至将其活活燒死時的慘叫聲；想起了衆多被塞進卡車送給731部隊做活體實驗的人們……”日本軍國主義将他們變成戰争機器和嗜血的魔鬼，鮮血和暴行是他們在戰争中的興奮劑。戰争結束了，軍國主義陰魂消散，一遍遍回想這些罪行就成了煎熬。這何嘗不是一種懲罰。
古海忠之，僞滿洲國總務廳次長，被稱為“二号太上皇”。武部六藏癱瘓後，他成了日本戰犯中文職代表，“文看武部”變成了“文看古海”。而日本戰犯看到的，是古海忠之發自内心的忏悔：“我過去完全是一個人面獸性的魔鬼。我是推卸不了奪取千萬中國人寶貴生命、掠奪中國億萬财富的重大責任的。”“我千死萬死也洗不淨自己的罪責。”
“武看藤田”的藤田茂也認罪了。藤田茂出生在廣島，他知道原子彈在自己的家鄉爆炸，而看到原子彈爆炸後的廣島慘景，卻是在撫順戰犯管理所放映的日本電影《原子彈》。這個最頑固的日本戰犯開始思考：“日本的悲慘現實是怎樣造成的？中國以前的慘狀又是誰造成的？”他想到了自己在戰争中的暴虐：“對軍官全體教育說‘為使兵習慣于戰場，殺人是快的方法，就是試膽。對此使用俘虜比較好’。‘刺殺比槍殺有效果’。”他給自己的罪行量刑：“若論我的罪，判幾個死刑，也不能贖罪于萬一。”
從1950年到1955年，在撫順和太原兩個戰犯管理所，1113名戰犯全部低頭認罪，他們每人都親筆寫下了自己的罪行供述，等待他們的将是一場最終的審判，多數人認為自己的罪行“不能免死”。
一個不殺
用“罄竹難書”形容日本對中國犯下的罪惡，恰如其分。
1954年3月，最高人民檢察院對在押日本戰犯做出了“追究犯罪處分”的決定。此後兩年時間裡，700人組成的偵訊工作團分赴撫順、太原兩處戰犯管理所，對全部日本戰犯的罪行進行審查、偵訊、核實。
即便是把這一千多名戰犯的罪行簡單彙總，也足以讓人瞠目：被他們直接殺害的中國平民和戰俘有857000人，燒毀、破壞房屋78000處，掠奪糧食3700萬噸，煤炭2.22億噸……
曾經被視為“勇武”“忠勇”的行為，現在成了對良知的拷問和煎熬。一些罪孽深重的日本戰犯也覺得自己“不死不足以謝罪”，有28人向偵訊工作團遞交了處決請罪書，主動申請死刑。
藤田茂是自認必死無疑的日本戰犯之一。他在回憶錄中記錄當時的内心活動：“按《波茨坦宣言》，虐待俘虜要被處以重刑。在國際法庭的審判中，已經有1200多名日本軍官因此被處決。而我自己，僅‘秀嶺一号’作戰一戰，就殺害了86名俘虜。我明白，單憑這一點就可以判死刑。”
血債血償，于情于法都是這些日本戰犯應得的下場。但是，最高人民檢察院還是依據他們的犯罪事實和認罪态度，采取了從寬處理的原則。最初給中央彙報的公訴方案中，絕大多數日本戰犯被免于起訴，準備起訴的戰犯是105名，其中70名罪行嚴重者足以被處以極刑。
這個已經是寬大處理的公訴方案卻被中央否定了。周恩來在聽取最高人民檢察院彙報時作了指示：“日本戰犯的處理，不判處一個死刑，也不判一個無期徒刑，判有期徒刑的也要極少數。起訴書要把基本罪行搞清楚，罪行确定後才能起訴，對犯一般罪行的不起訴。”
依據“不殺少判”的中央決策精神，最高人民檢察院反複斟酌縮減，最後确定的起訴人數隻有45人。
1956年6月19日，審判戰犯的特别軍事法庭在沈陽開庭了，鈴木啟久第一個走上被告席。他是所有戰犯中罪行最重的一人，曾指揮制造6起屠殺慘案，每次屠殺都幾乎全村滅門，這些慘案的幸存者作為證人出庭作證，鈴木啟久當庭跪地認罪。
當年7月1日，是島村三郎走上被告席的日子。在《從中國歸來的戰犯》一書中，他寫道：“從開始悔罪時起，我等待這一天已經很久了。我希望能在法庭上以死刑的方式終結自己的人生。”
夏天悶熱的法庭中雖然預備了冰塊降溫，但島村衣服都已汗透，他全程神情嚴肅，從未動手擦去汗水。
審判長宣讀完公訴書，輪到島村三郎自我陳述，他忽然雙膝跪地，泣不成聲：“在鎮壓抗日行動中，我命令警察嚴刑拷問，刑罰無所不用其極……我無動于衷地聽着這些慘叫，甚至把這當成一種樂趣……我當年是一個魔鬼，一個不通人性的魔鬼，我殘殺了那麼多善良人的兒女，卻從未落過一滴眼淚……”
二戰之後，在世界範圍對戰犯進行審判的有幾十個國際法庭、軍事法庭，庭審數千次，從來沒有過的一幕出現在了新中國最高人民法院特别軍事法庭上。45名戰犯，對法庭指認的所有罪行全部承認，沒有辯解，沒有推脫。被告席上的很多戰犯痛哭流涕，當庭下跪，跪向審判席，又跪向旁聽的中國民衆。
參加旁聽的外國記者評論：“中國的審判，雖然檢察官與戰犯、受害者與戰犯、證人和法官與戰犯、審判者與被審判者各自的立場不同，但在莊嚴肅穆的法庭上，戰犯和所有人異口同聲地揭露日本帝國主義的暴行。這在國際審判史上絕無先例。”
到7月20日，設在沈陽和太原的兩個特别法庭，分四次對45名日本戰犯進行了宣判。出乎這些準備以死謝罪的戰犯預料的是，中國法官沒有判決一個人死刑。鈴木啟久、武部六藏、藤田茂等罪行最重者，也僅被判處20年有期徒刑，而且刑期從他們被蘇聯紅軍俘獲時便開始計算。更讓戰犯們意外的是，除此45人之外，其他戰犯全部免予起訴，先後分兩批釋放，遣送回日本。
宣判之後，被判刑的戰犯被集中到撫順戰犯管理所服刑改造，這裡從此改稱撫順戰犯監獄。他們之中，武部六藏因為身患重病，在宣判後不久即假釋回國。另有一人在獄中病故。
到1964年3月，最後3名戰犯被提前釋放。此時，他們被新中國關押改造的時間總共有14年。從1931年九一八事變到1945年日本投降，日本侵略中國的時間也是14年。
“中歸聯”的遺産
從天津塘沽港坐船到日本舞鶴港需要4天，這是日本戰犯歸國的航線。
1956年6月21日，1000餘名日本戰犯被新中國政府宣布免于起訴，他們分批登上了從日本開來的“興安丸”客輪。4天的航程中，一個名為“中國歸還者聯絡會”的組織在回國日本戰犯中産生。
“興安丸”到達日本舞鶴港，很多人仍穿着撫順戰犯管理所統一分配的服裝——那是一身中國樣式的中山裝。日本當地政府部門為他們送上“大日本帝國”時代的軍服和軍靴，沒有一個人接受。
回到日本的第二天，“中歸聯”發表《告日本國民書》，文中寫道：隻要認識到本身所犯的錯誤，那麼如何會再次地去犯錯誤呢？我們絕對反對戰争，絕對反對把人們驅向戰争道路的軍國主義。
在歸國後的第一次公開亮相中，他們選擇了文藝彙演的方式。1956年10月14日，東京千代田區公會堂被《團結就是力量》、《東方紅》等中國革命歌曲淹沒。
因為在蘇聯和中國被關押了十餘年，他們被視為異類，在試圖營建自己生活的時候，也受到了不少的幹擾。警察時常會來進行所謂的思想狀況調查，還會要求他們提供關于蘇聯和中國的信息。一些歸國戰犯在公司裡、在社會上也會被莫名其妙地貼上“赤色分子”、“過激分子”的标簽。
島村三郎在《中國歸來的戰犯》一書的後記中寫道：“我們剛回國的時候，報紙、雜志的大量篇幅中出現了‘洗腦’這個新詞彙，對我們的自我改造極盡諷刺挖苦之能事。”
其實，最先對他們“洗腦”的是日本軍國主義，洗去的是良知，灌輸的是邪惡。新中國對他們的改造，也可以說是“洗腦”，這一番洗去了邪惡，喚醒了良知。
為揭露戰争罪行、保衛世界和平，“歸還者”們還從他們在中國關押期間寫作的《忏悔錄》中精選了15篇文章，并配上15幅曆史照片，編成《三光》一書出版，該書10天之内印刷6次，銷售之快占戰後日本書籍銷售的第2位。
1963年，藤田茂獲得新中國提前釋放。他回到日本後擔任了“中歸聯”的會長。這位曾經狂熱的軍國主義分子、“武士道精神”的忠實信徒，在年逾花甲之時成了日本和平人士的一面旗幟。他不斷帶領會員奔波于各地巡回演講，介紹中國政府對戰犯實行的人道主義待遇，用自身經曆勸誡民衆反省戰争。
“中歸聯”成立後便發起了尋找中國勞工遺骨的活動，他們收集被劫掠到日本的中國勞工遺骨、組織募捐，并護送這些遺骨回葬中國。藤田茂先後6次率團護送勞工遺骨返回中國，不停地邀請撫順戰犯管理所的工作人員訪問日本，但他最終還是沒能等到後者成行的那一天。
1984年，原撫順戰犯管理所所長金源、第一任所長孫明齋等人率團訪問日本，“中歸聯”包括藤田茂在内的衆多老兵已相繼離世，親人們捧着骨灰前來迎接，以了卻這些老兵的心願。藤田茂去世時，身上穿着1972年周恩來總理贈給他的中山裝。
1988年，“中歸聯”會員集資22萬元人民币，在撫順戰犯管理所内建立起一座潔白如玉的大理石謝罪碑，碑後用中日兩國文字刻着這樣的文字：在日本軍國主義侵略中國的戰争中，我們犯下了放火、殺人、掠奪等令人發指的滔天罪行。收容期間卻受到了中國共産黨、政府和人民的革命人道主義待遇，從而使我們恢複了人的良知……在此立碑，向抗日殉難烈士表示真誠的謝罪，并發誓絕不允許再次發動侵略戰争，為和平與日中友好作出貢獻。
随着時間的流逝，越來越多的“歸還者”離開了人世。到2002年時，活着的“中歸聯”成員僅剩100餘人，多數也已是風燭殘年。這一年，最後一任會長富永正三去世，“中歸聯”不得不面臨解散的命運。
實體可以消弭，精神依然延續。“中歸聯”宣布解散的當天，“撫順奇迹繼承會”宣告成立。它的成員是“中歸聯”會員的後代子女和一群緻力中日友好的日本青年。他們繼續記錄侵略戰争證詞，編寫季刊《中歸聯》，繼承了反戰老兵們的夙願。
“撫順奇迹繼承會”在證明着，曆史不會因為一個特殊人群的消失而被遺忘。
在撫順戰犯管理所的謝罪碑旁，一簇牽牛花爬滿籬笆。
這些花的種子來自一個叫副島進的戰犯。在他獲釋回國前，中國管教員送給他一把牽牛花籽，告訴他說：“你來中國的時候拿着武器，回日本的時候帶着這些花種。希望你再來中國的時候，手裡拿着的是鮮花。”
回國後，副島進把花種栽在自家院子，悉心照料，并将結出的花籽分贈給鄰居。2007年副島進去世後，他夫人把新培育出的牽牛花籽回贈給撫順戰犯管理所。
在日本戰犯的謝罪碑旁，這些牽牛花旺盛生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