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變更制度，後世無法
不出師征伐，天下不安
元狩四年春，漢武帝命大将軍衛青出定襄、骠騎将軍霍去病出代郡。此次戰争的目标是尋求在漠北一舉聚殲匈奴單于主力。為此，漢武帝給衛青、霍去病分别配備了5萬騎兵。兩軍出塞時，官、私馬匹達14萬之多。同時，還有數十萬步兵及轉送辎重的民夫跟随在後。
此戰過後，匈奴遠遁，漢朝也在一段時間内無力發動大規模北伐。可見，元狩四年的這場戰争是一場攸關國運的戰争，而衛青、霍去病則是被委以重任之人。追根溯源，衛青、霍去病登上曆史舞台，實際上與漢武帝時期内外政策的轉向有關。
衛青的出身并不高貴，如果從最初的社會身份來看，他的人生軌迹本不會與王朝命運相聯。衛青的母親衛媪是平陽侯妾（一說為陽信公主家僮），與給事侯家的縣吏鄭季私通，生下了衛青。衛青少年時在鄭季家被使喚牧羊，嫡母所生的兒子們将其視作奴仆。但有人給衛青相面，預測他會官至封侯。衛青笑笑說：“人奴之生，得無笞罵即足矣，安得封侯事乎。”成年後的衛青，擔任平陽侯家騎。
衛青命運的轉折，緣于同母的姐姐衛子夫得幸于漢武帝。但不久，皇後為打擊衛子夫，将衛青囚禁并準備殺掉。在友人公孫敖的幫助下，衛青才得以逃過一死。在此後的征戰歲月中，公孫敖亦成了衛青的長期戰友。漢武帝聽聞皇後欲殺衛青之事，便召衛青為建章監、侍中，後又任命為太中大夫。
元光六年，衛青被拜為車騎将軍，與李廣等四軍并出，攻擊匈奴。在此戰中，其餘三軍皆無所獲，唯獨衛青出上谷郡至籠城斬獲數百人。這次戰役是馬邑之謀後，漢武帝主動發起的首次大規模戰役。在諸軍皆敗的情形下，衛青的獲勝對于漢武帝戰争信心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這也成為他迅速崛起為軍事統帥的一個重要契機。
這裡要說一下馬邑之謀。元光二年，漢武帝采納雁門富豪聶壹的計謀，引誘匈奴攻馬邑城，設伏30萬兵力試圖一舉消滅匈奴主力。單于引兵入塞後，發現了這一計劃，遂退回本土。從此，漢匈關系破裂。
匈奴對漢朝的強勢地位，是由秦漢之際的冒頓單于奠定的。在頭曼單于（冒頓單于之父）統治時期，匈奴一度受制于秦朝、東胡和大月氏。冒頓殺父自立後，乘楚漢戰争時期邊塞空虛，收複河南地，并統一了蒙古高原。劉邦曾親率32萬人迎擊匈奴，冒頓單于佯裝敗走，将漢朝騎兵及部分步兵引至平城，出動40萬騎将劉邦圍困在白登長達7日。後來，劉邦賄賂單于阏氏（單于後妃），方得解圍。
此後，從漢高祖至漢景帝，漢朝大抵奉行與匈奴和親的政策。但是，匈奴對漢朝政策多有反複。除經常劫掠邊境外，漢文帝十四年，匈奴還曾大舉進犯、逼近長安。漢朝随後移民塞下，加強邊境守衛。在漢初的70年間，占據主動地位的是匈奴。戰争或是和親，基本由匈奴決定。
漢武帝登基後，力圖改變漢初以來的漢匈關系。漢武帝曾對衛青說：自己的曆史使命是“漢家庶事草創，加四夷侵陵中國，朕不變更制度，後世無法；不出師征伐，天下不安，為此者不得不勞民”。意思是說，變更制度和出師征伐是必須完成的兩項任務，二者最終指向的是大一統。這一席對話同時表明，漢武帝将衛青視為實現這一宏偉志向的同路人。
遼東到敦煌，漢朝建完整攻防
失去祁連山，匈奴漠南無王庭
在匈奴的政治地理概念中，其地分為中、左、右三部。左、右兩部分别在單于領屬土地的東方和西方，設有左右賢王、左右谷蠡王、左右大将、左右大都尉、左右大當戶、左右都骨侯。
元光六年，衛青出上谷，打擊的是匈奴左部。此後，衛青的作戰對象轉向中部和右部。元朔元年秋，衛青率3萬騎出雁門郡，斬首數千。這是漢武帝興兵與匈奴作戰以來的最大戰果。次年，衛青出雲中郡西至高阙，迂回到隴西。此戰意義十分重大，不僅驅逐了白羊王、樓煩王，而且奪回河南地，移民10萬設朔方郡，解除了匈奴對長安、關中地區的直接威脅。漢朝設置朔方郡後，匈奴年年攻擊上谷、代郡、雁門、定襄、雲中、上郡，以左、中、右三部全線作戰方式予以報複。
衛青對匈奴的打擊，還促成匈奴内部最高統治權的變更。軍臣單于死後，左谷蠡王發動政變自立，此即伊稚斜單于。伊稚斜單于擊破軍臣單于的太子，迫使其逃亡漢朝。伊稚斜單于代表了匈奴内部與漢朝激烈對抗的勢力，故漢朝和匈奴之間最激烈的戰争基本上發生在伊稚斜單于統治時期。
元朔五年，漢軍在衛青的率領下在匈奴右部開辟戰場，匈奴右賢王僅與一愛妾及數百騎潰圍北逃。憑此戰之功，衛青進号大将軍。次年，衛青兩出定襄，與匈奴單于直接對戰。正是在這一年，霍去病封侯。
霍去病是衛青另一個姐姐與霍仲孺所生之子，18歲時以皇後姐子身份任侍中，後在衛青軍中為票姚校尉。在元朔六年的這場戰争中，霍去病率輕騎脫離大軍尋找戰機，斬單于大父，俘季父、相國、當戶，斬首及捕獲2280人，進而被封為冠軍侯。
元狩二年，霍去病成為骠騎将軍，出隴西遠征。漢軍骁勇精銳将士皆配于霍去病，極大增強了長距離野戰的能力。此役，霍去病所部過焉支山，往西達千餘裡，繳獲匈奴休屠王祭天金人。同年夏天，霍去病又從北地出擊，越過居延海，然後南下祁連山，繼續打擊匈奴右部。在漢軍持續的打擊下，匈奴内部發生分裂，渾邪王殺掉休屠王，率部歸漢。漢朝将渾邪王、休屠王故地設為河西四郡：酒泉、武威、張掖、敦煌。為了鞏固西線的勝利，還遷徙關東貧民72萬，充實隴西、北地、西河、上郡。
漢朝獲得河西四郡，對于中國曆史而言意義重大。第一，河西四郡設置後，青藏高原上羌人和蒙古高原上匈奴人的聯系被斬斷了。第二，漢朝打開了通向西域的通道，漢朝烽燧一直往西北延伸。第三，河西地區由遊牧社會轉向農業社會，發展到魏晉南北朝時成為中華文明的重要文化中心，對北魏的漢化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此外，匈奴也因失去河西地區而面臨很大損失。一首流傳下來的匈奴歌謠唱道：“失我祁連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嫁婦無顔色。”
在擊破匈奴右部後，單于所部的側翼暴露在漢軍面前。正是在這一背景下，漢武帝發動了元狩四年的北伐。伊稚斜單于獲悉漢朝出兵的消息後，采納降将趙信的建議，将精兵置于漠北，以逸待勞。衛青所部出塞千餘裡，與單于相遇。衛青以武剛車環繞結營，派出騎兵正面迎戰；匈奴亦派出騎兵沖擊漢軍。此時，太陽隐沒，大風刮起，兩軍陷于風沙中，漢軍從左右兩翼圍困伊稚斜單于。單于看到漢兵多且強，便率數百騎突圍向西北逃亡。黃昏時分，漢軍與匈奴大戰，雙方損失慘重。另一邊，霍去病出塞2000餘裡，攻擊匈奴左部，俘獲屯頭王、韓王等三王以及将軍、相國、當戶、都尉83人，斬俘7萬餘人。
經此一役，匈奴“漠南無王庭”。朔方以西至張掖、居延間地，均被漢朝占據。之後，漢朝從令居至敦煌一線修建長城，敦煌以西至于鹽澤修建亭燧，又以60萬塞卒戍守上郡、朔方、西河、河西。後來出土發掘的居延戍軍簡牍文書，時間斷代從漢武帝太初三年一直到東漢時期，從中可見在長達300年的時間裡，漢朝一直穩固地控制着西北地區。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營建西北地區的長城和亭燧之外，漢朝還修繕舊長城，在包頭、呼和浩特一線設置内城、外城的防禦工事。由此，從敦煌到遼東，漢朝建立了完整的攻防體系。
另創體制，容納“漢匈一家”
以戈止武，農牧“走向統一”
漢朝雖然取得了軍事上的勝利，但對匈奴降人依然另創體制予以容納。匈奴右部河西地區的渾邪王降漢後，漢武帝将其部衆分為各個屬國。屬國都尉為最高軍政長官，匈奴遊牧民在屬國内“依本國之俗”，保留原有的社會組織和風俗習慣。見諸史籍的屬國有西河屬國、北地屬國、上郡屬國、金城屬國、天水屬國、五原屬國、張掖屬國。
而在匈奴内部，遭受漢朝的打擊後，最終分裂成“五單于并立”的局面。甘露元年，呼韓邪單于歸附漢朝。甘露三年，呼韓邪單于朝觐漢宣帝于甘泉宮，“贊谒稱臣而不名”。竟甯元年，呼韓邪單于再次入朝，“上書願保塞上谷以西至敦煌，傳之無窮，請罷邊備塞吏卒，以休天子人民”。這一年，還發生了一件大事——昭君出塞，漢朝和匈奴之間恢複和親。在包頭等地出土的墓葬中，瓦當有“單于和親”的漢文字樣。可見，“漢匈一家”的局面已經為漢匈雙方所認可。
漢武帝時代所緻力的大一統，到漢宣帝時得以真正實現。中華文明得以上升到一個更高的層面。這也成為西漢後期儒家追求改制、實現太平世的重要基礎。經過漢朝幾代皇帝的持續努力，“不外夷狄”的天下構想最終實現。
漢光武帝建武二十四年，匈奴南方八部擁護日逐王為單于，匈奴正式分裂為南北二部。南匈奴單于入居雲中，後轉遷到美稷，分其部衆于東漢邊郡，助東漢守邊。而為了避免北匈奴的劫掠，東漢和北匈奴保持“合市”，互通有無。但不久，北匈奴遭受北面的丁零、東面的鮮卑、南面的南匈奴聯合攻擊，越來越難以維系在蒙古高原上的統治。
漢明帝于永平十六年，命漢軍四路出擊，逐擊北匈奴。漢和帝永元元年，窦憲、耿秉率師出塞三千裡，至燕然山；班固在燕然山刻石宣揚漢軍功業。此役，北匈奴20多萬人降漢。永元三年，漢軍出居延，将北匈奴單于包圍在金微山，北匈奴被迫向更遠的西方遷徙。此時，漢匈之間近300年來斷斷續續的攻防之戰，終告正式結束。
如果将匈奴視作以遊牧經濟為基礎的政治體、将秦漢王朝視作以農業經濟為基礎的政治體，那漢匈之間的“纏鬥”和互動隐含着一個更高層次的文明意義，即遊牧地區與農業地區的統一。
秦朝之時，農業社會相對強大，農牧分界線不斷往北推移。漢初，匈奴強盛，又恢複了此前的農牧分界線。農牧分界線的推移，反映了雙方實力的角逐與矛盾的激化。而邊疆的沖突對于南北政權而言，都可能引發内部的統治危機。
如果農業社會和遊牧社會之間的矛盾無法解決，便不能獲得真正意義上的長治久安。這種矛盾的解決方式，在漢、唐之際，是以農耕區和遊牧區的大一統來完成的；在農業社會政權力量衰微的時代，則是北方政權通過直接占領宜農宜牧區、強迫南方政權以歲貢等方式建構和平關系來實現的。
從政權的角度來看，中國曆史的主軸之一是南方農耕區政權和北方遊牧區政權的對抗。但從中華文明體的角度來看，則同時包含農業社會和遊牧社會的協商機制。雙方常常一榮俱榮、一損俱損。比如，柔然與北魏，吐蕃、回纥與唐，遼與北宋，金與南宋，鞑靼、瓦剌與明朝，等等。
在這個意義上，漢匈關系顯得尤為具有意義。從中華文明史的角度來看，它為農業社會和遊牧社會提供了開創性的相處模式：由對抗而協商，再到更高程度的大一統，幾乎涵蓋了後世中國曆史上的各種相互關系。更為重要的是，如果漢朝無法解決與匈奴的關系問題，不将遊牧社會納入，中華文明難免就會局限在農耕區。最後，可能會同曆史上消失的古埃及、古巴比倫等文明體那樣，生命力難以長久，文化創造也無法提升到更高的境界。
司馬遷撰寫《史記》之際，正處于漢朝和匈奴戰争最為激烈的時候。但對于匈奴這樣一個大敵，司馬遷還是從族源的角度表達了認同。他說：“其先祖夏後氏之苗裔也。”這是漢匈合為一家的重要觀念基礎。自此，“漢匈一家”成為中國古代王朝奉行的至高理念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