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31部隊研究的是被國際條約明令禁止的細菌戰、毒氣戰，被用來做活體實驗的，是大量中國人、朝鮮人和盟軍戰俘——一個個活生生的人！
因為曾被用作這支惡魔部隊的番号，“731”這個特定的數字組合出現的時候，總會散發着一種讓人不寒而栗的恐怖氣息。
二戰結束距今已七十餘年，罪行累累的731部隊，卻沒有得到應有的審判，甚至在很長時間裡被人為遮掩起來。幾十年來，包括有良知的日本人在内的世界各國學者專家，不斷挖掘、揭露731部隊的種種罪證，卻始終換不來日本政府對731部隊罪行的認罪和忏悔。
挖掘731部隊真相是一段崎岖曲折的長路。無論日本承不承認，真相就在那裡，鐵證如山。
躲過東京審判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在接下來的近三年時間裡，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對二戰日本甲級戰犯進行了審判。東條英機、土肥原賢二、闆垣征四郎、松井石根等戰争販子被判處絞刑，受到了應有的懲罰。
但是，東京審判被告席上的28名甲級戰犯，沒有一個人對731部隊的罪行負責。731部隊的所有成員，沒有一個人被起訴、審判，甚至在東京審判的整個過程中，都沒有提及“日軍731部隊”。
唯一的一次，731部隊最令人發指的行徑——“活人人體試驗”，在法庭上被一位美國法官偶然提及，卻點到即止，含糊而過。
1946年8月29日，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上，美國法官沙頓宣讀《南京地方法院監察處關于敵人罪行的調查報道》，其中提到：“敵方多摩部隊把擒獲的平民運到醫學實驗室去實驗傳染血清的效能。這個部隊是最秘密的組織之一，該部隊所殺害的人數是無法确認查明的。”
法庭主席問：“您不想再提供我們一些關于所謂在實驗室内實驗毒血清效能的證據嗎？”
沙頓卻說：“此刻我們不想拿出關于本問題的補充證據……”
在汗牛充棟的東京審判曆史資料中，再也找不到任何與“活人人體試驗”相關的繼續追問。美國法官“不想拿出”補充證據的措辭，現在讀來，引人深思。
沙頓提到的多摩部隊，是侵華日軍在華北、華中、華南的三大細菌部隊之一，但是相對于關東軍下屬的731部隊，可謂是“小巫見大巫”。731部隊是日軍細菌部隊的鼻祖，産下了一衆徒子徒孫。
多摩部隊本部設于南京，對外稱華東派遣軍防疫給水部。
在侵華日軍的作戰體系中，每一個方面軍均設有防疫給水部本部，每一個師團設有防疫給水部，另外，每個防疫給水本部還設有支部。這些“某某防疫給水部”，都有一個統一的名稱——“石井機關”。“石井”指的就是731部隊的部隊長石井四郎。
石井四郎曾發明一套戰場淨水裝置，在日軍中應用廣泛，不但在侵華戰争中，在太平洋戰争後期，孤島之上的日軍之所以能負隅頑抗，這套淨水裝置發揮了很大作用。
這些挂着“某某防疫給水部”羊頭的日軍部隊，從石井四郎和731部隊那裡學到的遠遠不止戰場淨水裝置，它們真實的作用，是研究和實施細菌戰。
731部隊成立于1932年，為掩人耳目，先後叫過“加茂部隊”（取自石井四郎家鄉）、“東鄉部隊”（石井四郎偶像東鄉平八郎）、“滿洲第六五九部隊”、“滿洲二五二零二部隊”等名字，對外則一直稱“關東軍防疫給水總部”。
這支盤踞在中國東北哈爾濱平房區的惡魔軍隊，在日本的侵略計劃中占有重要地位。日本軍隊裡甚至流傳着“小小的哈爾濱，大大的平房”的說法。
731部隊的本部基地中關押着大量俘虜，主要是中國人、朝鮮人和蘇聯人，其中中國人占了絕大多數。他們中有一些是投身抗日的戰士，有一些是被判定為蘇聯間諜的情報人員，還有許多是手無縛雞之力的婦女兒童。
當一個人進入了731部隊的監牢，在那些冷血惡魔的眼裡，就不再是一個個活生生的人，隻是一個個還有生命體征的“馬路大”（日語意為“圓木”，引申意為“試驗品”）。他們的價值，隻是被用來觀察在注射細菌、病毒之後，身體一步步被吞噬的過程，直到痛苦地死去。他們的屍體最終會被焚燒，毫塵不剩。
令人發指的人活體實驗，遠不止這一種。凍傷實驗、毒氣實驗、滅壓實驗、活體解剖這些聽名字就讓人不寒而栗的反人類實驗，在當年平房區731部隊發生了無數次。3000至10000人死于731部隊的活體實驗。
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細菌戰在國際法中被明确禁止，日軍對此心知肚明。進行反人道、違反國際法的細菌戰研究，自然極盡隐秘。
731部隊基地最初建設在黑龍江省五常縣背蔭河，1935年遷至哈爾濱平房地區，圈定6平方公裡範圍營建細菌部隊的設施。這是一項極為保密的巨大、綜合性的工程，4個日本建設株式會社曆時兩年多才告完成。
731部隊本部設施區内至少建有76棟建築，其中指揮中樞所在的“四方樓”，占地約為l5000平方米，内有各種細菌研究室、可供全年使用的凍傷實驗室、監獄、解剖室等，還有處理人體和動物屍骸的3個焚屍爐。
以731部隊本部為核心，關東軍劃出了6平方公裡的“特别軍事區”，把這裡變成了一個與世隔絕的殺人魔窟。
731部隊為惡作孽的十餘年，一直處在侵華日軍的高度保密之下。1942年4月，中國就向全世界公布了日軍在中國進行細菌戰的書面報告，但那時也不知道731部隊是細菌戰的幕後黑手。
1945年8月，蘇聯對日宣戰，出兵我國東北。關東軍兵敗如山倒。石井四郎于8月10日率部倉皇撤回日本。在撤退前，為掩蓋其罪行，石井四郎下令炸毀所有主要建築物，燒毀大部分絕密資料，并集體屠殺當時特設監獄裡尚存的300多名“馬路大”。
731部隊的秘密，似乎要在巨大的爆炸聲中湮滅。
但是，侵華日軍對731部隊處心積慮的保密工作，并非它逃過東京審判的真正原因。事實上，在東京審判之前，美國對731部隊的罪惡已經有了相當程度的了解。
1945年12月，逃回日本老家的石井四郎被美軍情報人員抓獲。他是日軍實施細菌戰的直接責任人，731部隊總指揮，日本陸軍中将，無論是罪行、職務、軍銜，都足以将他推上東京審判的被告席。
然而，石井四郎最終逃脫了審判。不隻是他，731部隊絕大部分的核心人員、研究人員，在戰後都安全地回到了日本，甚至繼續在日本的學校、醫院、企業等部門任職。這些昔日的“殺人魔頭”，洗掉手上的淋淋鮮血，改頭換面，又成了日本社會中的“精英分子”。石井四郎經營了一家診所，直到1959年患病去世。
他們制造的那些殘忍、恐怖的曆史，好像從未存在過一樣。侵華日軍731部隊罪證陳列館内鍋爐房遺址
731部隊使用過的木質卷櫃，卷櫃上刻有“石井部隊”字樣。曆史上被隐瞞的一章
1981年秋，一位叫約翰•W•鮑威爾的美國記者在《原子能科學家公報》旬刊發表了一篇論文，題為《曆史上被隐瞞的一章》。
那段被隐瞞的曆史章節是一樁肮髒的交易：石井四郎為首的731部隊，以向美國提供細菌戰資料為條件，逃過了東京審判。
世界為之嘩然。
鮑威爾于1919年生于中國，父母都是美國人。他的父親是一位有名的記者，在上海發行了名為《中國評論》的雜志。受父親的影響，鮑威爾也成了記者，足迹遍布中國各地。
在中國，鮑威爾曾親曆“細菌戰”。1940年5月、6月間，731部隊出動飛機，在中國浙江撒下了大量的鼠疫跳蚤。鼠疫很快在中國的城市、農村傳播蔓延。
鮑威爾後來回憶說：“湊巧那時我在甯波……日軍在當地進行細菌戰的結果，使許多中國農民像蟲蟻一樣被殺死了……我無比憤怒。”
1953年，鮑威爾回到了美國，他寫了很多有關中國的文章，成了一位有名的“中國通”。在中國的經曆，讓鮑威爾始終對侵華日軍實施細菌戰的罪行耿耿于懷。他一直在搜集着相關證據，并寫過數篇揭露文章，卻所獲甚微。
直到1981年，鮑威爾在美國國家檔案館堆積如山的文件裡，發現了有關731部隊的蛛絲馬迹，并且找到了侵華日軍研究和實施細菌戰的直接證據。
這些檔案，是美軍參謀長聯席會議和盟軍總司令部麥克阿瑟之間往來的機密文件，其中具體記錄了對731部隊石井四郎等首要分子的審訊及有關人員的移交問題。
鮑威爾後來回憶說：“長期以來，這些文件一直列為機密。由于實施‘情報公開法’我才搞到了手。”
實際上，早在太平洋戰争之前，美國的軍事情報機關就得知了日本在進行細菌戰的研究。日軍投降後，1945年後半年至1946年底，美國情報部門收到了很多有關日本在中國東北進行細菌戰研究和實驗的匿名告發信，美軍确信日本細菌戰研究人員曾進行過人體實驗，并已經擁有大規模細菌戰作戰能力。
美軍占領日本後，迅速通過各種途徑找到了不少日軍細菌戰部隊的專家和将領，特别是石井四郎被美軍情報部門發現并抓捕。美軍随即“對石井進行了為期7周的秘密訊問”，在這7周當中，美軍還對另外20多名石井的親信人物（包括一些軍醫）進行了審訊。
美軍的審訊起初并不順利。因為日軍在戰敗前燒毀和藏匿了細菌戰部隊的所有材料，同時命令所有的參與者絕對保密，因此美軍很難獲得有價值的實物證據和口供。
而石井四郎等人之所以不配合審訊，并不是遵守保密的命令，而是他們也意識到自己對美軍的“價值”，在待價而沽。他們太清楚自己在中國的所作所為，如果公平審判必然是重罪。
石井四郎、增田知貞等731部隊核心人員，私下通過參與美軍審訊的日本翻譯龜井貫一郎向美軍情報官員報價：“我們願意合作……如果你能向我們提供書面豁免保證的話，也許我們能弄到所有的情報。”
為了迫使美國同意赦免細菌戰研究者的戰争罪責，日本人還打出了蘇聯牌。當時冷戰已經開始，他們非常清楚美國對蘇聯的敵意，因此增田知貞語帶威脅地向美軍審訊者表示：“如果我們與某個共産主義分子聯系的話，他有可能告訴蘇聯人。”
這樣的“要挾”确實切中美國心理。
1947年3月21日麥克阿瑟給美國政府的一份報告中稱：“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蘇聯檢察官要求審問在中國東北地區的哈爾濱市近郊從事細菌戰研究的石井中将、菊地大校、太田大校……他們強烈要求分享美國獲得的有關（細菌戰的）情報……蘇聯的要求表現出對731部隊大量生産鼠疫菌、霍亂菌以及鼠疫跳蚤的興趣。”
美國對蘇聯的要求自然是拒絕。他們對石井四郎等人的審訊，其實也不是出于審判的目的。一份由東京發往華盛頓的審訊報告就明确指出：“石井等人目前為止提供的資料證明對确認、補充、完善美國細菌戰研究的某些領域具有極為重要的價值，并且對未來研究的新領域也具有啟發。”
石井等人和美國當局周旋了一年多，終于換來了保命符。
美國國務院在1947年9月的一份秘密文件中明确提出：“731部隊細菌戰的情報價值遠遠超過追究石井等人的戰犯行為所産生的價值，對美國的國家安全極為重要。”“不對石井等人作出免于戰犯起訴的承諾，但（可以告訴他們），美國出于安全保障的考慮，不追究石井以及有關人員的戰争犯罪責任。”731部隊的創立者和領導者石井四郎美國沒有給石井等人出具書面承諾，卻“說到做到”，不遺餘力地給石井等人“保命脫罪”。
首先是封鎖新聞報道。1946年1月，美國《紐約時報》等媒體披露了石井四郎被捕的消息之後，有關日本細菌戰主犯的所有情況、731部隊的曆史資料等報道，再沒有見諸媒體。直到東京審判結束後很久，有關日本細菌戰的内容也一直沒有在美國媒體出現過。
其次，在遠東國際法庭，美國充分利用了其主導地位，讓石井等人根本就沒有被起訴的條件。遠東軍事法庭對日軍細菌戰的調查，被麥克阿瑟以“保密”為由阻止。其他國家法官提出的指控，要麼被美國認為不成立，要麼幹脆不理睬。
在美國的庇護下，石井等人終于挺到了1948年3月。從那時起，遠東軍事法庭不再接受新的證據——這群魔鬼躲過了審判，逍遙法外。
作為對美國的回報，石井四郎等人交出了他們所掌握的日方細菌戰情報。據美軍參謀長聯席會議的一份秘密文件稱：“19名細菌戰研究計劃的關鍵人物撰寫了一篇長達60頁的人體試驗報告”，還有一篇20頁的關于多年來對農作物破壞試驗的研究，以及一篇由19人寫的對家畜細菌戰的研究；“8000張關于用人體和動物進行細菌戰試驗研究中的解剖病理觀察玻片和幻燈片。其中有關鼻疽、鼠疫、炭疽的3本解剖報告，有兩本長達300頁，另一本長達700多頁，報告中還分布着數百張人體組織培養的幻燈圖片。石井寫了一篇關于他本人20年來從事生物戰各方面研究的專題報告文章。”
對于這些情報的價值，這份文件評估說：顯然美國在大規模生産實用性武器方面遙遙領先于日本，然而日本用人體做的研究是無價的，因為相對于美國通過動物實驗進行推測細菌戰效果的方式，日本人用人體做實驗所得的資料更加直接和完善。
這些報告作為“機密文件”，直到1978年才被解禁。但是“解禁”隻是法律規定這些文件可以公開，文件究竟是什麼内容，沒幾個人知道，也很少有人有興趣去翻閱那些堆積如山的文件。
直到幾年後，存放于美國國家檔案館的文件副本才被鮑威爾發現。
1943年6月25日，731部隊高等官團在本部大樓前合影。反省材料
鮑威爾在1981年發表的文章，讓全世界為之嘩然，“731”開始頻繁出現在各國的媒體上。有關731部隊曆史的研究，一時成為二戰史中的熱點和顯學。
而中國作為日本細菌戰的直接受害國、731部隊的所在地，相關的研究取證其實早已開始。隻是，受各種條件所限，研究進展非常艱難。
在上世紀80年代以前，中國學者對于731部隊的研究十分艱難。731部隊的遺址已經被日軍全部破壞，存世的信息來源隻有文字資料，但是由于美國和日本對于這段曆史的刻意遮蔽，使得中國學者能夠看到的資料少之又少。
盡管如此，在信息閉塞的幾十年時間裡，中國學者們還是想盡一切辦法，最大程度地搜集關于731部隊和細菌戰的材料。
中國對731部隊曆史的了解，最早的來源是蘇聯的“伯力審判”。
美國人庇護石井四郎等人逃脫審判、獨享細菌戰情報的做法，蘇聯人心知肚明，卻在遠東軍事法庭上無可奈何。于是，蘇聯就在自己主導的對日本戰犯進行的伯力審判中，把審判日軍細菌戰犯作為與美國進行角力的政治工具。
1949年12月，蘇聯獨自把拘留的12名731部隊有關人員在伯力濱海軍事法庭進行審判，認定關東軍司令官山田乙三以及731部隊成員高橋隆笃等12人犯有制造細菌武器、人體試驗、實施細菌戰等罪行。其中，山田乙三被認定的罪行為：在1944年至1945年任關東軍司令期間，“曾領導其所轄第731部隊和第100部隊準備細菌戰的罪惡活動，鼓勵過該兩部隊在進行各種使用細菌武器試驗時，蠻橫地殺害成千人命的行為。”
1950年，蘇聯公開出版了《前日本陸軍軍人因準備和使用細菌武器被控案審判材料》，同時指責美國對日本細菌戰犯的包庇。當然，這些動作不但沒能阻止美國與石井等人的交易，反而使二者的合作更加親密，也更加秘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