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老年人保健品騙局”中，有幾個參與程度不同的相關方：“保健品”的生産銷售方、監管部門、入局的老人們、“我們”——老人家的親友團。
“市場”
“保健品”的産銷方還要細分為廠家和銷售渠道，盡管很多時候他們是一夥的。廠家提供産品，也就是“保健品”。銷售，則手把手将老人家們牽到“局”裡。
無論在哪個國家，保健食品都是食品，不是藥，不可以宣稱自己有藥用價值。宣稱自己有“神奇療效”的保健食品，不必檢驗，都是騙子。
在中國，中藥的存在，使保健食品與藥品的界限變得異常模糊。一種生物産品，比如某種蛇，既可以是一種食材，也可能是某種中藥材，還可以是“滋補品”，一種很難界定其範疇的東西。
這使不法廠商在保健食品中添加藥劑成分的動機更強了。因為很多消費者根本就沒有分清保健食品和藥品，他們中的很多人在購買服用保健食品時，是把它當作藥品的替代品，甚至是“超級藥品”看待，指望能有一般西藥達不到的“神奇”療效。
非法添加的害處非常明顯，有時是緻命的。非法添加有些是管制類藥品，如在止咳藥中添加嗎啡類及其衍生物，也有正在應用的處方藥和非處方藥，如壯陽藥裡添加西地那非（就是“偉哥”）——想想那些“硬三天”“草本固精”“西藏牦牛鞭”等城鄉結合部味道濃郁的“藥”名吧，都是這類貨色。因為沒有明确劑量提示，也沒有醫囑，宣稱無副作用，這種“保健食品”常常導緻患者盲目加大劑量，導緻的事故很多。更可怕的還有在保健食品中加副作用太強的上一代處方藥和非處方藥，比如降壓的硝苯地平，猛加，是食品麼，又猛吃……
還有些保健食品，比如有機鍺類保健食品，在歐美很多國家，早已确認對人體有毒害作用，限制上市，但在中國仍大行其道。這就像何首烏的毒性早就确鑿無疑，但因為是“傳統中藥”，我們就會赫然在正規超市的調料櫃上看到有何首烏出售一樣。
保健食品在美國和中國的監管也有些差異。FDA實際上比較弱勢，保健食品不需要審批，寬進嚴管，一切責任由廠家擔負。隻要不吃出明顯問題，或涉嫌加入違禁成分，FDA并不過問。這也仰賴美國完善的法治體系。中國情況剛好相反，需要審批，想拿到保健食品的“藍帽子”标志并不容易——但一旦通過審批，實際銷售中的管理就沒那麼嚴了。保健食品廠商在廣告宣傳中打擦邊球的比比皆是。
當然，有些保健食品，因為有“中藥”或“滋補品”的光環相加，暗示療效更為“合法”。比如“藥食兩用”的阿膠，就宣稱“對缺鐵性貧血和失血性貧血、咳血、吐血、便血、衄血、尿血、功能性子宮出血、妊娠胎漏等出血症有很好的療效”。當然，還不止此，很多民間宣傳的阿膠療效更神乎其神，幾乎包治百病。這其實已經屬于“誇大宣傳”，但藥典上白紙黑字，監管部門也沒什麼辦法。
從銷售手段上說，目前保健食品常見的銷售手段，直銷、面銷、會銷……非議也不少。
一位監管部門人士，這樣描寫保健食品銷售場景：
進門就被鎮住了。像是在開聯歡會，老頭老太太上去唱！騙子們把他們的老巢搞成了一個老年人俱樂部性質，老頭老太太特願意去，歡聲笑語一片。騙子比兒子親，兒子光想花老子的錢，騙子才關心老子的身體。然後怎麼辦，認騙子當幹兒子呗。不誇張，真的，賣蜂膠膠囊的店裡一百多個老人，全認一個騙子當幹兒子了。
這些騙子抓住老人愛貪小便宜的心理，講個課發個毛主席像章啊、發一紙兒挂面啊、發個梳子啊什麼的，天天講天天發，都是些不值錢的東西。
在銷售端，除了暴力脅迫或傳銷，一般的直銷、會銷性質的銷售方式，無論裡面有多少“洗腦”或是“暗示”，隻要在監管紅線之内，甚至隻要不出線太遠，很難監管到位。這可能和保健食品本身的灰色屬性密切相關，而“藥食兩用”的現實存在，又将這一領域的灰度大大增強了。
老人
老人都容易被騙子盯上。老人的弱點，主要是信息的缺乏。這種缺乏一方面可能是信息本身匮乏，也有很多老人家是主觀問題，交流、溝通、獲取知識的能力與意識欠缺。
但是，中國的老年人，确切地說，大緻出生于1940年代到1950年代的老年人，還有一點不一樣的地方。首先，這一代中國老人家青少年時，經曆過極特殊的社會治理模式，所有的信息都是自上而下、強行灌輸的。這使他們中很多人的質疑精神、自學能力、知識更新的辦法，乃至獲取新知的欲望，都受到了壓抑。在中國改革開放，社會經濟形勢開始好轉的時候，他們已經人近中年，自我更新、重塑的能力，無論是在世界觀、人生觀等價值觀層面，還是對于信息的接收的方法論層面，都受到了限制。
在中國，1980年之後至今，是一個時代列車猛然加速的時代。對很多今天的老人家來說，變化不是勻速線性的，就像把他扔到了外國。時代躍進的過強張力，會給人帶來巨大焦慮和錯位感，而且影響是全方位的。
在所有變化中，城市化的影響又尤其大。1980年前中國也有大城市，但那時即便是上海北京，老人獨居空巢的情況也沒那麼普遍。老年人空巢現象，大概還是2000年後，成為比較為人關注的現象。空巢老人的生活方式意味着什麼，就不多說了，結果是普遍相同的：他們缺乏溫情，缺乏關注，甚至缺乏安全感。
這一代人，在當年“砸三鐵”“國企改制”時，就是所謂“40-50”一代。這一代人中的很多人，幾乎沒有機會選擇轉型。即便是那些運氣較好，沒有遇到極端困境的人，也必然會遇到其他不那麼顯眼卻很真實的壓力。他們的無力與和失落不僅體現在能力上，也會體現在心理上。
我就見過，有老人明明家裡計算機放了好幾年，但不去手把手教，他們是不會主動打開電腦自己嘗試的，盡管一個7歲孩子都能很容易自行掌握相關操作。很難形容他們的這種心境：既抗拒，又恐懼。
他們也經常會注意掩飾自己的失敗、無力，他們嘴上可能說自己老了不行了無所謂了看你們年輕人的了，但實際上内心從來都有股不平之氣。
這種心态和他們一向就有的權威主義塑造的思維模式合體，要麼當他有點錢，能自己主導自己的生活，就會加倍固執己見；要麼經濟無力，需要兒女接濟，不免心理失衡，攢着勁，暗地裡固執己見。
全世界沒有幾個國家在短短三十年裡出現的社會變遷、生活場景變化，能與中國相比。這樣大規模人口的和平時期的社會轉型，全世界也許三兩百年也就遇到這麼一次，而最強的張力落在他們身上。
是啊，這些老人家，“中頭獎”了。
我們
“我們”是誰呢？這些老人的子女輩。
“我們”什麼樣呢？也不消說，成功人士當然有，有些則連白領都算不上。這不重要，關鍵是，跟父輩都很少能見面。中國這一代中青年人面臨的經濟和競争壓力，是空前的。
這當然是個大問題。父母輩那裡形成了一個巨大的情感缺口，同時也是知識信息的缺口。家人間的交流效率變得非常低。
你現在知道，為什麼銷售小哥那麼容易得手了，這和剛失戀的姑娘容易泡上一樣的道理。
而且這種隔膜是深刻的，遠不止表面看起來那一小塊。
當我們的父母迷戀某些保健食品及輕信銷售小哥時，我們的态度是什麼樣的呢？我自己的經曆，氣急敗壞居多，全面否定居多。很久後我想，在那個時刻，我的話會讓他們覺得有挫敗、羞辱，甚至産生逆反心理麼？我當時的目的究竟是什麼？是為了他們健康開心，還是為了宣示自己無需證明的正确呢？
統統可疑。權威主義下的“蛋”，很難允許自己作為原本的權威，卻接受來自晚輩居高臨下的（即使不是晚輩主觀上）“教訓”，但由于雙方在認識能力、掌握信息上的落差，“居高臨下”式的信息傾瀉，卻又常難避免。
這種場景是全方位的。有幾個人沒抱怨過長輩“落後”的習慣與意識呢？
有“解決辦法”麼？任何程度的溝通努力，都是有益的。也許有些障礙注定無法跨越，但再微小的改善也是有必要和有價值的。
保健食品騙局的問題不是當下中國獨有，但在中國當下最為突出。這裡有醫療傳統問題，比如中藥的“藥食難分”，也有監管問題。但其中最難解也最特殊的，是因為時代躍進造成的整整近兩代人，與社會和親人形成的隔膜。隔膜的修複，需要從個體到群體都有行動，用行動來結出善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