極端教育将國民變成沒有自我的國家侵略機器
日本國民全力支持侵略的根源在于日本政府長期推行的軍國主義、極端民族主義和愚民政策造成的日本國民意識的扭曲發展。
在二戰前，日本就長期通過學校教育、軍隊教育和社會教育灌輸軍國主義思想，塑造軍國主義國民意識。從明治初期開始，日本通過《學制令》、《教育令》、《教育敕語》、《軍人訓誡》、《軍人敕語》《教育敕語》“國民教化運動”等确立軍國主義教育體制，在家庭、學校、社會、軍隊全面推行軍國主義教育。
其核心就是灌輸“效忠天皇”的思想，把天皇稱為“萬世一系”的神，日本軍國主義極力宣傳“皇國史觀”，諸如“神武建國”、“天皇成業”、“皇道偉大精神”等等将天皇神化，使國民對其絕對崇拜，絕對服從。而“日本是屬于天皇的領土”，日本國民作為“天皇的臣民”，将為天皇而死作為最高道德，完全無視“個人”的存在價值。這樣，使得日本國民完全失去了個人的個性、價值觀和意識。這也是為何日本在發動侵略戰争後，日本國民對軍國主義侵略沒有任何懷疑。不容否認，自近代以來，效忠天皇是始終與軍國主義和日本的侵略戰争聯系在一起的。
這其中“盡忠”、“勤王”、“奉公”、“殉國”等具體道德規範的束縛，讓日本人不折不扣成為抹殺自我的皇國人形兵器。
二戰時，“盡忠”被确認為國民性格養成的第一要素。就是要以絕對的虔誠之心，無條件地服從天皇。“無條件”指“不問是非”和“信至無我”。“不問是非”謂“誠”；“信至無我”謂“心”。因此，“至誠”與“盡心”被确立為“盡忠教育”的基本規格，成為日本國民性格培養的根本目标。試圖通過“盡忠教育”使全體國民的人格狀态達到對天皇“至誠”與“盡心”的程度，最終形成日本國民對天皇制國家的信仰。
實踐“盡忠教育”就要使國民達到對天皇“至誠一貫”，從而進入一種“無我”的境界。這種覺悟是日本國民可以為天皇獻身的前提條件和動力源泉。在盡忠教育下，“殺害他人”這種“最大的惡”就置換成了“孝忠”天皇及天皇制國家的“最大的善”。“盡忠”塑造了當時日本國民現世的最強有效性原理：這就是日本國民必須“無條件地服從天皇”。
追溯日本盡忠教育的源頭，始于楠木正成。楠木正成“盡忠報國”的形象，在近代日本不斷被放大，除了靖國神社前面的銅制雕塑這種具體形式外，更為深遠的影響則體現在其“盡忠事迹”進入了教材和小學課本之中，在每一個兒童心靈深處刻上了難以磨滅的痕迹。他們長大後，楠木正成的“七生報國”成為日本軍隊的精神格言，尤其為神風特攻隊所信奉。
當日本已經處于必然失敗的局面之時，這種幻想仍然對日本軍人尤其是年輕人充滿了誘惑。1945年，盡管日本遭遇美國的大轟炸，六十五座城市幾乎都成了廢墟，不怕死的日本人還是抱着為了天皇在本土決一死戰的信仰不放。“國民信仰諸神直系相傳，國民處于民族血統中心的天皇統治下，……為了國家之獨立，名譽和使命，舍棄生命戰鬥的國民士兵，呼喚着天皇的名字赴死。”這就是“盡忠教育”釀造的命運悲劇。
“盡忠”的具體表現，首先就是“勤王”。而“勤王精神”結合日本國情與時勢後，被具體地認為：将“勤王精神”付諸實踐應從“排外”開始。首先，不允許外國對日本有辱國體，滋擾國威的事情發生。其次，不允許污蔑眩惑日本國體的外教釀成對日本的深害，隻能采納外國的知識技巧，作為皇國大道的羽翼。
推崇“勤王教育”是日本極端民族主義傾向的産物，是日本回應西方沖擊的一種“以守為攻”的姿勢，憧憬的是“我國的大道有資格成為西土的治教”的教育強國夢，這需要極大的勇氣和意志力。那麼，日本要到哪裡去尋求這種勇氣與力量呢？日本軍國主義極力宣傳“皇國史觀”，諸如“神武建國”、“天皇成業”、“皇道偉大精神”等等将天皇神化的手段正好提供了這種動力。
“勤王教育”将虛構的神武天皇紀元神話轉化為一種文化意識，進而将“日本是世界中心的幻想”轉換成為一種期盼統治世界的現實力量，催生出近代日本民族的殖民文化心理。
“勤王教育”的最終目的：是培植獨一無二的日本國民，将日本“淩駕于萬邦之上”，使日本國民在面對世界格局變化時，形成“一切盡在掌握之中”的民族自信心理。“勤王教育”為此就要培養國民具有一種抵禦内部和外部壓力的能力，這種能力就叫做勇敢和意志，将對天皇的忠誠及其義士之舉，作為一種義務融于個人之中。
二戰時期的日本教育，從幼兒園兒童開始，每日早課就要求團體遙拜宮城。讓中小學生每天誦讀《學生敕語》；在各個教室裡，懸挂軍神的照片，營造一種濃烈的崇拜和“孝忠”天皇的學校文化氛圍。把中小學校環境創設為國民煉成道場，多數學校都把原來的體育館改成了武道場，進行武士的格鬥、散打訓練，學生們既使被打的鼻孔流血、跌倒在地，也必須一次又一次地掙紮起來，重新再戰，以此錘打學生的意志品格，修煉下一代對侵略戰争的“必勝的信心”和“堅忍持久的精神”。
“盡忠”的另一個表現是“奉公”。早在《教育敕語》中日本就公開将“奉公”作為皇國臣民的最基本品格。二戰中“滅私奉公”成為一句最響亮的教育口号，中小學教材中充斥着“奉公”課文。即以至誠的态度，通過勤勞收獲五谷，節度生活，貯蓄财物，最終将财富讓給子孫，讓給鄰居，并無私地獻給社會和國家。換言之，奉公行為就是滅私行為，心底無私的人才能做到奉公守法。在二戰中，“奉公教育”思想成為日本軍國主義教育中的顯學，強制全體國民通過教育現場進行“人體實驗”。在這種場合中，“公”僅僅意味着天皇和國家，形成皇國民一種“滅私”的自虐心理傾向。經過“奉公教育”的日本國民，自覺抹殺了自我。
“盡忠”的終極表現形式是“殉國”，是指為國家利益自願獻出生命。在日本“殉國”被視為是一種最高尚的行為得到贊揚和傳頌。在二戰期間，日本将“殉國精神”作為日本國民性格中一個極重要要素加以推崇，将其納入常态化教育，宣揚至極緻。軍國主義教育将戰争常态化，将戰争中不可避免的死亡常态化，随時準備為國捐軀的“殉國精神”教育也就随之得以常态化。
自“盡忠”而“勤王”、“奉公”直到“殉國”，在二戰時期，這條道德完善之路對日本國民來說就意味着勇敢地投身于戰争，不必去追問個人生命的意義與價值，沒有什麼比為國捐驅更有意義，更加高尚了。高尚地死去才能換來純粹的永生，這就是“殉國教育”的精神内核，是日本生死觀的一種結晶。通過這種“殉國精神”教育，煥發出來的是一種生命沖動，散發出來的是一種集體英雄主義的日本民族文化息氣。
正是這種以生命沖動煥發的英雄主義，使無數日本軍人乃至平民，在心理上戰勝了死亡的恐懼将自己直接捆綁于軍國主義戰車上。
軍國主義教育将天皇意志内化為日本國民的一種集體無意識，釀造了成千上萬的日本人為“天皇聖戰”而捐驅的生命沖動，從而将投身侵略戰争的動力植根于法西斯群衆心理的土壤之中。這就是直到戰敗，日本國民依舊支持侵略的核心原因。
軍國主義控制的媒體為全民軍國主義化推波助瀾
在日本軍國主義的控制下，日本的媒體已經不像明治維新時期那樣百花齊放了，而淪為了軍國主義的發聲筒和宣傳員，從而與軍國主義者合謀，将日本推上侵略的道路。
九•一八事變期間，軍國主義控制下的日本媒體通過大肆炒作中國軍隊蓄意挑釁日本在東北地區核心利益的議題，誤導國民形成“滿洲是帝國的生命線”、“支那的不正當行為侵犯了帝國在曆史上形成的正當權益，關東軍予以反擊的行為是正當行為”的共識，從而促成日本國民堅定支持關東軍的行動，在社會上形成了戰争的狂熱。
太平洋戰争爆發後，軍國主義分子又操縱媒體将議題轉向對抗歐美，鼓吹“将亞洲從白種人手中解放出來”，類似的論調成為推動國民積極投入戰争的助推劑。大衆傳播實踐表明，如果受衆對某項議題或事件在直觀上缺乏豐富的經驗，那麼他們對該議題或事件的理解就極大地依賴于媒體，依賴于新聞叙述的性質。從日本發動的侵略戰争的發展和事态的演變可以看出，由于日本媒體在戰争時期竭力渲染對外強硬論，直接導緻了日本民衆狂熱的民族主義情緒，支持戰争的輿論氣候籠罩整個日本，達成了軍國主義者實現輿論動員的目标。
當盟軍開始轉入戰略反攻，日軍連遭失敗陷入窘境時。日本軍部需要補充更多的士兵，不惜将目标指向國内未成年的中學生。其操縱的媒體于是在宣傳方針上與軍方保持高度一緻，選擇以青少年為受衆目标的《寫真周刊》上刊登文章，以軍階升遷、美好前途為誘惑，鼓動青少年為了實現國家與全體國民期待應踴躍參軍。這鼓動緻使軍國主義征兵動員工作順利開展，“大多數人懷着在關系到日本命運的‘聖戰’中捐軀是國民莫大榮耀的信念被送往戰場”。以海軍招募少年入伍為例，中日全面戰争爆發後，海軍飛行預科練習生錄用人數逐年攀升，截止1944年（昭和19年）達到了頂峰的113465人，比8年前（昭和12年）增長了20倍。
到1944年，美軍攻占塞班島，突破了日軍所謂的“絕對國防圈”。日本軍國主義者妄圖組織“全民總決戰”頑抗到底，并操縱媒體進行決戰宣傳，稱喚起“蘊藏在一億國民當中的忠誠”，“在戰争中發揮一億協力的大和魂，通過總崛起迎擊敵人來赢得戰争的最終勝利”。
1945年日本軍國主義不甘心坐以待斃，寄希望于與美軍進行本土決戰。臨時國會特别會議動員全體國民迎接最後的戰鬥。同日，裕仁天皇發表诏書，号令國民“粉碎敵國野心，達成戰争目的”。為此，軍國主義控制下的媒體連日發起了感謝天皇的仁慈，号召國民以死效忠的輿論造勢，到7月中旬，進一步發展為“護持國體”的宣傳運動。輿論動員的力量使日本民衆仍寄希望于最後的勝利，“神州不滅”、“以死效忠天皇”的理念成為日本民衆繼續戰争的動力。戰争期間，軍國主義當局在媒體“戰争協力”的積極配合下，通過輿論動員實現了對國民的精神強效果控制，導緻廣大民衆被牢牢地拴在法西斯的戰車之上，成為侵略戰争的犧牲品。
日本國民當中，确實有被強制參戰的人，但還有很多人是本着自發的意志充分相信這場戰争，這正是軍國主義體制的恐怖所在。
在軍國主義的操縱下，媒體最大限度地發揮輿論導向的功能來統一國民的意志，從而在社會上形成輿論合力，“為了擴大和推進戰争，自覺地起到了積極煽動民衆的作用”。由于媒體的積極配合，輿論動員作為軍國主義總體戰的重要一環，成為“支撐帝國國内好戰”的“愛國主義”的重要力量，而這股力量在突然之間就吞噬了日本社會。
軍國主義編造種種貌似正義借口蠱惑日本國民
日本是一個島國，國土狹小，資源匮乏。德川幕府時，日本就有學者對本民族未來的生存與發展産生了強烈的危機感，提出了許多擴張理論，比如當時的“海外雄飛論”。隻是因為當時的國家實力不足，社會和經濟條件都不夠成熟才未能實行。明治維新之後，日本學者在以前的擴張理論的基礎上，經過實地的勘探和考察，提出了新的侵略擴張理論，比如山縣有朋提出的“利益線”理論，為日本對外擴張制定了基本理論。松岡洋右在“九一八事變”後稱，“無滿蒙即無日本的生命線”。就是将中國東北視為确保民族的生存而開拓、奪占的新領土和資源，這在當時的日本很有誘惑力和吸引力。這種狹隘的民族利己主義的心理，是其發動大規模侵略戰争的原因。但在對日本國民的戰争發動和宣傳上，軍國主義者并不是赤裸裸的宣傳戰争，而是以民族的生存利益為借口，誘使民衆參加戰争，取得了相當成功。
此後，通過侵略戰争和簽訂一系列不平等條約，獲得了土地和經濟利益，促進了日本國内經濟實力的發展。日本民衆嘗到了甜頭，也大大刺激了繼續擴張的欲望。由于狹隘的民族利己主義作祟，日本民衆在嘗到甜頭的同時，隻顧得滿足自己的需要，而不顧給其他民族帶來的深重災難。
到二戰期間，日本為減少發動侵略戰争的國内國際輿論壓力，又提出了許多貌似有理的借口，這些借口欺騙性很強，對于蠱惑日本國民也有很明顯的效果。
一是以參與其他殖民地國家的解放戰争為由，宣揚戰争的“正義性”。在日俄戰争期間，日本曾大宣傳戰，散布俄國行将占領“滿洲”，為了阻止它逼近日本的“威脅”，日本不得已出兵中國對俄開戰的消息。侵華戰争的爆發，也是日本以阻止蘇聯“赤色威脅”為借口出兵中國，行侵占中國之實。在亞洲地區，日本以“從白人統治下解放亞洲”為名，推行實為侵略擴張的大亞洲主義，把侵略亞洲國家的“大東亞戰争”稱為“聖戰”。二戰期間日軍中有一首歌曲唱道：“為了東洋和平，不惜犧牲生命。”在這些借口的欺騙下，廣大日軍軍人和日本民衆還以為日本所推行的戰争“是保衛亞洲和平的正義戰争”，自己參與其中是光榮的。
二是以建立大東亞新秩序為由，把侵略戰争美化為民族戰争。二戰期間，日本提出建立“大東亞共榮圈”，強調要“共存共榮”，這一口号在亞洲和日本國内民衆中也頗具誘惑力。日本軍國主義者企圖利用這些口号和輿論，使其在亞洲的侵略擴張合理化與合法化，因此對内稱是為了“民族利益”與“國家利益”，對外則稱是為了“亞洲的利益”、“為了東洋人的利益”，是在“替天行道”，這些口号在當時确實起到了很大的欺騙作用。
總而言之，二戰時期日本通過之前長時間的教育養成的日本國民性格是在日本化過程中走向極端民族主義的一種産物。在追尋民族本源的過程中，産生了自诩優等民族的心理，并誘發出極端的民族主義情緒。一個民族文化共同體存有民族自豪感，這不但是無可厚非的，甚至是值得稱道的。但稍稍往前邁出一步，在與他族的類比中自诩優等，就構成了一個危險的信号。
背棄了明治維新初期的民主民權思想。近代日本在重振“皇基”的國體重構中，從承襲種族血脈的角度，将民族主義合理為一種文化遺傳基因，以家族主義和日本神道為基礎，創造了天皇制“傳統”；
以天皇号令天下，培養“忠君愛國”的皇國民。近代日本以“文明開化”為初衷的文化啟蒙之路，沒有緻力于教育和培養具有近代民主意識的國民，也沒能将日本引上文化強國、科技強國的道路；而是基于拓殖思想，沿着日本武士道傳統文化的曆史軌迹，緻力于教育和培養無怨無悔地為天皇和國家犧牲的皇國民。
近代日本民族啟蒙教育在“忠君愛國”的旗幟下，融合西方列強的殖民思想和日本本土的武士道精神，引導日本人從追求民族強盛的合理初衷出發，走上了以武力強國，以開拓殖民地尋求民族發展的錯誤軌道。也将民族啟蒙教育演變成了徹頭徹尾的軍國主義教育。緻使二戰時的日本民族教育成為一種文化強權與價值灌輸的有效工具，其制造出來的日本國民，也隻能綁在軍國主義的戰車上直到戰敗依舊支持侵略的醜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