似乎沒有多少人是打心眼兒裡喜歡喝咖啡的——但咖啡在中國的流行，與咖啡本身好不好喝，還真是沒什麼關系的。
外國人帶來了咖啡樹，也帶來咖啡館
人類飲用咖啡已近千年，不過咖啡真正傳到中國，還是在19世紀。1884年，一位叫勞倫斯的英國曼徹斯特茶商，穿越中法海軍的隆隆炮火，來到了中國的寶島台灣。他發現，台灣的氣候類似盛産咖啡的加勒比海岸，于是動起了開墾咖啡園的念頭。
他從菲律賓馬尼拉運來了100多株咖啡樹，開始在台灣種植，揭開了咖啡在中國發展的序幕。
至于中國大陸，最早的咖啡種植始于雲南。1904年，法國天主教傳教士田德能受命前往大理賓川縣傳教。他酷愛喝咖啡，于是他的行李中，便有他經過越南時購買的咖啡豆和咖啡樹苗——大約100年前，法國人已經在越南和老撾種上了咖啡。他來到賓川縣的朱苦拉村，建起了教堂，并在教堂的邊上種下了一片咖啡林，也就是保存至今的、堪稱中國咖啡的“活化石”的朱苦拉村咖啡林。起初，這裡産的咖啡隻供教士飲用，但慢慢的，當地的村民也跟着神父一起喝上了咖啡。經過百年時光，在朱苦拉村，喝咖啡早已經成了當地少數民族群衆的生活習慣。
1905年，另一個法國人則在雲南最早的通商口岸蒙自開辦了“滇越鐵路酒吧間”。這其實是一間咖啡館，那為什麼取名酒吧間？原來，這是法國特色的咖啡館，不僅出售咖啡，還出售酒精飲料，是咖啡館與小酒館的混合産物，也是歐洲咖啡館的主流模式。酒吧間一建好，就吸引了到此修建滇越鐵路的法國人和其他外國人光顧。當地百姓對此十分不解：“真奇怪！老洋咪（過去蒙自人對老外的俗稱）不喝茶，而是喝一種苦得像中藥一樣的東西。”不過，蒙自的外國人越來越多，他們也就見怪不怪了。蒙自本地的士紳開始與外國人打交道，到洋人府上做客，沒茶喝，隻能喝咖啡，喝多了，也就上瘾了。
去咖啡館，還真不是為了喝咖啡
上海的咖啡館，則要來得更早一些。上海早期的咖啡館，都由外國人經營，是特别為19世紀中期那些滿懷鄉愁的水手而設的。順理成章的，咖啡館的第一批常客，就是那些專門做水手生意的妓女。在這以後，才開始吸引那些嘗試仿效西方生活方式的中國人。到了1909年，咖啡店開始被視為聚會的地點，在上海的旅遊指南中出現。
它們大多數都是法式咖啡店，附屬于餐館，兼售各式的食物與飲料。入口處鋪設着地毯，留聲機播放着流行的西方音樂，桌上擺放着從外國進口的花瓶和煙灰缸——當時的咖啡館，基本可以看作是西方生活方式的展覽館。
這時，咖啡館的女招待也取代了原本占據在這裡的妓女。當時長沙新聞人嚴怪愚就在新聞中曾寫道：“許多人去咖啡店，不一定喝咖啡，而是吃女侍者”。上世紀30年代，長沙的咖啡館接連冒出來，南門的咖啡館“青春宴飲社”的女招待，堪稱集長沙之大成。長沙的男人們打着喝咖啡的名頭來到這裡，點這裡著名的女招待葉紅，看她拿着口琴，吹一曲《桃花江》。或者點女招待銀真，聽她唱一折《蘇三起解》。
後來更是有了女招待“選美”，即選舉“咖啡皇後”。這是當地一大盛事，來自各大咖啡館的女招待都有自己的粉絲團，競争異常激烈。美女招待為咖啡店帶來生意，同時，也有人挖牆腳。當美女招待當選或入圍“咖啡皇後”并引人關注後，身價不同，自然會從這家咖啡店跳槽到另一家。最出名的長沙女招待，要數後來成為電影明星的胡萍。成名之前，她就曾在長沙最早的咖啡館“遠東咖啡店”充當女招待。
1936年長沙報紙報道說：“現充任上海明星影片公司基本演員之胡萍，轟動一時之摩登女郎也，曾充該店侍女，故當時一般纨绔子弟，趨之若鹜……蓋有‘醉翁之意不在酒’作用存焉，旋受輿論之攻擊，遂離湘赴滬，獻聲色于銀幕矣。”後來，田漢回到長沙，也時常要去遠東咖啡店小坐。他對咖啡館的印象是，“那兒的女招待似乎都有些自負，仿佛每一位的将來，都有成為電影明星的希望。”
咖啡店的女招待，也成為了文人們喜歡的題材。在田漢的《咖啡店之一夜》裡，女主角白秋英跑到上海尋找青梅竹馬的戀人，為維持生計而當起女侍。到了最後，她久候的情人終于現身咖啡店，但卻同時帶來了他的未婚妻。白秋英痛罵對方薄情寡義，将他給的鈔票付之一炬。這個發生在咖啡館的故事，雖然有些老套，但已經有了些婦女解放的意味了。
在上海，咖啡館成為了一股文化熱潮
上世紀20年代，上海的咖啡店主要集中在法租界及虹口（日租界）這兩個地區。在法租界的霞飛路、靜安寺路還有陝西北路上，大多數都是法式咖啡店，也有些是俄國人經營的，它們規模大，檔次高，吸引的是來自上流社會的達官貴人。
至于虹口區的咖啡館，遍布在北四川路，大多由知識分子經營，就要樸素一些，消費也更便宜，吸引的是那些文藝界人士。1928年，《申報》刊登了一篇短文，向讀者介紹了位于虹口區北四川路一家名為“上海咖啡”的咖啡店。作者在店内遇到了許多文藝界名人，當中包括魯迅、郁達夫、龔冰盧、孟超和葉靈鳳；他們在店内不是高談各自的主張，就是默默沉思。短文的作者慎之沉醉于這種氣氛裡，并認定這裡就是他心目中的“理想的樂園”。
不過，這篇介紹咖啡館的短文，卻引發了一場論戰。郁達夫發表了《革命廣告》，否認他與“上海咖啡”有任何關系。魯迅也很快加入進來，在《革命的咖啡館》一文中，他表示自己從沒有到過這類咖啡店。他反感的是，咖啡館裡那些隻知空談的“文豪”和“年青貌美、齒白唇紅”的女招待，他根本不願意在革命的咖啡館裡做“裝點”。
不過，反對歸反對，咖啡館還是要去的。對于左翼知識分子而言，由于國民政府較少留意日租界裡開設的咖啡館，這裡實在是個聚會的好場所。在《革命的咖啡館》成文後一年，魯迅還是去了離他當時上海的住所很近的公啡咖啡館。公啡坐落于當時上海北四川路有軌電車終點站附近，内山書店的對面。1930年2月16日“左聯”第一次籌備會在公啡咖啡館二樓召開。會議決定成立一個革命的文學團體“左聯”。魯迅多次主持了“左聯”的籌備會。所以他也成為了公啡的常客。但他從不喝咖啡，通常都自備中國茶。
魯迅對咖啡的看法，基本是負面的。他常常說：“我是把别人喝咖啡的工夫都用在工作上的。”他認為，喝茶是為了消除疲勞，能更好地工作。而咖啡，完完全全是享樂，把時間都浪費在無意義的高談闊論上。
但正是因為有咖啡館這個共同空間，文化熱潮才得以萌發。1928年，《申報》出現了一個新專欄“咖啡座”，編輯明确表示，這個專欄就如現實中的咖啡座，人們可以在裡頭自由地就任何議題交換意見。
事實上，對魯迅而言，咖啡館也是不可或缺的社交場所。當時的文學青年要見到魯迅，必經路線就包括了公啡。1934年，蕭軍、蕭紅帶着小說手稿從東北輾轉來到上海，先到内山書店見魯迅，再由魯迅帶去公啡聊天。
新中國成立後，咖啡連同咖啡館，又慢慢消失在大衆的視野裡了。不過，也不是完全沒有，在上海，商業部門為了“發展經濟，保障供給”，在少量店面供應咖啡和簡單西餐，所在地段大多是過去的租界，畢竟那裡的居民從小就有喝咖啡的習慣。
位于南京東路的中央商場也有咖啡喝。有上海人回憶說，當時中央商場喝咖啡，坐的是八仙桌、長闆凳，牆上貼着革命标語。咖啡是用燒水的鋁壺煮的，倒在玻璃杯裡，加一小勺白砂糖，用毛竹筷子攪拌，一杯一角一分。
另外還有面包吐司，不過比較貴。更多的人是到邊上排隊買鮮肉大包，吃油墩子。
在北京，西單商場的貨架上也擺着三四元錢一罐的上海咖啡。不過，對于普通老百姓，這實在是天價。一些涉外酒店也有自己的咖啡廳，但那是需要外彙券付賬的。
直到上世紀80年代，中國才從電視裡又一次認識了咖啡。“味道好極了！”這句雀巢咖啡的廣告語相信很多人今天都是記憶猶新。這個廣告的魅力在于，對于沒喝過咖啡的人來說，加入奶精伴侶調和的速溶咖啡，是又香又甜的飲品。而對于喝過咖啡的人來說，他們絕大多數并不習慣咖啡的苦味，所以也就樂于接受咖啡變得如此香甜。雀巢速溶咖啡的成功，讓其變成了一個“逼格”的象征。那時候，裝着“雀巢”的玻璃瓶子，即便是喝空了，也常被放在玻璃櫃子裡當擺設，或者要被拿到辦公室當喝水的杯子。
但這也讓大多數中國人對咖啡産生了錯誤的印象：咖啡就是“雀巢”，咖啡就是“苦”的，咖啡就應該和“伴侶”混合。所以1999年星巴克進入中國，當很多人喝到了第一杯星巴克咖啡時，第一反應就是，咖啡竟然也可以有這麼多種花樣的喝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