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一：1972年在中南海，毛澤東會見尼克松
圖二：1972年2月，美國總統尼克松訪華，打開了中美兩國關系正常化的大門。圖為周恩來總理到北京機場迎接尼克松總統
圖三：莊則棟與科恩
1970年之後的中美關系解凍，是這個時期影響最大、最具有裡程碑意義的事件。這一事件改變了世界的格局，形成了中、美、蘇“三角關系”。這是毛澤東開啟中國與世界接軌進程的大轉折。
美國198名專家呼籲改變對華政策
朝鮮戰争爆發後，美國開始公然與中國為敵。毛澤東希望和西方經貿往來的願望落空。1954年日内瓦會議後，毛澤東提出了向美國學習、向西方國家派留學生以掌握先進科學技術的意見，但受到了美國的帶頭阻撓而難以實行。美國這種僵化的對華政策，在美國國内，直到1959年才出現了要求改變的思潮。這種思潮比較典型的反映就是《康侖報告》。
1959年9月，設在舊金山的思想庫康侖有限公司完成了美國國會參議院外交委員會委托的兩個關于亞洲的研究項目，發表了題為《美國對亞洲的外交政策》的報告，即《康侖報告》。該報告指出：美國應該确認兩個基本事實，一個是中國的政權是穩固的；另一個是中國的政治、經濟和軍事迅速增長，“非常可能在20世紀後期作為一個主要世界強國而出現”。所以報告提出，美國的對華政策“不管具體形式怎樣”，都應該根據上述的假設來實施。這個報告成為了後來美國朝野人士考慮對華政策的重要參考。
進入1960年代，中蘇關系破裂、中國自力更生進行核試驗和美國卷入越戰不能自拔這三大問題，使得美國政府感到了調整對華政策的必要性和緊迫性。1966年3月，美國198位專家聯名發表公開聲明，呼籲美國政府面對亞洲的現實，采取靈活的對華政策，與中國建立聯系。這樣，美國輿論已經為美國對華政策的轉變創造了條件。
1969年3月的中蘇珍寶島武裝沖突發生後，毛澤東立刻預料到這個事件會對美國決策者們産生重要影響，将會促使美國方面加快對華政策的調整步伐。果然，從6月開始，尼克松政府通過各種場合特别是外交場合，不斷釋放與中國“接觸”的信息，尼克松總統還親自委托巴基斯坦和羅馬尼亞兩國元首擔當“信使”，向中國轉達美國的意圖……1969年12月3日，一直設法與中國外交官接觸的美國駐波蘭大使斯托塞爾，終于在一次南斯拉夫服裝秀上發現幾位中國大使館的工作人員。為了完成尼克松交辦的工作，他甚至不顧外交禮節，跑着追趕中方人員，請求會晤中國駐波蘭大使，轉達尼克松總統改善中美關系的信息。
1971年2月25日，尼克松在國會發表了題為《建構和平》的外交政策年度報告。報告用專門的章節讨論了中國問題，表示“美國準備與北京對話”，同時“美國樂于看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國際大家庭中扮演一個建設性的角色”。這份報告使用“中華人民共和國”來稱呼中國，這在美國官方的文件中還是第—次。
“小球轉動大球”的“傑作”
經過兩年時間的反複觀察和小心試探，1971年初的中美關系已經到了堅冰即将打破的時刻。如何采取适當的措施突破微妙的僵局，成為中美關系走出下一步的關鍵。1971年在日本舉行的第31屆世界兵乓球錦标賽期間的“乒乓外交”，成為了這關鍵的一步。
1971年3月21日，中國乒乓球代表團抵達日本名古屋參加第31屆世界乒乓球錦标賽。代表團中沒有任何人可以想到，将會有一幕永遠載入中美兩國關系以及世界外交曆史的華彩篇章開啟。
代表團剛離開北京，毛澤東就對身邊的工作人員說：“你每天要把各通訊社對我們派出的代表團的反應逐條地對我講。”
3月28日，第31屆世乒賽開幕，中國運動員精湛出色的技術水平、得體大方的精神面貌令人矚目。3月30日上午，中國國家體委國際司副司長、中國乒協代主席宋中湊巧與美國乒乓球代表團團長斯廷霍文寒暄，斯廷霍文表示：“中國的乒乓球水平很高，如果美國選手去一次中國，一定能學到許多有益的技術。也希望中國的乒乓球選手到美國去。”
代表團向國内彙報了這些情況，這些信息被有關部門整理成簡報，直接送達毛澤東和周恩來，引起了毛澤東和周恩來的重視。
4月4日，美國選手科恩在前往比賽場館的途中誤上了中國代表團的大巴。世界冠軍莊則棟很友好地與他打招呼，并且送給他一面杭州織錦作為禮物。大巴抵達體育館時，許多來自各國的記者都在等待——那時的中國隊本來就因為擁有莊則棟這樣的世界冠軍而引人注目。車門一開，出現在媒體的“長槍短炮”面前的，不但有精神飽滿的莊則棟，而且有神态興奮的美國運動員科恩。這條消息立刻成為了轟動性的新聞。
第二天，科恩拿着莊則棟送的禮物在體育館轉來轉去，還不斷向人展示，說這是中國的世界冠軍送的。科恩回贈了一枚美國乒協的紀念章給莊則棟，旁邊的記者過來拍照，照片發表在報刊上，主題是“中美接近”。接下來，美國隊副領隊哈裡森來到中國隊駐地，提出訪問中國的請求。
這些迹象都引起了毛澤東的關注，他尤其注意到了莊則棟與科恩友好交往的舉動。毛澤東讓身邊的工作人員反複給他讀有關的報道，還帶着滿意的笑容說：“這個莊則棟，不但球打得好，還會辦外交呢!”4月6日深夜，經過深思熟慮後，毛澤東決定“邀請美國隊訪華”。
中國政府邀請美國乒乓球隊訪問的消息迅速在中美兩國和國際社會引起強烈的反響。尼克松和基辛格在接到報告後的第一個反應都是“又驚又喜”，随即毫不猶豫地批準乒乓球隊的訪問。他們心裡十分清楚，這決不是一個單純的體育事件，而是一個重大的外交轉折即将發生的信号。
“乒乓外交”突破性地将中美關系帶入了一個新的階段。不久，尼克松決定派遣基辛格作為特使先行秘密訪問北京，為他訪問中國做準備。
1971年7月9日至11日，基辛格秘密訪問了北京。當7月15日中美雙方向外界宣布了基辛格訪華的消息和《公告》時，全世界頓時為之震驚。“乒乓外交”也作為“小球轉動大球”的大外交新思維的“傑作”，成為了世界外交史上的經典。
尼克松“罕見的謙遜和敬畏神情”
1972年2月21日上午11點30分，美國總統尼克松乘坐的“空軍一号”降落在北京機場。尼克松一行對中國進行了為期7天的曆史性訪問。
尼克松出訪中國前，最擔心的是毛澤東是否會接見他。他在工作日記中寫道：“我們應該很快同毛會見，并且我們不能陷入這樣的境地，即當我會見他時他高高在上，好比我走上階梯而他卻站在階梯的頂端。”
尼克松和随行人員到達北京後就注意到，在機場，除了中國總理周恩來親自接機外，并沒有出現他們以為會出現的熱烈歡迎的場面，車隊駛過的街道和天安門廣場也是冷冷清清，這不由得使他們感到有點失望。他們并不知道，這種“不冷不熱，不卑不亢”的接待規格是毛澤東和周恩來經過周密考慮定下來的。不過，美國客人的這點小小的失望很快就被一個令人振奮的消息驅走了。當天下午2時左右，在尼克松剛剛收拾停當，正準備洗澡時，周恩來趕到賓館通知說，毛澤東主席想很快會見尼克松總統。
在毛澤東住所，當尼克松談到了中美關系、台灣問題時，毛澤東說：這些問題可同周總理談，我們談“哲學問題”。毛澤東的這句話奠定了他與尼克松會談的基調，同時也指明了中美關系未來的發展所應着眼的基礎——從“哲學”的高度、從着眼于長遠的宏觀的戰略高度來看待和發展中美兩國關系。
談話結束時，尼克松握着毛澤東的手說：“我們在一起可以改變世界。”毛澤東則舉重若輕地回答：“我就不送你了。”
這次會見，毛澤東超凡的魅力給客人們留下了難以磨滅的印象。基辛格在回憶錄中用了整整兩頁的篇幅記述他對毛澤東的印象：“或許除了戴高樂以外，我從來沒有遇見過—個人像他具有如此高度集中的、不加掩飾的意志力。”他承認，在面對毛澤東的時候，他感覺到了一種類似年輕人聽“搖滾樂”時感覺到的“顫流”——“力量、權力和意志的顫流”。與毛澤東的會談是尼克松一生中最為珍貴的精神财富之一。在後來的歲月中，尼克松又6次受邀訪華，他似乎從未停息過與毛澤東在哲學領域的對話，直到生命的最後一刻。
雖然1972年的中美關系解凍并沒有很快實現中美建交，但這個突破标志着中美關系一個新時代的開始，也改變了國際關系的基本格局。中國的外交活動範圍從此擴大到整個國際舞台，為後來的改革開放打下了良好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