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帶來了很多的“大城市病”，比如交通擁擠、環境污染等。在城鄉一體化的社會轉型過程如何重建價值觀，以及在城鄉協調發展中，如何讓鄉鎮成為整個社會城鄉一體的有機體和生态守護者，從而更好地融合發展？對此本刊記者專訪了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發展戰略研究院院長、研究員張翼。
《人民周刊》：現在提出要嚴格控制城市人口，将人口分流到中小城市去。比如，北京要在2020年将人口控制在2300萬人以内。您認為要解決人口分流，最根本的問題是什麼？
張翼：改革開放以來人口流動的主要動力來自市場。在十八大之前，哪些城市能夠創造高收入的工作崗位，哪些城市就能夠迎來不同層次人力資源的支持。因為以北京為中心的京津冀城市群、長三角城市群和珠三角城市群更具競争力，所以，這些城市群人口迅速增長。
人口随資源走，這完全符合市場經濟的内在要求，越大的城市越易于提升自己的産業配置，也越易于在環保壓力與科技進步拉力下加速後工業化進程，于是，學曆越高的勞動力，也越易于在城市的擴張中找到合适的工作崗位。但城市既需要高人力資本的勞動力，同時也需要低人力資本的勞動力，如果一個勞動力市場僅僅由本科以上的人所組成，我們就很難想象其勞動力成本的上漲幅度，這對本地人口，尤其是對老年人口而言，絕對不是好消息，因為迅速上升的服務價格，是老年人無法負擔的。對此，城市管理部門必須提升自己的治理城市現代化能力，那種單純依靠行政力量疏解人口的做法基本都是失敗的。
要解決人口集聚壓力，最主要的問題是均衡城市與城市之間的發展差距，政府隻有看到這一點，才能降低大城市的抽水機效應。如果聽任大城市繼續擁有并強勢發展優勢資源，城市的抽水機力量就難以消解，政府的行政能力無法降低市場所形成的抽水機作用。大城市之所以越變越大，就是政府沒有以資源配置引導勞動力流動，而總是希望以行政力量疏解人口，疏解的成本很大，但作用很小。有時候，超大城市也力圖将自己的部分資源疏解出去，并希望藉此拉動相關産業與勞動力也随之流動出去，但如果疏解的是劣質資源而非優質資源（比如疏解缺少市場競争力的資源，或者疏解短線或污染資源），則非但疏解不出相關勞動力人口，而且還會在“搞死相關産業的同時卻留下了相關就業人口”。要知道，隻有優質資源的流動才能拉動人口的流動。
《人民周刊》：現在農村有很多留守老人和留守兒童，雖然還是原來的那種親緣、血緣的聚居，但生産方式已經不同了。青壯年都出來打工，或者通過其他方式在城市安家落戶，截至2017年3月底，中國已經形成了12個國家級城市群。過去農耕文明的社會結構已發生變化，面對目前的這種社會态勢，農村與城市如何才能更好地融合發展？
張翼：城市有兩個功能，一是發展能力的輻射功能，一是抽取資金的抽水機功能。在傳統教科書中，我們隻注意到了輻射功能，但卻沒有深入研究抽取功能。正因為沒有防止抽水機現象的發生，在城市輻射出高房價結果後，将城市周邊農村或城鄉接合部轉變為“睡城”，将偏遠地區農村轉變為“空心村”，與此同時，也将農村與中小城市的人口與資本抽離了。費孝通先生原來指出的“小城鎮大問題”，到現在真的成為大問題了。在農村的原有非農産業空殼化之後，中小城市也表現出了空殼化的趨勢。中小城市建了很多住房、商業房，但卻難以達到盈利的目的。如果沒有富有競争力的産業，城市的發展就缺少後勁。房租的價格雖然迅速上升，但由于房價增幅快于房租增幅，所以回報率隻能越來越低。
農村的勞動力進入城市之後，農村留下了大批老齡人口。在2000年之前，還有一部分年輕的女性人口，但進入新世紀之後，種地的農民基本都是50歲以上的中老年農民，這些人的平均年齡越來越大，幾乎每年都在提升老化速度。
農村的社會結構也随之發生了重大變化。逐漸變富的村委會幹部，或者農村的“能人”，或者打工掙了錢的年輕人逐漸在縣城或地區性中小城市購買了住房，他們越來越多地居住到了城市，農村正在逐漸轉變為正式組織的權力真空地帶，這會改變原有的治理結構。在村委會進城之後，種植大戶和農企逐漸進入鄉村，成為鄉村道路、水渠、電線與網站的主要維護者，農企反倒成為服務鄉村的主體。現在的村莊，老年農民、老年居民、不能進城的貧困戶或者殘疾人員等居住較多，但真正種地的農民在減少。鄉村在出現老齡化與産業空殼化問題後，也出現了農村居民的非農化問題。當然，鄉村的非農化在某種程度上是一件好事，中國的農村就是要經曆這樣的過程而最終終結傳統農民，并在土地流轉中催生新時代的職業農民，并藉此提升這部分人口的生活質量。
但在這一轉型過程中，有些不能進城的農民還難以分享到這種市場引導的發展成果，所以，我們才需要積極推進鄉村振興戰略。正因為如此，城市與鄉村的融合發展或者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就必須解決好振興誰、誰去振興、如何振興這樣的難題。有些偏遠農村的衰落與最終消失是必然的，但對于某些具有古文化保留價值的村落，或者有鄉鎮企業支持發展的村落，則可能會逐漸發展起來，在綠化發展中成為“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鄉村。在這種趨勢中，政府的投入必須以農民為主體設計，鄉村的振興也需要以農民産業的振興為支撐，沒有這一點，就無法做到城鄉融合發展。
《人民周刊》：您認為在城鄉一體化的過程中，鄉土的城市化社會轉型将會使農村的傳統模式發生怎樣的改變？
張翼：農村的發展，可能得走土地流轉發展現代農業的道路。在農業生産力還處于傳統階段時，一家一戶的聯産承包責任制是有效的。改革開放之初的農村體制改革，解放了生産力，煥發了農民生産的積極性，提升了土地利用率，提高了農業産量，解決了中國人的吃飯問題，達到了以中國的地養中國人的目的。但伴随生産力的發展，一家一戶的農業經營方式難以提高農業的現代化水平，或者難以在降低成本、在擴大機械化種植面積的大背景中解放生産力和發展生産力。所以，我們當前的糧價比國際糧價要高，繼續走一家一戶農業經營發展的路子，難以提高農業生産力水平。實際上，一家一戶的農業種植方式，在市場競争中增加了虧損的可能性。
在這種情況下，隻有通過土地流轉，盤活農民的收入，促進大戶種植或農企的發展，才能在提升單産産量的過程中，降低農業勞動力投入成本，增加勞動力的收入，一方面解決城市勞動力不足的問題，另外一方面提升農民的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