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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特新政下的經濟時局

時間:2024-10-21 02:22:46

自2015年1月起,沙特阿拉伯進入“薩勒曼新政”時期。在此期間,薩勒曼建立了父子聯合的超級權力體系,同時開始進行大刀闊斧的内政外交政策調整。

在“薩勒曼新政”框架下,沙特對内嘗試進行全面改革,旨在給傳統而保守的王國帶來全新變化,以便更好地适應國家現代化和可持續發展目标;對外強化現實主義指導下的攻勢外交,維護國家核心利益的意圖鮮明。

“薩勒曼新政”所呈現強烈的張力和變革性,頗為引人注目。内外并舉、多管齊下的特點,體現了其一定程度的探索性和實驗性;而多種現實因素的困擾,又使得其充滿了不确定性和風險性。

北京外國語大學教授、國際問題專家馬曉霖認為,盡管“薩勒曼新政”承接前王政策框架,因此體現出一定程度的連續性,代表了21世紀以來沙特王室的集體意志和共識。但“薩勒曼新政”并不是一場颠覆國家政權根本性的革命,而僅僅是确保絕對君主制和威權主義治下的全面改良,面臨的問題和挑戰諸多,前景艱難。

集中權力保障改革開放

從2015年1月薩勒曼出任沙特國王起,薩勒曼父子開啟了力度超前的改革開放和更為強勁的外交攻勢,在外界引起較大反響,表明這個立國近70年的封閉王國正在醞釀着較為深刻的全面變革。

其中,“薩勒曼新政”的内部改革突出表現在調整王權繼承制度,其意義在于:其一,它不僅終結了自開國國王沙特之後長期延續的“兄終弟及”模式而開啟“父權子承”新時代,還為國王年輕化、執政長期化奠定基礎。其二,父子通過一系列行政和法律手段,将軍權、财權和重要人事權納入囊中,打破家族分權制衡成規,為确保政令暢通和政策的穩定性、連續性提供了頂層保障。

事實上,“薩勒曼新政”權力改革并未止步于開辟新的代際轉換。打破家族分權規制,通過調整職務和發動反貪風暴等措施削蕃平山頭,将重要權力集中形成具有超級威權色彩的君權統治,也是一大特點。

這輪洗牌後,沙特已形成薩勒曼父子為中心的權力架構,他們不僅掌控國防軍大權,還把阿蔔杜拉創建并控制近半個世紀的國民衛隊降格納歸國防部轄制,要求其任何調度請求必須通過宮廷大臣逐級向穆罕默德請示。國民衛隊滿編10萬人,與國防軍同等規模,由沙特王室最忠實的四大部落成員組成,負責保衛聖地麥加、麥地那和主要的石油設施。

薩勒曼還安排穆罕默德的同父異母胞弟哈立德擔任駐美大使,調任穆罕默德堂弟艾哈邁德擔任盛産石油的東方省副省長,制約納伊夫派系的财權。盡管薩勒曼也對王室其他派系做了一些安撫性職務調整,但總體上已将核心權力悉數掌控。

2017年11月4日,沙特宣布成立由穆罕默德挂帥的反腐委員會,并一夜查封1700個銀行賬戶,拘留包括世界級富豪瓦利德親王在内的208名權貴,計有11名王子、24名現任和前任大臣。

沙特政府稱,這次行動是經過兩年多秘密調查并掌握充分證據後發起的反貪反腐風暴,旨在清理不法不義之财,杜絕傳統權錢交易方式并還财于民。相關報道表明,落網皇親國戚或達官貴人必須交出70%的财産才能贖回自由。非正式估計稱,通過此舉薩勒曼父子将收繳高達數千億美元資金以充國庫。

從反腐對象名單來看,薩勒曼父子此舉意在進一步剪除潛在最高權力觊觎者,樹立絕對權威,并赢得草根階層支持,為後續推進内外新政鋪平道路。

“2030願景”力推經濟多元化改革

“薩勒曼新政”另一個大亮點是進行大刀闊斧式的經濟改革,尤其是推動以“沙特2030願景”為主軸的經濟多元化,以維護國家長治久安。經濟與發展委員會主席穆罕默德王儲既是這項宏大工程的總設計師,也是實施進程的總推動者。

沙特自然環境惡劣,自然資源相對貧乏,但石油儲量巨大。這種資源禀賦導緻石油時代的沙特長期嚴重依賴石油工業,國内生産總值的50%、财政收入的70%和90%的外貿收入都源于石油,産業結構明顯畸形,經濟發展過于依賴外部市場和高油價,孕育着巨大風險。

馬曉霖分析,近年來,随着新能源革命蓬勃發展和碳氫能源減排呼聲日高,“石油詛咒”及“荷蘭病”纏身的沙特危機感日益加劇,依靠高油價、高收入和高福利維持的食利經濟難以為繼,而福利主義時代一旦終結,必然引發巨大社會問題并最終演化為政治危機和政權危機,嚴重威脅沙特家族君權統治。

基于此,擺脫長期單純依賴石油及相關産業,實現經濟和産業結構根本性調整,聚焦于“後石油時代”的可持續發展,為國計民生打下長遠和紮實的經濟基礎,是沙特數任國王的共識,但經濟多元化進程始終推進乏力。

自2015年穆罕默德擔任副王儲并實際掌管行政大權後,他和智囊班子很快就制定未來15年發展的“2030願景——國家轉型計劃”,并作為國家經濟改革和社會發展的總路線于當年4月正式公布。

根據這個方案,沙特将通過推行一整套改革和複蘇中期計劃,實現“經濟多元繁榮、社會充滿活力、國家充滿希望”三大目标。

據公開資料顯示,“沙特2030願景”由三大支柱構成,一是保護與傳承阿拉伯和伊斯蘭文化遺産,提升朝觐和伊斯蘭文化研究相關服務産業,确立沙特在阿拉伯和伊斯蘭世界的中心地位;二是鼓勵大型企業向海外擴張,使王國發展為全球投資強國;三是重點發展現代貿易和電子商務,成為區域性甚至全球性的物流樞紐和金融樞紐,進而成為連接亞洲、歐洲和非洲的國際樞紐、貿易中心和世界門戶。

贊美與疑慮有待時間檢驗

至2018年初,“薩勒曼新政”實施已有三年多時間,其特點初露端倪,并取得初步效果。但面臨的問題和挑戰依然多如牛毛,前景艱難,不可樂觀以待。

有評論家認為,“2030願景”若能實現七成目标,沙特都将面貌一新。但是,這個目标因其過于理想主義而顯得脫離實際。沙特政治生活不确定性很強,多元化努力長期低效,經濟發展的“油瘾”短時間恐難戒除,本國人就業慣性積重難返,新增勞動力過快而吸收消化機會有限,社會福利能否大規模削減等問題一直被外界質疑。長期形成的消費型、福利型、依賴型國民觀念恐怕也難以短時間内向生産型、勞動型和自主型新觀念轉變。

2017年11月6日,11名王室成員聚集在利雅得省政府門前,要求薩勒曼國王取消停止為王室成員支付水電費的命令而被捕,這表明既得利益者不一定接受削減習以為常的福利補貼。

此外,沙特本國勞動力素質和技能未必能匹配“自力更生”的較高要求,外資進入環境的門檻依然很高,官僚、低效、腐敗等痼疾和法制諸多弊端也非很快就能得到明顯改觀。

盡管國際輿論普遍樂見“薩勒曼新政”取得成功,尤其是西方媒體不乏溢美之詞,以色列反對黨工黨前主席赫爾佐克甚至對沙特媒體稱贊穆罕默德王儲是“中東地區最偉大的革命家之一”。但是,國際輿論同時産生的疑問似乎更多,預示着薩勒曼父子的改革開放注定困難重重,尤其是穆罕默德接替王位并失去父親支持和庇護後,這種自上而下、一柱擎天式的改革,究竟能走多遠,都給世人留下巨大疑問。

特别要指出的是,石油價格幾經波動後依然沒有大幅度回升,這意味着未來沙特還将為此承擔巨大的财政壓力。告别食利主義和戒除“油瘾”的經濟多元化改革勢必傷筋動骨,王權、宗教、社會和女權改革也多管齊下,國内改革可謂頭緒繁多,充滿各種風險和阻礙,而全面開花的地區強勢外交勢必分心又破财,而且暫時看不到大幅度和全面回卷的迹象。

“因此,‘薩勒曼新政’的内外交困是顯而易見的,究竟能走多遠,相當難以令人樂觀。中東力量不乏各種改革運動,更不乏強人政治,終究敗多成少,而‘薩勒曼新政’尤其複雜艱難,最終能否擺脫前人的挫折與厄運,隻有等待時間的檢驗。”馬曉霖對本刊記者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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