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四節氣是中國農曆的特定節令，濃縮了數千年農耕文明的精華，凝結了一代又一代中國人的情感與智慧，以及對天、地、人的感悟。二十四節氣是我們民族對天地萬物共生共榮的細微體認，也是共同文化身份的維系。它們以一種無形的力量塑造着我們的記憶，影響着我們的生活方式。
二十四節氣與文學的關系，則如散文家龐培所說：“這裡的二十四節氣，恍若中國文學史背面靠牆的一架編鐘，無論怎樣的人聲呼吸、魂魄動靜，都能觸及它龐雜音序之上的一個哪怕最微小的音叉。每一個詩人的名字背後，都有一整本的‘二十四節氣’，在調勻、校正他獨特的嗓音。”自二十四節氣出現在我們民族的生活中，它們便成為書寫對象，寫作者在其中表達對天時運行的敬畏、對人倫親情的感念、對農耕情境的凝視、對民俗風物的關懷，如白居易、杜甫、司空曙、陸遊、歐陽修、辛棄疾等都留下了相關的優美篇章。
當然，對二十四節氣的書寫不僅僅停留在古典文學中，當代文學也奉獻了精彩的作品。由龐培、趙荔紅主編的《中國書寫：二十四節氣》就是例證。二十多位當代作家、詩人，以他們搖曳的筆觸、獨特的體驗、詩意的情懷呈現了二十四節氣中的别樣世界。
劉勰在《文心雕龍》中寫道：“春秋代序，陰陽慘舒，物色之動，心亦搖焉。蓋陽氣萌而玄駒步，陰律凝而丹鳥羞，微蟲猶或入感，四時之動物深矣。”也就是說，随着時節的變化，自然界的陰陽也在随之轉化，而随着萬物的變幻，人們的心裡也産生了情感的波瀾。劉勰将自然與情感或者說藝術的關系解釋得明了而深刻。
而二十四節氣則在自然、生命、情感、智慧之間建立了一種遼遠蒼茫的詩意，立春、雨水、驚蟄、春分、清明、谷雨、立夏……這些節氣名詞本身就是一幅幅迷人的畫卷：春江水暖、草長莺飛、麥浪起伏、桃李滿園、大雁南飛……這樣的美讓人心曠神怡、遐思翩翩，這是動美也是靜美，是壯美也是優美，是詩情也是畫韻，是天籁也是人文。正是這種飽滿詩意的存在，才使二十四節氣的書寫者們有了不斷打開這種詩意的可能。
雖然自然萬物、季候變化在不經意間從我們身邊悄然而逝，但對那些敏感而優異的心靈來說，同樣可以把它們化作生命的詩篇。周曉楓的《夏至》，野玫瑰的花瓣、姬蜂的振翅、蜘蛛的織網、蝈蝈的鳴叫等等都一點點展示出自然的靈氣與生命的歡樂。周華誠的《寒露》寫道，在柿子、山茶果、八月炸、稻谷的沉默與芬芳裡，“蟲鳴，鳥叫，炊煙在村莊裡升起，露水在清晨凝結，一陣風來，成熟的闆栗從樹梢上掉落，啪啪作響……”狀寫出了秋的靜谧、内斂與豐盈。這些作家把筆觸指向廣袤深厚的大地，大地上的一花一草、一蟲一鳥、一枚果實、一縷炊煙、一滴露珠，都富有生命詩意與藝術韻緻。
物候的變化，節氣的更替，在這些作家的筆下，牽連的不僅是詞與物、情與思，還有念茲在茲的故鄉和久遠清晰的往事，它們次第盛開在記憶的世界中。在他們那裡，二十四節氣不是簡單的時間變化與氣候節點，而是承載着獨特的體驗與感受，并以不同的言說方式彰顯其情感、想象與力量。
“田野裡春風吹着，涼絲絲的。腳邊的麥子、油菜都是綠的，油菜花還沒有開。就想起了自己童年的春分，想起了姥姥，想起了推子。”在藍藍的書寫中，春分就是她與姥姥、推子之間的故事，在豎雞蛋、挖荠菜、摘香椿等童年往事中感懷一個節氣的溫情、美好，還有感傷。
在沈念的筆下，“小暑”在很長一段時間成為他一年中唯一的節氣，因為可以和小夥伴猛子一起捉蟋蟀、玩蟋蟀、掏燕窩、摘蓮蓬，還有溺亡後的猛子娘那無比溫暖慈祥的表情，“那些過往封存在時間的底片上，似乎沒有留下任何印痕，可向光即可見影，閉上眼睛，我還看得見”。
黑陶則是在與父親洗竹廚、看鄰居曬殘舊古書、吃紅燒肉和鍋巴、燒白粥調涼粉、用廢鏡片提取火焰、給街上親戚送饅頭等日常生活細節的描繪與回憶中，呈現“大暑”的火熱及其所散發出的生活的光芒。
立冬節氣，葛水平融入故鄉濃郁的鄉村戲劇氛圍之中，“我是那個冬天裡舞台上的一枚花旦，我甩着長長的水袖，我為我的故鄉唱戲，為一個節氣唱戲”。在這個節氣裡，她看到了鄉親們從大地深處緩緩走入鄉間劇場，而我們則可以輪廓分明地感受到鄉愁在一撥一撥地湧現，餘音袅袅、不絕如縷。
在于堅《春至兮歸我故鄉》一文中，春節也同樣是一種力量，召喚着人們不顧辛勞地從城市“回到頑固守舊的父老鄉親的老宅裡”，回到大地，回到故鄉，回到詩意的栖居地。
在這些節氣的書寫中，大地和故鄉是關鍵詞，故鄉的人與事、悲與歡，故鄉的風情與民俗、記憶和想象，不僅影響着他們的生活、凝結着他們的感情，同樣也在塑造着新的生活方式和思維方式，從簡單的日常生活到人生的價值選擇。
而在對節氣與故鄉、大地關系的書寫中，有揮之不去的懷念與追憶，也有充滿憂患的反思與批判。“……農用語轉工業行話，遂大地層層剔盡，河流越顯纖弱……填塞河流、溝渠、濕地，築超級體重的大壩、樓盤，酷熱難熬，年複一年，不察原委。”鐘鳴在《立春》中訴說着難以名狀的疼痛。楊鍵在《清明》中以充滿人文情懷的筆調，對家鄉水道、老橋、桑樹和人情味的消逝進行了書寫，“父母、自然、本性，其實都是我們的歸處，這三樣在我們這個時代都遭到了空前的毀壞與遮蔽”，從中可以感受到激憤與憂慮之情。這種反思和批判的背後是一種對古老文明的緻敬，一種對人與大地、自然、故土之間詩意關系回歸的期待。
就二十四個節氣，不同的作家采取了不同的書寫方式。正如趙荔紅所說：“書信體、詩歌引用、小說化代入感、關鍵詞、半文半白的筆記體、夾叙夾議的評論體、曆史演繹、調查報道……一篇文字可能糅合多種元素、多樣叙述方式，不同文章也會呈現不同元素及叙述方式的運用。”如在“雨水”節氣中，祝勇走進紫禁城的弘義閣，站在廊檐下，看雨點實實在在敲打在冰冷的台基上，想這紫禁城經曆的雪雨；柯平在“小寒”中，用筆記體呈現這一節氣，一個“小寒”跨越了上下五千年，寫了十五個曆史人物；詩人楊鍵則在“清明”篇章中，穿插了關于這一節氣的詩歌；沈念采取的是小說的筆法，“小暑”節氣，“我”被送到外婆家住段日子，見證了一段死亡和生命的重生；鐘鳴以“知識考古”的方式，梳理《爾雅》《禮記》《周禮》《開元轶事》《歲時廣記》等文獻，闡釋“立春”的内涵，并對今人的行為進行反思。可以說，這是散文文體革新的一次集中展現。
二十四節氣，是祖先的耳語，是民族風情的标識，是來自廣袤大地與遼闊星空的深遠記憶，是源自生命、大地的動人智慧。這些在不同方式的文學書寫中得以藝術呈現。這是一種對生命與大地的詩意象形，一種對古老文明和生活方式的追尋，鮮活、深情、悠遠。
編輯/李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