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巴金卻非常低調謙虛，晚年他給蕭乾寫信，說有三個人的才華超過他，一個是沈從文，一個是曹禺，一個是蕭乾。巴金與包括沈從文、曹禺、蕭乾在内的許多文壇老人關系密切，與沈從文更是私交甚笃，從年輕時便開始交往。
滬上初識
1922年9月，随湘西土著部隊流徙于湘川黔邊境與沅水流域的沈從文來到朝思暮想的北京，踏上了文學創作之路，寫出了大量有着濃郁湘西氣息的感人作品。後經胡适、徐志摩等朋友推薦，隻有小學學曆的沈從文走上了大學講台，先後在中國公學、國立青島大學、西南聯大和北京大學教書，他與巴金相識時正在青大任教，而巴金剛剛從法國留學歸來。
1932年暑假，沈從文從青島來到上海。沈從文當時正追求張兆和，他此行的目的是轉道上海去蘇州張家拜訪。據巴金回憶，當時他剛從法國回國不久，住在上海環龍路舅父家，這時恰好南京《創作月刊》主編汪曼擇來上海組稿，邀請巴金和沈從文在一家俄國餐館吃飯，這是兩人之間的第一次見面。沈從文去世後，巴金在《懷念從文》中記錄了他們的初識：“我去法國之前讀過他的小說，一九二八年下半年在巴黎我幾次聽見胡愈之稱贊他的文章，他已經發表了不少的作品。我平日講話不多，又不善于應酬，這次我們見面談了些什麼，我現在毫無印象，隻記得談得很融洽。他住在西藏路上的一品香旅社，我同他去那裡坐了一會，他身邊有一部短篇小說集的手稿，想找個出版的地方，也需要用它換點稿費。我陪他到閘北新中國書局，見到了我認識的那位出版家，稿子賣出去了，書局馬上付了稿費，小說過四五個月印了出來，就是那本《虎雛》。”
其實還有一件重要的事情巴金在文章中沒有提及，沈從文第一次去張家，準備送給張兆和一些外文書作為禮物，但自己外語水平有限，不知如何選擇。于是巴金替他挑選了一些國外的文學名著，其中有一套英文版的《契诃夫小說集》，是當時最權威的譯本。據說張兆和收到禮物後異常欣喜，從某種角度說，沈從文求婚成功有巴金的功勞，雖然張兆和對此并不知曉。
年輕人的心是相通的，當時巴金28歲，沈從文30歲，兩人可以說是一見如故。沈從文當天晚上還要去南京，兩人分手時，沈從文邀請巴金到青島去玩。巴金本來要去北平，于是便推遲了行期，先去了青島。
巴金在青島過得非常愉快，沈從文把自己的屋子讓給巴金，在大海的波濤聲中，巴金安靜地寫文章、寫信，也可以毫無拘束地在海濱和櫻花林中散步。兩人有話就随便地交談，無話便沉默不語，一切都是那麼随意，就像是相識幾十年的老朋友。沈從文沉默寡言，他聽說巴金也不喜歡在公開場合講話，便講了自己第一次在大學講課的情景。當時課堂裡坐滿了學生，沈從文走上講台，那麼多年輕的眼睛望着他，他卻一句話也講不出來，隻好在黑闆上寫了五個字“請等五分鐘”。巴金聽後也笑了。
巴金在青島住了一個星期，随後去了北平。
北平重逢
因受時局影響，國立青島大學校長楊振聲辭職去了北平，沈從文與楊校長關系很好，也随他離開了。楊振聲在北平受國防會議委托，負責編輯中學教科書，沈從文給他做幫手，主編國文一科，可惜後來抗戰軍興，這套教科書并未印行。
就在這個時期，沈從文終于抱得美人歸，與張兆和幸福地結合了。巴金在上海聽到消息，發電祝賀，沈從文則邀請他到新家作客，巴金想念朋友，于是便去了北平。
沈從文住在西城府右街達子營28号院，剛來北平時他暫住楊振聲家裡，随後便買下了這座小院。對于自己去沈家的情形，巴金在文章中回憶說：“我坐人力車去府右街達子營，門牌号數記不起來了，總之，順利地到了沈家。我隻提了一個藤包，裡面有一件西裝上衣、兩三本書和一些小東西。從文帶笑地緊緊握着我的手，說：‘你來了。’就把我接進客廳。又介紹我認識他的新婚夫人，他的妹妹也在這裡。”
沈從文把巴金安頓在書房，房内有一張書桌和一張床，幹淨整潔。據巴金回憶，沈從文家的院子小，客廳小，書房也小，正房隻有小小的三間，然而卻非常安靜。巴金在沈家住了幾個月，期間完成了《愛情三部曲》中的《雷》及《電》的一部分；而沈從文正在創作《邊城》，同時在天津《國聞周報》連載《記丁玲》。兩人一個屋裡，一個屋外，各寫各的，互不幹擾，有時說幾句閑話，有時便相對沉默。
當時丁玲已被國民黨特務機關秘密關押，讀者想了解丁玲的情況，所以沈從文連載的《記丁玲》很受歡迎，不少人都焦急地等待每一周的《國聞周報》。巴金從上海動身時，《良友文學叢書》主編趙家璧委托他向沈從文組稿，願出高價得到這部《記丁玲》。經巴金從中斡旋，趙家璧拿到了書稿，卻無法出版，直到一兩年後才編入《良友文學叢書》，但也被删去了許多内容。
當時沈從文還主編《大公報》文藝副刊，常有客人來訪，其中一部分是專家和教授，一部分是作家和學生，達子營28号院成了北平一個重要的文學據點。寫作之餘，巴金有時也會來到客廳，和沈從文的朋友們談天說地，交流思想和創作體會，他在北平的日子過得舒适又充實。
巴金來北平時，正逢秋天，古都的秋天格外清爽，在這個最美好的季節，兩個年輕人度過了一段最美好的時光。
當時巴金和朋友靳以在北平合辦《文學季刊》，靳以在三座門大街租了房子，要巴金和他一起搬過去。在達子營28号院住了幾個月後，巴金便離開了沈家。
雖然巴金和沈從文平日都很忙，但同處一座城中，還是有機會經常見面的。沈從文經常對巴金的作品提出意見，也勸他不要浪費時間；巴金也常去沈家吃飯，還和沈從文開玩笑說是他們家的食客。沈從文夫婦對巴金的《文學季刊》也非常支持，1934年《文學季刊》創刊時，張兆和特地為創刊号寫稿，她的第一篇小說《湖畔》受到讀者歡迎，她唯一的短篇集後來也收在巴金主編的《文學叢刊》裡。
1934年巴金回上海住了一段時間，随後又去了日本，回國後回到北平，恰好靳以要去天津照料母親，巴金便去三座門大街結束《文學季刊》的事情，順便退掉房子。辦完事後，巴金去了達子營沈家，老友見面，一番親熱自然不必細講。
後來巴金動身回上海，沈從文夫婦到前門車站送行，沈從文握着巴金的手說：“你還再來嗎？”多年以後，巴金對當時分别的情景還是記憶猶新，他在文章中這樣寫道：“我張開口吐出一個‘我’字，聲音就啞了，我多麼不願意在這個時候離開他們！我心裡想：‘有你們在，我一定會來。’”
昆明再會
北平分别不久，全面抗戰爆發，沈從文夫婦輾轉去了雲南昆明，在西南聯大教書。據沈從文的學生汪曾祺回憶：“沈先生在聯大開過三門課：各體文習作、創作實習和中國小說史。”
汪曾祺在《沈從文先生在西南聯大》中說：“文林街文林堂旁邊有一條小巷，大概叫作金雞巷，巷裡的小院中有一座小樓。樓上住着聯大的同學：王樹藏、陳蘊珍、施載宣（蕭荻）、劉北汜。當中有個小客廳，這小客廳常有熟同學來喝茶聊天，成了一個小小的沙龍。沈先生常來坐坐。”
沈從文沒有料到，在這西南邊陲之地，他與巴金又相會了。
1940年暑假，巴金從上海去昆明，第二年又去了，在昆明過了兩個暑假。沈從文和巴金常在昆明的小飯店裡見面吃飯，沈從文吃飯不講究，一碗米線加一個西紅柿和雞蛋就很滿足了。在炮火連天的戰亂年代，他們異常珍惜相聚的時光，同遊過西山龍門，也一路跑過警報，看見炸彈落下後的濃煙，也看到過田野中血淋淋的屍體。
對于巴金和沈從文來說，所有這一切，既是慘痛的記憶，也是創作的源泉。
編輯/李茜